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  介

激进的世界观在后现代条件下被颠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鼓吹皈依宗教、拒绝婚前性行为，信奉激进的保守信条。然而从本质上讲，这些人远比他们的父母那一代要叛逆。现代性钟摆停留当下，此时兴起的生命政治浪潮是一场激进的、保守的反革命。

毫无疑问，60年代运动，特别是性别主义运动，是一个纯粹的生命政治运动，掀起了一阵解放身体的浪潮。[1]60年代人所处的社会背景是透明的，他们成长于战后的繁荣时期，不论是他们的朋友还是敌人，都将这个时代视为一个富裕时代，他们享受着日益膨胀的物质财富和相对松弛的人际关系，他们也是接受自由教育的一代。当时，医学处于不可置疑的权威地位，它生产出来的灵丹妙药使得性病挫骨扬灰，尘归历史，再加上避孕药的生产，都进一步促进了性行为的自由化。值得一提的是，60年代的年轻人构成了20世纪第一代没有经历过战争，甚至没有经历过燃眉之急的欧洲人。虽然北美反对越南战争的抗议活动的激烈程度可能会让你对此表示怀疑，但是军事化的独裁对欧洲人来说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他们对此毫无所动。随着喷气机时代的到来，大众教育普遍建立，全球旅行和大学生国际班开展得如火如荼，这使得数百万计的青年男女明白过来，正是没有压迫的时候才显得难以忍受，他们沉溺于享受肉体欢愉的历史性机遇，暂时摆脱了精神性监狱[2]的规训。

然而，在最近十年，形势发生了巨大的转变，60年代那群人所遭遇的婚姻问题比他们的父母还多。毫无疑问，儿童的自由不能受到质疑，但是在自由教育环境中成长的孩子并不是较好的孩子，“异化一代”所赖以生存的宏大叙事随着社会主义危机的出现失去了声望和吸引力，艾滋病被证明是一场可怕的瘟疫，科学并非无所不知，人类仍然面临着无穷无尽的危险，科学仍然是一个有限的框架。[3]《启示录》（Apocalypse）而不是《拯救》（salvation）成为当时的主流，这首先出现在核灾难场景中，后来又接连出现在瘟疫和生态灾难的联合场景中。

《反挫》（The Backlash）

这些迹象意味着女性运动的总体倒退，特别是一度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例如工资平等。苏珊·法露迪（Susan Faludi）的畅销书——《反挫》（The Backlash）阐述了里根时代和后里根时代的这一波折。[4]但在最近，一项统计调查发表了不同的结论。西尔维亚·纳萨尔（Sylvia Nasar）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撰文称，这项调查基于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弗朗辛·布劳（Francine Blau）和琼·奥尼尔（June O’ Neill）三位劳动经济学家汇编的大量未发掘的数据，其结果可以总结为：20世纪80年代是反挫年代，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乔治·布什（George bush）粉碎了平权行动，平权主义不再流行，新闻媒体让女性相信她们不可能拥有一切。

上述调查表明女性收入增长停滞不前，然而却被证实是错误的。据可靠数据显示，女性是20世纪90年代经济扩张的最大赢家，无论谁入主白宫，她们的收入在20世纪90年代都保持持续增长。20世纪80年代，单从工资等级来看，从年薪六位数的股票交易员到每小时5美元的销售员，女性的薪水都比男性高。从1979年到1990年，男性的平均年薪下降了8%，从31315美元降至28843美元，而女性的平均年薪上升了10%，从18683美元上升至20656美元。从1960年到1980年，女性的收入一直停留在男性的60%左右，但随着20世纪80年代经济的扩张，女性的收入迅速赶超男性。对于24岁到35岁的年轻女性来说，形势则更为乐观。她们现在的收入是同龄男性的80%，高于1980年的60%，直至80年代，女性非但没有失去优势，反而比整个战后时期收入更多。[5]

