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制与审慎》
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受访者援引纽约市巨富人群的财产级别，由此把自己定位于“中产”，声称“在纽约市，我们算不上有钱”。类似的，许多人把他们显得“匪夷所思”的巨额消费归咎于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他们感叹住在其他城市或郊区的家人并不理解纽约人的生活，把他们的生活看得过为优越和奢侈。摄影师妮可尔属于我在第一章说的一心向上之人，她家的年收入约为40万美元，总资产在250万美元左右。她告诉我：“我对丈夫说：‘你不可能向你的家人说清楚我们的消费情况，因为他们不是纽约人，他们不会明白。’他们只会觉得我们属于世界上最不可理喻的一群人。但我们不是，我们完全正常。但他们认为花那么多钱去满足正常的需求，这本身是有问题的。你知道吗？还是别费那口舌了。”
妮可对她丈夫的父母颇有微词，因为生活简朴的他们看不惯她的“消费者”（这个词语在此显然带有贬义）做派。妮可觉得自己的正当消费被岳父母误解为“败家”。这些正常花销包括偿还贷款、房屋管理费以及孩子的私教费用。
我的受访者们也强调了极简主义的消费方式和节约的生活态度。娜丁说：“我不购物。我每天穿的衣服都基本一样，鞋子也是同一双。”有些女性提到她们买衣服的地点都是便宜的大商场或者奥特莱斯折扣店。还有人兴致勃勃地讲述她们淘便宜货的经历。企业律师温蒂说她花100美元买到了一个原价1000美元的婴儿车，这让她“感觉好极了”；一家非营利机构的执行官碧翠丝说她刚用6000美元买到了一张原价20000美元的桌子。他们还告诉我自己开的是二手车或者多年来开的都是同一辆车。史蒂芬妮向我强调，她的衣服都是Zara和H&M等经销店买来的；她还向我娓娓道来她家装修时省钱的各种细节。室内设计师大卫的客户和我的受访者属于同一阶层，他向我透露：“在每一个装修项目里，我都会塞入一堆宜家和特力家居的东西，他们就好这一口，这让他们感觉良好。”我问：“是因为这些牌子的东西让他们感到自己过得很节约？”他回答：“是的。”受访者津津乐道他们淘便宜货的经历，但没有一个人愿意提及自己高价买下的物品。
与这些特定的消费选择相关的，是我的受访者们把自己视为经济审慎的人群，这一点我在第二章已经有所涉及。妮可说：“我们不会去很贵的地方度假。我们几乎对所有事情都锱铢必较。我们很少买东西。”保罗说他的妻子是个“每样东西都要货比三家的女人，比如一样东西在Target和Costco的售价各是多少，她真会去比较。所以，她尽管不缺钱，也喜欢好东西，但她对自己怎么花钱非常审慎”。企业律师查兹说起他和妻子最近完成的家庭装修：“我确信，有些人会想在天花板上镶嵌金色的镀层，但他们不可能在卖掉公寓的时候收回这笔投入。我的意思是，我们想要做任何我们觉得在理智范围里可以做的事情。我们的预算绝对不是无限的。有许多我们想做的事情，但最终决定‘还是忘了它吧’。”那些在装修厨房时购置了高端灶台、烤箱和冰箱的受访者往往以这些家具用品的二次售卖价值来解释购买它们的必要性，哪怕他们还没有任何卖房的计划。
薇拉既继承了财产，她家的年收入也在200万美元左右。她自豪地告诉我，她的建筑师说薇拉是他遇到过极个别的“严格遵守预算”的客户。她接着说道：“我觉得我们的处境非常舒适，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但我们不会活得很奢侈——更不会超出自己的承受能力去乱花钱……特别是我丈夫的工作现在不是很稳定。所以我们储备了许多东西，而且不再去度假，不再花大钱。”但她随后也承认这些做法最主要的作用是强化审慎的心态，不会对他们的财政状况产生什么实质的影响。“不过事实上，我们花的钱只会占据我们财产总额很小的一个部分。但这更多的是一种主观感受，就是我们感觉目前不是出去度假的时候。”
和努力工作的心态一样，审慎的心态对消费施加了限制，从而代表一种被规训的自我。一些挣钱的富人对那些无法控制自己消费和缺乏自制力的人嗤之以鼻。比如，金融企业家贾斯汀说他把自己的经济状况“安排得井井有条”，这和他“败家”的妹妹形成鲜明的对比，贾斯汀称他经常借钱给妹妹花。他说：“我感觉如果我写一张100万美元的支票给她，她一会儿就能花光，然后问我要150万。她从不——她是贪得无厌之人。很多人都是如此。”与此相反，他说“我是个懂得节制的人”。
对于女性受访者而言，把钱花在自己身上——特别是衣服、首饰和美体——其正当性是可疑的。她们往往标榜自己做的美甲和发型，或强调是花自己的钱去祛除静脉曲张、注射肉毒杆菌，或是做牙齿矫正，而不是动用家庭资金。有时，她们会向丈夫隐瞒这些开销，为自己花钱于是更加显得见不得人似的。比如，米丽安说她不想让丈夫知道自己在剪发和染发上花了多少钱，虽然他试图找出答案：“如果他知道这个数字，他会很震惊。我不该花掉那么多钱。”我将在第五章展示，这类需求的合理性有时会成为不工作的全职太太和丈夫之间争吵的一个来源。
黑色星期五的某家美国商场被人们抢购一空[图源：history.ifeng.com]
而在孩子身上花钱是与省钱原则相违背的唯一例外，而且具有无可辩驳的正当性。与他们对家庭生活的强调一致，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说他们舍得为孩子的需求花钱。
