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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苗师傅收集编辑：苗炜
多年前，我去巴黎玩，在卢浮宫里转悠，在塞纳河边转悠。塞纳河边有很多旧书摊，我在旧书摊上发现了一本1968年9月的《巴黎竞赛画报》，封面是布格拉街头的苏军坦克。我花一欧元把这本画报买下来，带回国送给了一个1968年9月出生的朋友。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礼物。那时候，我特别崇拜外国杂志，没事儿就翻翻《时代》《明镜》《巴黎竞赛画报》，看不懂也觉得好看。后来，我在《时代》周刊网站上看到了一个小游戏，你输入自己的生日，就可以找到你出生的那一周，《时代》周刊的封面是什么样子。我输入自己的生日，然后看到1968年4月第一周的《时代》周刊，封面人物是杜布切克。杜布切克1968年1月担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推动政治改革。他是苏联党校里培养出来的高级干部，从来没去过西方，却在1968年宣布要取消审查制度，允许知识分子发表意见，他说，捷克要建立一种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没想到我出生的日子，跟这位政治家有关。我对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就更加好奇了。后来，有人送给我一套《纽约客》杂志的光盘，这本杂志创刊80年，把80年的内容全刻在光盘里，我把1968年的杂志文章都翻了一遍，印象最深的是一篇关于诗人金斯堡的报道，还有一位奥地利作家写的布拉格之春。我不知道你是否检查过你出生的那一年，这世界发生了什么大事。我出生的1968年，有这样几件大事，马丁路德金博士被杀，巴黎的五月学生运动，布拉格之春。这一年，美国宇航员第一次拍到地球从月亮表面升起的照片，有个美国人办了本杂志叫“全球目录”，就用那张照片做了封面。艺术家安迪•沃霍尔这一年说了一句名言——以后世上每个人都能当15分钟的名人。你说这些事情跟你有关系吗？好像还是有点儿关系。那时候法国的一所大学，校方宣布禁止男生进入女生宿舍，学生们不干了，把女生宿舍给占领了，说大学里要有政治自由和性自由。如果你在北京上大学，不能去女生宿舍找你女朋友，你当然也会想，我要像法国学生那样抗议。后来的红五月学生运动，巴黎学生提出了很多激动人心的口号，“要无拘无束的生活，尽情的享受”，“想象力就是权力”，“要做爱，不要做战”，“打倒消费主义”，“禁止说禁止”，“要互相操，否则他们就来操你”，“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警察，要清除他”，“用头脑驱除警察”，这些口号符合全世界青年的口味，年轻人就应该这样有活力，要多做爱，要反抗秩序，要相信一个美好世界是可能的。我30岁的时候，眼中的巴黎红五月和后来的布拉格事件，其含义是差不多，都是反抗。你看布拉格事件的照片，穿着牛仔裤的青年站在苏联坦克上，年轻姑娘穿着超短裙抗议入侵者，这是多么浪漫多么美的事情。我甚至不由自主的想，我出生在1968年，就注定了我是有反抗精神的一个人，我要像马丁路德金那样，像巴黎学生，像布拉格市民那样，捍卫自由，争取权利！当然，这些都是我偶尔想想，当我这么想的时候，我的确感觉到一种内心的激情，这种激情是什么呢？就是刻奇，这是一种自我伟大的不真实的激情。刻奇，我今天要聊的就是这个词。聊聊布拉格之春和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聊聊他小说中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概念，刻奇，或者翻译叫媚俗。