如果这三位劳动经济学家的解释比法露迪的书更现实地描述了女性的处境，那么我们可以从中得出结论：女性的经济收入在美国或者在其他民主国家的胜利，预示了一种不可逆转的社会经济趋势，因为社会经济趋势本身已经成为社会基本共识的一部分，社会经济趋势的走向不再依赖于当权者的价值选择，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平权主义的先锋们对这个问题几乎失去了全部兴趣。这个问题的发展过程与欧洲思想史上工会主义的发展过程非常相似，这属于工人阶级的英雄主义，同时也是19世纪文化灵感的来源，欧洲左派知识分子对工会的存在和内部生活的兴趣已经降低到零，因为工会不能为运动提供灵感，工会是实用主义的代表，它不能被用于写论文或小说。同样，由于妇女争取工资平等的斗争已经走上正轨，而且没有发生重大社会危机，对于那些想探索新的可能性，以及那些职业生涯建立在时髦问题上的人来说，已经变得无关紧要。这就是为什么这场运动的参与者一直在关注所谓的文化主义问题，而这些问题通常是用出色的游说技巧和高度的戏剧性至少是以娱乐的方式来追求的。

这并不是要否认过去十年平权主义的成就，相反，较于60年代，性别平等运动组织得更好了，并且形成了强有力的约束力和团队精神，它突出了那些由潜在的或者实质的歧视所引起的大规模女性的不满。平权主义者还提出了大量的法律规范。此外，他们从支持者手中接过主动权本身就是成熟的标志、启蒙的标志。最后，平权主义反对暴力倾向这一点也对我们的文化做出了至关重要的创新贡献。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先讨论乱伦，也是我想说的第四个禁忌，已经有两个禁忌在现代世界确立了牢固的地位，即禁止食人和谋杀。第三个禁忌——强奸，是一个有附加条件的禁忌，第四个禁忌——乱伦，从未真正拥有禁忌性力量。乱伦在不同的文化中不断地被重新定义。[6]几乎所有的文明总是将禁止乱伦作为一般伦理规范的基础，它起着最基本的作用。

我所说的第一个禁忌是禁止食人。随着宗教的出现，食人成为一种绝对的禁忌，这赋予人类以人格价值。第二个禁忌是禁止谋杀。谋杀是一种暴力行为，这在任何文明中都是被排斥的，但谋杀更多时候被称为杀人，这个行为要么在法律上得到宽恕，例如正当杀人、诛弑暴君或战争中的杀戮，要么受到法律的惩罚，例如某种形式的家庭仇杀是不被法律所允许的。第三个禁忌是禁止强奸。没有任何文明会宽恕或容忍强奸，也没有文明会毫无限制地把强奸提高到绝对的禁忌，譬如内群体[7]的儿童和妇女一直是禁忌对象，但这并不一定适用于群体外的社会成员，例如强奸妓女、奴隶甚至妻子在一段时期内是被接受的。性别平等努力争取对强奸的绝对、普遍的禁忌力量，因为一旦这条禁忌被突破了，人类社会的情感文化将会发生结构性的变化。

妓女的例子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它突出了反强奸运动中最深刻的解放方面，以及生命政治中持续存在的方法论上的自我欺骗，强奸妓女可以得到原谅的前提是，妓女在事后获得了足够的报酬或者强奸行为并没有给妓女带来创伤，现实中确实有一名法官在法庭上在据此对被告做出了相对较轻的判决。尽管如此，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强奸妓女的惩罚不应该轻于强奸处女的惩罚，我们应该再次思索人身保护令的道德—法律原则，人身保护令保护所有个体的自主性和人格，不论这个人是什么职业，持有什么信仰，人的神圣性不容侵犯，这也恰恰反映出生命政治的自欺欺人，从人身保护令的原则我们可以看出，对人神圣性的保护意味着保护个人的人格、自主权，这也是现代性的主要价值追寻，而并不仅仅只有对身体的保护，但是反过来看，所谓的人格恰恰是“精神性”看守人的发明，它也不能从身体中被剥离出来。

平权主义者做出的具有双重作用的重大决定，就是将禁止强奸包括性骚扰作为性别革命的主要目标。一方面，平权主义者找到正确的途径，使得现代性至少在一个特定的领域更接近它最初的承诺，开明的社会总是承诺比半动物王国具有更少的暴力，这就是为什么幼稚的进化论主张会被极权主义所驳斥，然而，民主世界也相当暴力，只是民主世界是将暴力升华，将其纳入到商业、法律等子系统之中。当性别主义将强奸提升到绝对禁忌水平，平权主义者所希望的是，消除现代世界从半动物社会王国继承下来的赤裸裸的、未经升华的暴力。从《盖普眼中的世界》[8]中，我们看到女权主义者在言语、政治及法律上咄咄逼人的、有组织的暴力，他们希望通过语言上的威胁来摧毁敌人，敌友理论的黑暗面就会显现，政治上的不信任感足以摧毁其自身。反暴力运动中的暴力究竟从何而来？探究性骚扰问题是解开这个秘密的关键。