平日里密切关注自己消费情况的温蒂在回归工作后，雇了一个全职保姆来照看她的女儿。她说日托班“是个更加省钱的选择，但我们都强烈认为找一个保姆对她更好。这样更安全，我们也会更放心……当她还是个很小的婴儿时，我很难想象就把她放在那里，不给她一对一的看护。在她还很小的时候，我要求始终有人守在她的身边，随时可以把她抱起来哄她。当然，那些没有接受一对一照顾的婴儿可能也长得很好，但我真的不想让我的孩子冒这样的风险。毕竟，我们有条件请人来，做到24小时看护。”许多妈妈觉得给孩子买有机食物是天经地义的事，尽管她们大都觉得价格“贵得离谱”。比如，佐伊每周要花300到600美元购买食材。有了孩子作为理由，她们才敢于承认这些原本羞于花在自己身上的高昂消费。
在我的受访者当中，很少有人像理查德那样，承认自己对家庭需求的强调其实是一种借口。他说他和丈夫当初装修房子的原因是他们将会迎来一个孩子，但他立刻改口称这只是一个“故事”。我问他为什么，他回答道：
“如果这个装修只是为了我们两个人，我感觉有些说不过去。我总觉得需要理由来解释，这也许是我的性格所致吧……但考虑到装修所需的花费、精力，还有压力，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充分的理由，给我们自己，也给这个世界，一个好的解释。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做这一切就是为了我（和他），可转念一想，‘我们又不是真的非得做件事’。于是，我觉得孩子提供了必要性，提供了解释，于是就有了一个故事——我们做这些都是为了你，我们的孩子。“
理查德谈到需要给他自己和丈夫还有“这个世界”一个“充分的理由”，这彰显了为大笔消费寻求合理解释的内心渴求。理查德认为这和他的个性有关，但实际上，许多受访者都有着类似的渴求，哪怕他们没有明说，而是以家庭为说辞来缓和这一心理矛盾。
无论是关于女性为自己花钱的一系列争议，还是孩子的需求所具有的天然正当性，两者都是“专款专用”（earmarking）的典型例子，也就是把某些钱拨给具有一定道德意味的消费类别。我的受访者们创造的另一个类别是“奖赏”或者叫额外的花销——这往往和旅行相关。奥利维亚说她为期三周的蜜月过得“非常奢侈”：
“那感觉真的是——我的天！但你知道的，那可是我们的蜜月。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应该享有这份奢侈。或者，我不会说我们就应该这样，但是心理上感觉过得去。我想我们可以为奢侈一把找到理由。”贾斯汀说他旅游时很不在意具体的花销：“我想在最美丽的小岛上住最好的酒店。我不会一直这么做，但当我去度假时，我想要去最顶尖的地方。”他透露自己可能会花500到1000美元支付一晚上的酒店住宿。“我很少有假期。所以，如果我真的休假了，我就要享受票房级的服务。但我不会在衣服和手表上花许多钱。比如这块表（他向我示意自己戴的手表），才30美元。”
乌苏拉称她的丈夫在度假时花钱如流水，那些消费数额有时令她都感到瞠目结舌。但他对她说：“你知道吗，我不想去考虑钱的问题。我在脑海里给自己定了一个数字，然后我的花费不会低于它。”奢侈消费被划归为一种例外，这些富人不需要去“考虑它”，或者把它纳入平常的节制消费当中；它位于审慎的自我理解之外。
书籍信息
瑞秋·谢尔曼 著
黄炎宁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薄荷实验
2022年5月
作者简介
作者：瑞秋·谢尔曼（Rachel Sherman），美国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的社会学副教授，博士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美国社会的不平等、阶级关系的维持和再生产等，擅长使用民族志研究方法。著有《阶级行为：豪华酒店的服务和不平等》（Class Acts: Service and Inequality in Luxury Hotels）和《不安之街：财富的焦虑》（Uneasy Street: The Anxieties of Affluence）。
译者：黄炎宁，西交利物浦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媒体与传播学系助理教授，博士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方向包括网络文化研究，受众分析，性别问题和城乡差距在媒体中的呈现，也是文化人类学爱好者。
〇本文节选自瑞秋·谢尔曼《不安之街：财富的焦虑》，黄炎宁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薄荷实验，2022年5月。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封面为《了不起的盖茨比》电影的剧照。[图源：ifeng.com]
〇编辑 / 排版：海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