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精神一词从“entrepreneurship”中翻译过来，使人以为它是指一种“精神”，它其实不是指精神，而是指一种理性，如不确定性下的“判断”，这是从企业家个人的角度，下面从社会的角度，说明企业家精神是理性概念，是理性的产物，而不是一个“精神”概念。

这里区分两种理性，一是正确认识自己利益的理性，二是在“局限”下追求自己最大利益的理性。正确认识自己利益的理性，是指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在于社会，因此社会好了，自己才能好，因此他要支持有助于社会走向繁荣的思想和规则。这种理性不是与生俱来的，很大程度上是习得社会何以繁荣的“知识”的结果，经济学提供这种知识，这种知识也可以通过贸易的方式传播，如英国把这种知识传播到很多国家。启蒙正是指这种知识的获得。相比之下，在“局限”下追求自己最大利益的理性，倒可以说是人与生俱来的。企业家精神是前一种理性的结果，其逻辑是：人们正确认识自己利益的理性，使一个社会不断走向开放，从而使企业家精神具有可能性。

如下图：

人们正确认识自己利益的理性--- 社会走向开放--- 企业家精神

正确理解自己利益的理性，支持了一个不断走向开放的社会，为人们发挥他们的才能，并使自己能够从中受益创造了条件。企业家精神是开放社会的产物，社会越开放，企业家精神越充沛。这样一种理性构成了企业家精神的前提条件。要说明的是，这种理性不只是头脑中的思考，而是指一种使社会更趋向开放的行动。如人们缺乏这种理性，社会将走向封闭，企业家精神必然会衰竭，经济也将停滞。

所以，企业家精神所包含的理性，与局限条件下的自利是不同的。人们在局限下追求最大利益，并不自动产生开放社会，相反，甚至有可能会导致社会走向封闭，如变得体制化，这样就阻碍了企业家精神。

这种正确认识自己利益的理性，本身可能不是那么具有企业家精神，但是由于这种理性推动了一个“好”的社会的出现，为其他人发挥企业家才能创造了条件。但是，很多情况下这种理性确实就是包含了企业家精神的，因为它意味着要与众不同，破旧迎新。如邓小平1978年推动的改革，纠正了之前的计划经济，这是一种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理性。

把企业家精神理解为“精神”会造成很大误导，认为企业家精神是可以独立于“社会”而存在的，不是社会的土壤上长出来的，只需要激励人的精神或干劲，就可以实现创新或经济发展。如要说“精神”，1958年大跃进中人的那种精神，人的那种干劲可一点都不比1978年改革之后的人差，但显然，1958年的“精神”不能归为企业家精神，而1978年人获得了自由，所产生的创造力，可以归为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这个概念，只有当它是指人有机会充分施展其才能，更好地满足他人的需求，同时也满足自己的需求的行为时，才有存在的意义，这也是这个概念所隐含的意思。这种行为只有在特定的社会，也即通常说的市场经济下才有可能出现。如把企业家精神仅仅理解为“精神”，则容易导致人们忽视这个社会背景，以为企业家精神是可以“激励”出来的。如目前在创新政策或产业政策上所见到的那样，这个“社会”背景被忽视，以为只要激励出企业家精神就可以实现目标。所以，企业家精神不能用“精神”来定义，被视为一种社会现象更合适些。

如前所述，这种有利于企业家精神的社会，又是特定理性——正确认识自己的利益——的产物，如人们普遍缺乏这样的理性，而是只有局限下追求最大化，那么这样的社会将难以出现，人们的企业家精神将难以充分施展。所以，最终是大众具有什么样的理性，决定了企业家精神。目前的危险正是虽然有了经济发展，但大众理性的改善是滞后的。这将弱化走向开放社会的动力，并导致企业家精神的衰落。

企业家精神不是在任何社会中必然会出现的现象，而是大众的正确理性所汇聚成的力量，也是这样一种理性所结出的果实。谈到企业家时，盯着某些人，如马斯克是错误的，要看到企业家所产生的社会背景，还要看到决定社会背景的大众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