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启讷，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台湾大学历史系兼任副教授。本文刊载《远望》2017年9月号（总348期）。
中印领土之争始于1950年代末期。在龙象相争期间，在冷战中对立的东西方阵营竟然忘却意识形态之争，不约而同地站在印度一边。1950年代以来各国出版的世界地图，多数都依照印度的领土主张标示中印边界。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爆发时，印度理所当然地期待与北京的共产党政权有不共戴天之仇的台北当局与之合作，形成对中国大陆的战略夹击态势。令印度意外的是，尽管蒋介石将中印边境冲突定位为「印度反抗共产帝国主义之斗争，而非中印两民族间之战争」，但并未对印、美向台北提出的相关合作建议做出正面响应，反而重申中华民国政府不承认「麦克马洪线」的立场，并针对美国国务院发表承认麦线的宣示表达抗议。
中国与印度边境问题示意图
印度的意外，源自印度传统当中的非历史化倾向与现代印度国家建构过程中直接继承自殖民母国的殖民遗产和领土想象。古代印度文化当中，时间概念的尺度极为宏大，在这样的体系内，千年历史不过是瞬间，因而古代印度不仅缺乏可靠的历史纪录，也缺乏对应于古印度政治状况的原型族群政治学、原型地缘政治学、原型国际关系学基础的建构。面对横亘在恒河平原北方尽头，巨大的喜马拉雅山脉，印度人仅将它视为神的领域，视为婆罗门─佛教文化体系中的一部份，却从未理性检视过这一地区人类政治生态形成与演变的背景和过程。殖民者的到来，为印度人带来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印度」的概念，印度人迅即走向另一极端，将「印度」当作自古延续至今的主权政治实体，其主权管辖范围即是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当局实际控制或宣示拥有的全部土地。
喜马拉雅山麓的传统政治秩序
历史上，印度河平原与恒河平原的政治辐射力很难投射到平原尽头的喜马拉雅山脉西麓、南麓山地，更遑论这个世界最高山脉的东麓、北麓；因此，山脉北╱东、西╱南两坡的传统政治生态与生活方式基本上是在西藏高原的政治势力影响下形成的。中世纪的吐蕃王朝长期直接统治喜马拉雅山脉北╱东、南╱西两麓山地；近古以来，在喜马拉雅山南╱西麓形成的几个小王国，都是西藏政治─宗教体制开枝散叶的结果，在古代政治体系下都是西藏的藩属。而在此之前，处于佛教后弘期，经济、军事实力脆弱的西藏，即寻求蒙古军事─政治势力的政治保护，因此加入蒙元王朝统治中国的体系，并与继承元朝的明、清之间延续了这种封建性质、臣属形式的政治关系。17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叶，是喜马拉雅山麓政治秩序体系的稳定期，在这一体系内，西藏是中国清朝的内藩（清朝拥有西藏内部的政治事务的最终决定权）；哲孟雄（锡金）、布鲁克巴（不丹）、拉达克等是西藏的藩属；拉达克、巴达克山等同时又是清朝的内藩；哲孟雄（锡金）和廓尔喀（尼泊尔）是清朝的外藩（臣属于清朝，但清朝不干涉其内部的政治事务）。
英国殖民南亚次大陆 摧毁喜马拉雅传统政治秩序
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其后更为完备的英印殖民当局的到来，打破了喜马拉雅山麓的传统政治秩序。在逐渐征服印度河、恒河流域的蒙兀尔诸土邦，成为印度的主人之后，英国亟欲阻滞俄国由内亚方向朝南亚的扩张，乃将西藏视作其潜在势力范围，欲以之缓冲俄国的南进趋势。然而，英国人充分了解西藏乃至整个喜马拉雅山麓都处在中国主导的政治秩序之下，欲控制中国西藏，需先拔除「中国从喜马拉雅山伸出的一排牙齿」，乃于18世纪初到20世纪初期间，相继从印度河、恒河平原进攻喜马拉雅山麓一系列清朝和西藏的藩属国，以及由西藏直辖的藏南地区，除控制这小国和藏南的政治、经济命脉外，还侵吞这些小国的大片土地、胁迫西藏地方政府依英人单方设想的「麦克马洪线」签署割让富饶的藏南地区的条约。著名的大吉岭，就是英国于1835年从锡金割占而来的；而西藏地方政府竟然在缺乏现代地理知识的情形下，将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在藏南的出生地达旺也一并割给英印，尽管英印并未真正控制藏南，中华民国政府则既未签署，也不承认这个非法的西姆拉条约。
印度继承英国殖民遗产 中国放弃传统财产
印度本是英国殖民的受害者，但当英国被迫放弃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后，其殖民政府的外壳意外地成为统一的现代印度国家的基础。独立后的印度，除了将包括英国夺自缅甸的阿萨姆在内，前英印的统治范围直接转为印度的国土外，也进一步将英国人对喜马拉雅山麓的侵略范围视为现代印度国家的领土或势力范围。基于这种扩张性的认知和国策，印度自建国之日起，即急迫推动向喜马拉雅山麓诸小国和中国西藏藏南地区的扩张。1947年后，印度陆续控制拉达克、锡金等国，并在政治上不同程度地控制了尼泊尔、不丹。与此次洞朗事件直接相关者包括：于1948年至1960年期间，陆续完成对没有法律依据的「麦克马洪线」以南藏南地区的军事占领；于1949年与不丹签订「永久和平与友好条约」，取得对不丹外交的决定权；于1950年入侵锡金，至1975年吞并锡金。