反性骚扰运动的理性核心是任何人都有卑劣的习惯，例如男人会敲诈女人或者奴役她们，在这个意义上，性骚扰是强奸的升级形式。升级这个词还需要从两个方面理解：首先，既然性骚扰是强奸的升级，强奸需要受到惩罚，那么性骚扰依旧需要受到惩罚。但由于性骚扰是升级的强奸，也就是说不是直接的身体暴力，它与强奸的惩罚不能混用。这句话被许多施暴者所证实，美国的电视剧就是最好的例证。在《法律与秩序》[9]系列节目的一集里，一个保守但却具有雅各宾派式道德严谨性的地方副检察官以强奸罪传讯被告，检察官确证了罪犯在与一个从良的妓女发生性关系之后将其抛弃，最终这个女孩死于艾滋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确实犯下了性骚扰，谁能像扔垃圾一样来扔掉自己的旧情人呢？无需多言，地方检察官的论点在法庭上能否站得住脚也无关紧要，最紧要的问题是强奸与性骚扰的融合，即非升级的暴力与升级的暴力的融合，这种融合使得我们不得不倾向于用“罪”一词来容纳两者所存在的偏差，并以同样的方式惩罚所有的偏差，这是典型的前现代的道德—法律狂热，与现代性的整个法律精神背道而驰。

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性骚扰确实是升华的性暴力，那它到底错在哪里？这不是国家的问题吗？民主社会并不是地球上的天堂，暴力不会完全消失，民主仅仅是一种当前人们可容忍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有几种类型的暴力得到升华，就意味着必须要对它们进行约束吗？在道德和法律上谴责性骚扰，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这证明当前的民主秩序不能容忍升华的暴力，在这里，自由正面攻击了暴力，在对生命政治的驳斥中，性并不仅仅是在卫生层面上的身体的功能，而是一种杰出的活动，是肉体的、情感的和智力的，其自主性对整个人类自主至关重要。就其本质而言，反性骚扰运动是对性的颂扬，对人性的颂扬，对爱欲作为一种伟大的、形成性的情感和文化力量的认可。

反性骚扰运动犯了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它把反性骚扰问题与维多利亚式的、暴力的、让世界去性欲化的运动结合在一起。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和安妮塔·希尔（Anita Hill）的闹剧[10]是一部可悲的性审判。不顾事实真相，性被公开处刑，西蒙娜·德·波伏娃不仅在她的爱人面前，也在数以百万计的粉丝面前公开谈论她的性能力。[11]加拿大平权主义者举行半裸游行，反对处罚那些露出乳房的女性，但这似乎陷入了一个逻辑错误，因为她们真正想表达的东西被隐藏了，毫无疑问，传统上女性的乳房一直被视为性私密部位，但半裸游行并不是一种性感姿态，而是一种抗议行为，她们所抗议是男性视角的凝视。“看看我们的胸部，如果你们男人习惯了女性半裸，就不会再把女性的身体看作是你们的潜在财产，看作一个性对象了。”如果这个解读是正确的，那么加拿大半裸游行中涉及的问题，也可以用于研究半裸游泳，参加半裸游泳的人和参加半裸游行的人可以被分为两个不同的群体。一组只是享受性革命创造的许可证，或者仅仅将其视为一种游戏；另一组则是由示威者和激进分子组成，她们在宣传“加拿大流行趋势”。[12]

