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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历史与秩序收集编辑：徐文堪
林藜光（1902—1945）先生是我国近代重要的佛学家和印度学家。他主要的学术成就，是对《诸法集要经》的校订和研究。这一工作被誉为20世纪后期小乘佛学研究中最重要的贡献，至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可惜，由于作者英年早逝，其研究成果《诸法集要经研究》这一法文巨著是在作者身后才陆续分册问世，且刊行时间极其漫长，国内学界并不了解，能读到原作的人就更少了。该书的英文译者SaraBoin-Webb（1937—2008），曾英译比利时学者拉摩的法文名著《印度佛教史》。同样遗憾的是，译者在完成林氏著作绪论的翻译工作后，未及刊行，便因病去世，令人唏嘘不已。
现在，经过国内有关方面的不懈努力，搜集到林氏大著全部四册，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所属中西书局精心影印出版。这可是嘉惠学林的大好事。笔者不揣浅陋，在此对林藜光先生的生平和学术，以及中国近代以来对梵藏汉佛典的对勘研究，作一些简略的介绍，聊供读者参考。
正如北京大学王邦维教授指出：中国在严格近代学术意义上的梵藏汉佛典对勘研究，是从爱沙尼亚学者钢和泰在北京大学开始的。钢氏出生于时属沙俄帝国的爱沙尼亚，1894年到德国柏林大学学习梵语和阿维斯塔语等东方古代语言，后转入哈勒-威登伯格大学，师从著名佛学家和印度学家皮舍尔，获得博士学位。1916年，他与著名日本学家叶理绥等人穿越西伯利亚开始亚洲之行。1917年，钢和泰为研究佛教文献，特别是想寻找伽腻色迦的汉文资料，来到了北京。
由于正值十月革命爆发，钢氏在爱沙尼亚的领地和财产亦被没收，不得已只好滞留在北京。1918年，得时任香港大学校长的爱里鹗爵士郑重推荐，又经北大教授胡适介绍，钢和泰在北京大学讲授梵文、藏文和印度宗教史等课程。1925—1929年，钢氏一直在北大担任梵文教授。1923年，他在《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期发表著名论文《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由胡适译为中文），强调研究古译音对于探讨汉语音韵沿革史的重要意义。1926年，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专著《大宝积经迦叶品梵藏汉六种合刊》（梁启超作序）。该书是在中国佛教文献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1933年，北平图书馆和清华大学又联合出版了他的著作《大宝积经迦叶品释论（藏汉对照）》。
1928年下半年，钢和泰应哈佛大学之邀赴美讲学。1929年3月，哈佛大学正式聘他为中亚语文学教授。同年，他返回北京主持哈佛燕京学社下属的中印研究所，同时继续在北大授课（直至1932年）。
钢和泰在北京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时，有一些中国学者协助他进行课堂翻译，或跟随他学习梵文、藏文。钢氏主持的中印研究所还从世界范围内聘请了一些外籍助手，其中一些后来成为国际著名学者。而在众多的杰出中外学人中，林藜光是非常突出的一位。
林藜光是福建厦门思明人。早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哲学系，在校时与在该校任教的法国（原籍瑞士）学者戴密微过从甚密。戴密微是汉学大家，也精通梵文和佛教。林藜光跟随戴氏学习，两人感情深厚。1927年，戴氏离开厦门前往东京法日会馆，从事佛教辞典《法宝义林》的编纂工作。1928年3月，戴密微从东京致函钢和泰，向他推荐林藜光，并附林的姓名和住址，以便联系。但不久之后钢氏即赴哈佛大学任教，未顾及此事。待钢和泰结束访问返回北京后，于1929年聘请林藜光为哈佛燕京学社所属北京中印研究所研究助理，从1929年至1933年，林在钢和泰的指导下在该所工作近四年。
林藜光在北京另一件富有学术意义的事，是担任卓越的语言学家罗常培所著《厦门音系》一书的发音人，时间达半年之久。当时罗先生手边有1927年在厦门记音的材料，利用那些材料做了一个字表，由发音人校正。发音人把音灌在蜡筒上，然后，罗把灌的音用国际音标记出，最后由赵元任先生校正。《厦门音系》是罗常培先生的第一部专著，1930年由中研院史语所出版，1956年科学出版社出新版。林担任发音人一事少有人知，罗先生的谈话记录也将林的名字误为“林立光”，故在此提及。在北京期间，林藜光除协助钢和泰进行研究工作，还继续研习梵文，进步很大。他还与陈寅恪、莱兴等共同参与在钢和泰家中举办的读书班，并帮助美国的史克门学习汉文佛典。
1930年来到中印研究所的德国学者魏勒是一位印度学大家，并通晓汉文，日后在学术上成就卓著。林氏曾与他共读梵文的《孙陀罗难陀诗》。
此外，林还向潘克拉托夫学习蒙古文，并在近四年的时间里编辑《大宝积经迦叶品汉梵索引》（林离开北京后由德国学者李华德继续完成），该书原拟列入哈佛大学出版的《中印研究丛书》，后因钢和泰去世未能刊行。
