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拉丁美洲化的中国》，指出中国农村贫困化的加剧和社会城市化进程的扩大，加剧了城乡差别和贫富分化，使中国拉美化的风险进一步增加。
同年发表的《盛世危言：中国的拉丁美洲化倾向》中引用的数据更惊悚，根据统计，农村人均年收入只有317元，城乡居民收入的差别由八十年代中期的1.8:1扩大到2003年的3:1，恰好是美国1929年大萧条前夕的比例。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问题资深研究员赫金博瑟姆甚至认为，中国人口和劳动力过剩是一个长期的问题，长远来看，任何工业化进程都难以消化中国农民这样庞大的劳动力大军。
“警惕拉美化”成为当年热议的话题，甚至被提到了两会的高度。
1980年代被称为拉美失去的十年，当年的拉美实行财政赤字+负债增长的战略，过度依赖外债加上没有资本管制，油价下跌以后，资本大量外逃，拉美危机爆发。那段历史与1990年代日本失去的二十年非常相似。
现在对于中国是否会面临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的担忧，也与当年对中国拉美化的担忧如出一辙。
类似的担忧由来已久，并不是这几年的事。
Linkedln联合创始人Reid Hoffman有个比喻很形象，创业就像是从悬崖纵身而下，然后在下落的过程中组装一架飞机。一个国家的创业历程与一家企业的创业历程，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这并不是说当下的问题不重要，而是它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事物的发展不是线性的，不同的国家也有很大的禀赋和战略上的差异。
比如2004年，农民工进城，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扩大，内外都在质疑中国是否会走向拉美化。但中国与拉美走的路线并不相同，当年的中国走的是世界工厂+土地财政+资本有序流动，不断在争取供应链的话语权，拉美走的是资源出口+依赖外债+资本自由流通，很容易被外资抽血。
当时各界担心的拉美化，在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一二三四五线多层次的城市体系下，也得到了很好的消化。
20年后，同样的问题又来了，中国是否会日本化？劳动力是不是不够了？
中国与日本的差别，与当年中国与拉美的差别也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日本1998年以后金融彻底开放，资本自由流通，汇率自由浮动，结果戳破了本国的资本泡沫。而中国的情况不同，大概率不会面临拉美和日本那种釜底抽薪的情况。
日本当年没赶上互联网20年，中国赶上了。现在的新能源大潮，中国也是先行者。一轮又一轮的科技革命，中国都在场。
至于人口问题，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加上AI的发展，很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再过20年，往回看，现在所担心的人口问题，或许就像20年前人们担心城市化进程中带来的问题，只是发展过程中很小的浪花。
有些问题并不需要解决，当发展到了下一个阶段，它们就会消失，比如当年的拉美化问题，又比如现在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科技发展的浪潮会滚滚向前，推动社会实现一个又一个不敢想象的跨越。
塔勒布在《黑天鹅》的第一章就讲了这么一段话：
“历史和社会不是缓慢爬行的，而是在一步步地跳跃。它们从一个断层跃上另一个断层，其间极少有波折。而我们（以及历史学家）喜欢相信那些我们能够预测的小的逐步演变。我们只是一台擅长回头看的机器。”
我们习惯了用静态的、线性的眼光去看待问题，以至于在那个当下似乎无路可走。
但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来都不是线性的，而是跳跃式的。这种跳跃依赖科技的进步产生的量级的改变，而当人们真正意识到它时，往往已经如火如荼。
不要用渐进式发展的思路，来模拟一个跳跃式发展的现实。
对科技发展的不确定性保持敬畏之心，是一种长期的乐观。投资需要这种乐观精神，在一切都还模糊的时候，去寻找那些确定性最强的事物，勇敢出手。等到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机会也就消失了。所有人都能看到的机会，就不叫机会，只能叫扎堆。
做投资需要忍受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自下而上的精选个股，它不同于一揽子买入，更像千军万马之中取上将首级，不可能次次精准，只能尽可能增加成功的概率。
能够接受这样的不确定性，才能在这个市场长久活下来。这是赢的第一步，坚定地坐在你的椅子上，不要下牌桌。
坐在牌桌上，对未来保持乐观，在市场低点不断买入低估值的筹码，然后等待市场回暖，这是投资中最简单的事。
但人们总是搞反，认为经济是线性发展的，自己却能一夜暴富。
没有这样的好事，再好的市场，刚开始启动的时候，也需要经历一段漫长的拉锯。
可是，没有人愿意慢慢变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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