继承清朝领土遗产的中华民国放弃了清朝的宗藩体系，除自愿加入「五族共和」，成为中国人民族国家一员的「满、蒙、回、藏」之外，不追求对原清朝所有「外藩」和部分「内藩」的支配。在政党政治纲领中明确支持民族自决、民族解放的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更是将支持中国周边前清朝藩属国和其他亚洲邻国脱离西方殖民统治、获得民族独立，当作其政党和国家的国际政治目标。抗战前后，蒋介石和他领导的国民党倾力支持韩国、越南、琉球、泰国、南洋诸国乃至印度的独立。蒋介石在反殖理想下，拒绝考虑美国提出的将越南、朝鲜和琉球等前清藩属国纳入战后中国之议，甚至未将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置于优先地位，无条件支持印度的独立与统一，反对独立后的印巴分治方案；对于被迫承认苏联主导下的外蒙古独立，也仍以蒙古人利益为优先考虑。蒋对中国主权有所坚持，但在边界事务上，系以考虑现状的原则代替领土民族主义原则，在与英国议定滇缅边界时做了大幅让步，接受了英国以缅甸段麦克马洪线为基础的「1941年线」方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事务、地缘政治和边境事务上延续了中华民国时期的一贯思维，在与邻国勘定现代边界、签订边界条约时，奉行「收缩─确认」的原则，基本上满足了所有邻国的领土要求。如将鸭绿江江心岛屿和长白山南麓划归朝鲜；默认和承认苏联和后苏联时代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塔吉克等国对江东六十四屯、部分和瞎子岛、伊犁河流域、天山山脉西段的控制现状；将诺门罕、达里冈爱、白塔山等区域划归蒙古人民共和国；将巴达克山、瓦罕走廊划归阿富汗；将坎巨提划归巴基斯坦；将珠穆朗马峰（圣母峰、埃佛勒司峰）南坡划归尼泊尔；将高黎贡山以西的大片未定归属地区及勐卯永租地划归缅甸；将法国殖民时期侵占中国云南、广西、广东三省陆地和部分岛屿划归寮国、越南。
中华人民共和国仍未与不丹和印度划定边界，但在实务中，北京仍尊重英印和印度当局的实际控制史和实际控制现状。1950年代初，人民解放军并未挟进军西藏之余威，推进到虚拟的麦克马洪线以南在法律上仍为中国领土的藏南。1950年代末，仍不满足于实际控制麦线以南的印度，继续向麦线以北的中国领土推进，北京在忍让数年后才被迫反击，顺利击溃印军，推进到法律上的边界线附近，但却在大获全胜之际放弃收复的国土，退回到1959年实际控制线以北，并进一步后撤20公里。从法理的角度看，这场边境战争完全是在中国境内进行的，若依印度的行事逻辑，北京大可以收获战争结果。
边境战后的印度，不仅迅速恢复对麦线南北的实际控制，还在50多年间继续在诸多地段以蚕食的方式向中方实际控制线以北推进，逼得中方持续退让。此后更向藏南大规模移民，并推动当地文化的全盘印度化和高度军事化。同时，印度也鼓励尚未与中国签订边界条约的不丹向中国提出更多的领土要求，近期洞朗事件所涉及的区域，就是其中一部分。
这次事件的另一相关方，是遭到印度吞并的锡金。锡金在印度吞并的威胁之下，曾170多次向北京表达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请求，均遭北京拒绝。北京还考虑印度控制锡金的现状，最终于2003年承认印度对锡金的主权。北京的退让，显然并未换来印度的回报。
国际舆论和台湾舆论的吊诡翻转
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结束后，国际社会并未因中国的东方式谦让而感动，东西方两大阵营仍然习惯指责中国「扩张」。连长期与中共打交道的蒋介石也无法相信北京与莫斯科在中印边境冲突议题上存在分歧，坚持认定中共的行动是受苏联指使，仍是「共产国际行动」。只是面对北京主动撤退至1959年双方实际控制线，隐约感到这是「共产国际行动」的重要「转变」。但无论如何，隔岸观火的蒋还是在一个角度坚持了中国主权立场。
两蒋时代结束，台湾舆论界和学界在台独、反中气氛日益升高的情势下，基本上放弃了蒋的中国视角，转而全面接受印度和西方在中印领土冲突中的立场，将北京描述为抱持领土野心，「蚕食、鲸吞」印度领土的一方。是次中印洞朗对峙期间，国际社会比较罕见地保持中立态度，但在宪法和法律层面，理论上仍未变更洞朗为中华民国领土法律基础的台湾，公开的舆论多数都谴责中国扩张、侵略印度，部分政治主流派还特意强调台印加强合作，共同「对抗中国威胁」；即使是理当冷静客观的政治和国际关系学界，主流意见仍然是认定中国「野心勃勃」、「改变现状」。
但检视1949年以来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显然继承了1949年之前中华民国的收缩性领土政策，并未奉行领土民族主义，并未奉行扩张主义政策。此次双方对峙解除，但中印之间的结构性冲突并未消失。这一结构性冲突的核心仍在于中国从喜马拉雅山麓传统政治秩序的原点一路退让，意欲以牺牲部分利益换取区域和谐，而印度继承和累进了英国殖民遗产，在彻底摧毁传统的喜马拉雅政治秩序的基础上，无限扩展印度国家利益。事已至此，重新检视作为传统中国「天下」政治秩序之一环的喜马拉雅山麓传统政治秩序，也许可以从中借到一点古老的智能，避免这种结构性冲突的再次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