1968年春天，捷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杜布切克提出要在国内推动政治改革，党的高级干部跑去莫斯科向苏联同志汇报，我们要建立一个民主的、人道主义的共和国，工人可以罢工，知识分子可以说话。苏联及东欧国家，对捷克这番做法都提出了警告。8月20日这一天，几百架飞机从波兰、白俄罗斯和东德的机场飞往布拉格，一千辆坦克进入捷克境内。几天之内，共有五十万来自华约组织的军队控制了捷克。苏联的塔斯社说，军队之所以进入捷克，是因为苏联收到了捷克人民发出的援助请求。苏联正在捷克进行兄弟般的援助。捷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杜布奇克很快被抓了起来，关押在乌克兰的一个秘密地点。苏联人先威胁要杀死他，过了几天，命令他刮胡子、穿上干净衣服，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协议》上签字，要恢复审查制度、消灭反对派团体。8月27日，苏联军队进入捷克一周，杜布切克回到布拉格，发表广播讲话，数百万捷克人听了他的简短演说，讲话过程中有长时间的停顿。这是一个政治家非常屈辱的时刻，杜布切克在自己的国家要施行什么样的政策，不由他和他的人民说了算。1956年，匈牙利也曾想摆脱苏联的控制，结果苏联军队在匈牙利杀了好几千人，有十几万匈牙利人逃到奥地利。1968年的布拉格事件，比起匈牙利事件来要温和一些，死了一百多人。捷克人进行的是捷克式反抗。他们会把街道指示牌拆下来，让苏联坦克迷路，会在墙上涂鸦写诗，讽刺苏联领导人，姑娘穿着超短裙登上坦克，嘲笑苏联士兵。我们看到当年留下的照片，大多是青年登上苏联坦克的画面。这是1968年8月的事。到1968年10月，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玩笑》出了法语版，这是他的小说第一次在法国出版。昆德拉前往巴黎宣传自己的新书，他对法国记者说，布拉格之春的精神会永存，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没有失败，也没有捷克作家想移民国外，我要留在祖国继续工作。从巴黎返回布拉格后，昆德拉写了一篇文章叫《捷克的命运》，他说，我在国外讲话的时候，用的都是爱国语言，因为我们的民族是坚定的、理智的、团结的，布拉格的秋天比布拉格之春还有影响，未来还充满希望。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剧作家哈维尔和昆德拉吵了起来。哈维尔发表一篇文章反对昆德拉的说法，昆德拉又写了一篇文章回应。只交手了一个回合，双方就停战了。而后，昆德拉继续写小说，1969年完成了第二个长篇小说《生活在别处》。到1975年，昆德拉移居法国，哈维尔一直留在国内，坚持他持不同政见者的立场。1989年东欧剧变，哈维尔成为捷克总统。昆德拉说，1989年，我被巨大的欢乐所淹没，但我也很悲伤，我不会回到捷克了，留在法国很好。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1984年在法国出版的，没过几年就有了中文版，当时我们还没有加入版权公约，看见一个外国小说就能随便翻译过来。我是1988年在大学宿舍里看到这本小说的，一位大师兄借给我，说你看看昆德拉，看看现在最牛逼的作家是怎么写小说的。我当时并没看懂。后来才慢慢明白这本书说的是什么。从故事情节上来说，这本小说写的是男主角托马斯和两位女性的纠缠，两位女性，一个是妻子特蕾莎，另一个是情人萨宾那。特蕾莎是个摄影师，萨宾那是个画家，1968年，苏军坦克进入布拉格，特蕾莎去拍照，她被苏联人抓起来关押了一天。很快，托马斯在瑞士的一家医院找到了工作，带着妻子特蕾莎移居瑞士。此时，情人萨宾那也在瑞士，她办了一个画展，因为布拉格之春，西方国家对捷克人很同情，所以这位来自捷克的画家一下子卖出了自己所有的作品，她说，感谢苏联人，让我发财了。托马斯和萨宾那在瑞士又勾搭上了，这让妻子特蕾莎很受刺激，她不告而别，回到了捷克。托马斯对妻子很是挂念，她回去之后就出不来了，她在捷克将忍受什么样的生活。