在北京的这段时间里，林藜光在学术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不仅通晓法、英、德、日等各国文字，梵文、藏文、巴利文和佛学水平也大大提高，这为他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3年，林藜光应戴密微之邀，赴法国担任巴黎东方语言学校中文讲师并继续深造。行前中研院史语所聘他为通信研究员，并提供巴黎之行的路费。在巴黎，林在讲授中国语文课程的同时，师从法国印度学大师烈维和著名学者雷鲁，并时时向戴密微请益。列维当时已年迈，林氏谓“余幸及游其门，正如大树最后新叶，得依老干为荣焉”。
1935年，林藜光在《亚洲学报》发表法文论文《那提大师考》。1936年春，夫人李玮（毕业于清华大学）来巴黎完婚，婚后甫三月，因母亲病逝，回国奔丧。在厦门时应中国佛教会厦门分会的邀请，作题为《关于欧洲人士研究佛学之一斑》的演讲。数月后返法，继续在东方学院任教、从事佛典研究，并攻读法国国家博士学位。
1922年，列维在尼泊尔获得《诸法集要经》的梵文写本，此经有一部汉译本，为宋代日称等译，但很粗糙。林藜光跟随列维学习后，列维把梵文抄本委托林藜光校订，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列维所获抄本本身有许多讹误，只有一处跋文指明经中的颂辞来自《正法念处经》。该经梵文本已佚，但有一部藏文译本和两部汉文译本存世。列维对汉、藏文本的《正法念处经》也有研究，曾撰写论文《正法念处经阎浮提洲地志勘校录》，由冯承钧先生译为中文。但由于《诸法集要经》的编者完全打乱了原始经文中的编排顺序，把韵文部分重组为三十六品，还在经文中用散文体加上注释和概述，列维未能在藏文和中文的《正法念处经》中找到那些颂辞。林氏接手进行整理之际，列维已在1935年去世。林藜光凭借无比的耐心和顽强的意志，终于在《正法念处经》中发现一句《诸法集要经》的颂辞，并进而找出整个系列的颂辞，最终使整部《诸法集要经》现身。整理工作非常烦琐艰难，但林氏以自拟联语的“磨砚曾闻金可缕，移山哪惜鬓成丝”的精神，在雷鲁博士悉心指导下，以十多年的心血，完成了列维托付的工作：以梵文本《诸法集要经》为依据，对照汉藏文本《正法念处经》，比较考订，逐句校正，并用梵、藏、汉、法四种文字并列颂辞，详加注释。这正是比勘梵、藏、汉文佛典的经典方法，林氏运用得极其成功。
在林藜光先生从事如此可谓“前无古人”的研究工作时，正值二战。其时巴黎已经沦陷，故国音书阻梗，加上米珠薪桂，生活艰困，以至林氏操劳过度，营养失调，健康状况极度恶化。尽管如此，林氏在初步完成研究的译注工作后，即着手撰写绪论，作为博士论文的正文。他在论文中努力探讨小乘宗派的发展线索，并力求弄清后期小乘与大乘宗派之间的因缘关系。绪论共分五章，每写成一章，林即与戴密微反复商讨定稿，至1944年秋末冬初，绪论各章稿本初齐，而林氏竟已卧病不起，不得不进入疗养院疗养，不久之后因旧疾加剧，于1945年4月29日逝世，得年仅四十四岁。
绪论研究的问题既广泛又深入，为此林氏曾博览汉文大藏经中二百多部相关作品，力图理清佛教的起源、地域、社会分化、语言、部派历史等错综复杂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如对于佛典的语言问题，他曾写道：“即使在最古老的年代，佛陀可能只使用一种语言吗？综合……判断，佛世时对语言的态度是随意且开放的。因此在那时候，佛教徒继续使用多种语言，而摩揭陀语只是其中一种罢了……为什么我们不假设：在其他早期佛教流传的地方如吠舍离、憍赏弥、秣菟罗、优禅尼等等，也有他们特殊的方言用来传教。根据前述大藏经，佛陀明确表示了对使用各地方言的看法及态度。”这一论断曾给后来的研究者很大启发，其他还有关于佛教义理和历史的各种问题，由于具体资料尚不完备，各国学者至今仍在摸索，尚无明确可信结论。
林藜光去世后，戴密微精心整理其遗著《诸法集要经研究》，陆续出版。最先出版的是第一册，因这一部分已定稿，相当完整，1946年即予以印行。第二册为博士论文正文，经戴氏校订，于1949年问世。至于三、四两册的校订工作，戴氏为此付出了巨大精力。据戴氏自己说：初稿校订之难不在于其法译文有何错失，因林氏对于法文的掌握已达完美程度，无须多加修改；难处在于所遗篇章未经本人定稿，页数散乱，必须一一用力爬梳，清出其译注次序，统一篇章体例。
戴氏在校订时，并不参以己见，对林氏的原文尽量不加损益；遇到梵文颂辞有文字问题时，则与法兰西学院印度学教授雷鲁和知名佛学家巴罗商酌定夺。原文不清之处，又委托原籍荷兰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佛学大家狄庸花费大量时间与藏文本进行对照，加以修订，所以第三册1969年始得出版。至于第四册，经读过第二、三册的学者提供意见，由狄庸教授对照梵文和藏文部分，补写“补遗”部分，于1973年问世。至此，戴氏经营此书，凡历二十七年之久，终成完璧！
近代以来，我国学者从事过梵、藏、汉佛典对勘的，还有杰出的佛学家吕澂，此外如王森在1948年与印度学者师觉月合作，校订世亲《俱舍论颂》的梵藏汉文本。就整个20世纪而言，在这一领域，中国学者的工作产生重要的国际影响，足以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的，除了林藜光先生的研究及其遗著，笔者以为只有季羡林先生在德国学者温特尔和法国学者皮诺帮助下，对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语A《弥勒会见记》的释读工作及体现其成果的英文专著（1998年）可堪比拟。两部大著交相辉映，堪称双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