特蕾莎回到捷克将要承担一种沉重的生活，托马斯留在瑞士，会过一种轻松的生活。但他被自己的同情心压倒，辞去了在瑞士的工作，回到布拉格跟妻子承担共同的命运。这就是生命状态的轻与重的选择。在这本小说里，萨宾那是承受生命之轻的那个人，也是对刻奇最为厌恶的那个人。什么叫刻奇呢？我们看小说中的描述。萨宾那流亡到了美国，在美国认识了一个参议员。参议员开车带着萨宾那兜风，车里还有四个男孩子，到了一片草地，车停下，孩子们在草地上跑起来，参议员看着孩子在草地上奔跑，用一种很陶醉的神态跟萨宾那说，看看他们，这就是幸福。萨宾那注意到，此时，这位参议员脸上的微笑跟共产党国家领导人观看群众游行时一模一样。小说中说，刻奇让人接连产生两滴感动的眼泪，第一滴眼泪说，瞧，这草地上奔跑的孩子，多美。第二滴眼泪说，看到孩子们在草地上奔跑，跟全人类一起感动吧，真美啊。第二滴眼泪就是刻奇。刻奇是一个来自德国的美学名词，有时又翻译成媚俗。有人专门讲过，刻奇跟媚俗不是一回事，甚至是相反的意思，但我觉得把它翻译成媚俗也不错，可以丰富一下中文词媚俗的意思。我们可能对刻奇这个词有点儿陌生，却对刻奇现象一点儿也不陌生。比如某一年春节晚会，主持人倪萍大姐先做了一个煽情的采访，然后歌声响起，一个女歌唱家出来唱歌——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丽的人间。这就是刻奇。如果某个电视台，做一个节目叫“感动中国”，采访了很多好人好事，希望每个人都为这些好人好事感动，这就是刻奇。刻奇要求整齐划一，排斥一切个人性。简单地说，刻奇是一种伪崇高。刻奇是一种自我伟大的不真实的激情。萨宾那一直对刻奇非常反感，比如五一节游行，每个人必须露出笑脸；每个人的生活都必须积极，这是对统治者的绝对认同，不能有任何怀疑，不能有任何讽刺，她能认清苏联统治和刻奇之间的必然联系，她对极权统治的反感，首先就是美学上的，她受不了刻奇。在她流亡生涯中，萨宾那遇到了另一种刻奇，某一个政治组织在德国给萨宾那办了一个画展，画册上她的照片被画上了铁丝网，她的个人简介像是圣徒小传，说她经历了苦难，与不正义抗争，背井离乡，但继续用自己的画为自由而战。萨宾那对这种宣传手法提出抗议，她说，我的敌人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媚俗。用我们的一句俗话来说，萨宾那不愿意“给自己加戏”。此后她不愿意让人知道她是一个捷克人。人们总忍不住给自己加戏，总想以自己的生活制造媚俗，要摆脱它，需要付出艰辛。《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昆德拉用捷克语写的，他移居法国之后，慢慢尝试用法语写作，1995年出版了第一本用法语写的小说《慢》。在这本小说里，昆德拉写到了一位捷克学者，这位捷克学者原来是一位科研工作者，原来的研究对象是一种布拉格苍蝇。1968年因为政治原因，失去了原来的科学家工作，只能到建筑工地搬砖，1989年之后回到了科研岗位，到法国来参加一个昆虫研究的科学会议，还要在会上做一番演讲，他的演讲就是一个刻奇现场。这位研究苍蝇的学者走上讲台时非常激动，他说——“亲爱的女士先生，请原谅我把自己的情绪说出来，它一时袭上我心头。经过二十年的缺席之后，我终于又能在与我思考相同问题，与我有相同热爱的人士的集会中发言。在我来自的国家中，一个人只因大声说出心中所想，便会被剥夺生命的全部意义，因为对一个科学人而言，生命的全部意义便是科学。诚如各位所知，数百万的人，我们国家的知识分子，在1968年悲剧的夏季之后被赶离工作岗位。六个月前，我还做着建筑工的工作。那一点也不可耻，我们可以学到许多东西，可以赢得一些单纯的友谊，我们同时也了解，从事科学的人是幸运儿，从事自己热爱的工作，就是幸运，是的，朋友们，这幸运是我那些建筑工人伙伴所没有的，因为人不可能热爱扛水泥。这份幸运二十年来拒绝了我，今日我重新拥有而欣喜若狂。这是之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把此刻视为一份真正的快乐，尽管这份快乐带着些许忧伤。”听众听了这位捷克学者的演讲，都为他鼓掌。一个在专制统治下失去工作的科学家，重新回到科学会议上，重新回到欧洲文明中，发表这样一个略煽情的演讲，当然能打动听众。但昆德拉写的这段非常刻薄，他说，1968年的布拉格，在聚光灯的照射及摄影机的注视之下，是全球的历史性时刻，他在那一刻登上了历史舞台，舞台前的人在受苦，舞台后方回荡着机关枪扫射的声音，舞台上方且飘荡着死亡天使，捷克学者至今还自豪于彼时的幸宠，为自己参与了崇高的历史性时刻而感骄傲。这使他不同于厅中所有那些挪威、丹麦、法国、英国的学者。我们前面提到，1968年布拉格之春过后，昆德拉和剧作家哈维尔发生过一场论战。二十年后，哈维尔成为捷克总统。昆德拉这本小说《慢》，字里行间似乎对哈维尔进行了讽刺，比如他写到，在专制统治下，公开表态是危险的，但有些人像舞蹈家一样，在聚光下活动，到处都看得见他，世人的注意力可以保护他；他的崇拜者会追随他光采四射但欠缺思考的召唤，他们签请愿书，参加集会，走上街头抗议，那些人会被残酷对待．但舞蹈者不会责怪自己，他知道一个高尚的事业比那些人的生命更重要。很显然，在昆德拉看来，统治者会以崇高的面目进行表演，一个民主斗士也会以崇高的面目进行表演，无论是极权还是反抗，只要以崇高的面目进行表演，就是刻奇。刻奇是一个美学名词，如果你对刻奇很反感，看不得那种动不动就煽情动不动就泪流满面的东西，那你就有了自己的美学准则，美学准则是超越政治立场的，你不能看苏联统治者的刻奇行为感到厌恶，看到民主斗士的刻奇行为就泪流满面。有时候，你不是从伦理上反对别人，你是从美学上反对别人，你觉得他们做出来的事，都非常粗鄙，恶俗，谄媚，难看，让人尴尬。昆德拉进入文坛，最开始是写诗的，后来改成写小说。这个改变可以看作是一种人生态度的转变，原来你对这个世界是抒情诗人的态度，而后转变成一个反讽的小说家的态度。有人评价昆德拉的作品，说他最重要的倾向就是对一切抒情形式的讽刺和质疑，对天真的彻底批判，以毁灭、嘲讽的眼光投向一切价值标准，揭露生命与思想中的一些最基本的谎言，让我们看到世界的无足轻重和绝对可笑。这样写小说是很冷酷的。《慢》里那位捷克昆虫学者，他为什么被开除呢？因为有一群反对派借用他的办公室开始，学者讨厌这些人，但他还是回答了一个字“好”。受这件事牵连，昆虫学者被开除了。而后，他逐渐忘了自己原来对那些反对派的憎恶，也不再觉得自己是怯懦的，他要在心里给自己加戏，认为自己是追求自由，是有勇气的，应该为之骄傲。看到了吧，刻奇是一种自我伟大的不真实的激情。但是，谁也无法完全避免刻奇，刻奇属于人类境况的组成部分。我不知道我对刻奇的理解是否正确，但我年纪越大，越会警惕那种瞎几把煽情的东西。2018年，有一家出版社出了一本书叫《乌托邦时代》，讲述1968年的故事。为了宣传这本书，出版社组织了一个活动，邀请几个文化人去朗读，朗读的内容要跟1968有关。我那天读的是食指的一首诗，《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那一年上山下乡运动，12月20日，有一大帮北京青年，坐火车去山西插队。这首诗写的就是那一天告别景象。我认识的一个翻译家，那一天就在这列火车上。我读这首诗的时候，总免不了会想，我那天在干嘛呢？我还小，刚刚八个月，肯定是躺在妈妈身边睡觉呢。我家那时候在方砖厂胡同，就在鼓楼边上。12月20日，冬至之前的一夜应该也很漫长吧？那天冷不冷？下雪了吗？凌晨四点肯定是最冷的时候，一帮十几岁的孩子去插队了。在这场上山下乡的运动中，我的爸爸妈妈在想什么？他们会想到我的未来吗？他们会有一丝忧虑吗？那一天朗诵会的地点，是在北京五道口那边，周围都是大学，听众也是年轻人居多。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对1968年感兴趣。但我总觉得，年轻人应该还是会有激情，容易被感动，不过我自己年纪大了，不再觉得1968年发生的大事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可以停止刻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