西蒙娜·德·波伏娃

古老政治艺术崇拜者会反驳说，把半裸游行和半裸游泳一起作为政治问题来讨论是拙劣的类比手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们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然而，把去性欲运动等同于反性骚扰抗议时，我们的文化维度也参与其中。阿里斯托芬的《吕西斯特拉忒》在生活和政治舞台上所呈现的性别冲突比阶级冲突或君主制与共和国之间的冲突更重要，只是我们还没有习惯把它作为一种政治现实。在这一点上，当一种生命政治遇到另一种生命政治，这里涉及到一个微妙的文化健康问题，当然，这是一个隐喻。如果我们屈服于去性欲运动，恢复基督教最为恶劣的传统，公开揭露私人领域的秘密，如果自由的自我表达变成一种耻辱，如果性这个深不可测的文化自我表达被排斥，如果对个人品位的自由表达受到审查被迫转入地下，如果性革命中最后的莫希干人[13]被屠杀，他们的记忆被淹没在伪善和歇斯底里的皈依者的狂欢节中，如果良好的性观念是一种神秘知识，或者是电视问答节目中灌输给我们的、产生于媒体操纵者的秘密，毫无疑问，我们已经亲手破坏了实现现代性的最重要承诺，即解放身体的先决条件。

去性欲运动掩盖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我们的文化确实正处于十字路口，需要我们做出重大决定。假如女性想要达到一种完全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平等状态，这一趋势似乎是不可阻挡的，假如她们的性表达不受限制并被社会接受，那么，我们将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大多数人都会赞同莱昂内尔·泰格（Lionel Tiger）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政治结论（虽然他在生物学方面的词汇基础差强人意），他的观点是这样的：“大概女人和男人都对性现出强烈的热情……然而，重要的一点是，男女生理特性决定了男性会压制他的性对象而女性往往只是应对者。生物学家认为，雌性是任何物种进化的看门人。因此，性差异是根深蒂固的，它不仅直接影响性行为，还影响人们说话的方式。这种差异是当前法律混乱的部分原因，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了解潜在的生物学，否则，两性对话将继续以两种不同的语言进行，由讲更多语言的律师翻译，这些律师之流喜欢使用五花八门的语言，并以此收费。”[14]

在实现真正的解放之后，女性性行为的主导模式会发生什么变化，仍然是模糊的，因为女性的习惯是由男性而不是由生物学因素塑造的，而且我们也不能根据获得充分解放的妇女的情况来确定。不管未来的性行为模式是什么样的，现代性关于普遍和差异的宏大辩论都将继续下去，我想说这不是一个猜谜游戏，很大程度上，我们对女性运动的预测也影响着未来走向，这具有重大政治意义。

性行为和性别是运动的选择，这种选择不是科学问题，而是一个文化和政治问题。换句话说，女性特质包括女性性行为的主导模式是否真的由基因决定，关于这个问题，没有也永远不会有准确的答案。所有那些决心将女性特质定义为一种遗传物质并暗示女性与男性性行为有本质区别的人，源于一种自我封闭的生命政治。在一种定义为对称性互惠的关系中，两性中的其中一个对自己进行定义，那么另一性对自我同一性的塑造所作的每一贡献，对共存条件的相互定义所作的每一要求，都将被视为敌对的干预并受到拒斥。内群体成员将会团结一致，他们将惩罚所有试图亲近自己的行为，并把战胜外群体成员的胜利当成英勇的行为。

所有部分或全部建立在性行为相互关系（不是建立在它们的对称互惠关系上）上的历史制度都将被破坏，我们甚至很难想象这种政治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混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那些萦绕心头的画面当作幼稚的幻想来加以驱散。然而我们可以从21世纪的历史中了解到，任何不可能的和可怕的幻想几乎都可以成为现实。那么，这也适用于两性战争。

还有一种选择是基于文化意义上的而非基因意义上的性别。文化塑造的性别公开有望成为历史上最有趣的篇章之一，这将是另一个世纪大发现，这一次是由两性共同发现的，一种对话的政治将由此而生，这种对话既具有可行性，即不同的文化可以相互适应，可以融合各自的视野，也具有强制性，强制性是文化在现代性中共存的唯一方式。在这一过程中，两性角色的互换可以促进性别间的交流，如果性别间的交流得以实现，无论是在性方面羞羞答答的男性还是主动提出性要求的女性都不一定会受到嘲笑。随着传统符号的消亡，两性之间交流的不透明已成为一个谜，它可能通过两性对话被彻底阐明。

无论生命政治运动中的性行为和性别选项之间有什么区别，它们的共同特征是，两性对自身的定义都是本质主义的概念，从它们当中产生的政治选择是基于本质主义。因此，它们都是早期本质主义文化和政治定义的衍生品：居于主导地位的男性自我定义。平权主义批判确实成功地揭示了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社会现实：女性的自我定义（不论是本质主义还是反本质主义）都标志着她们自我解放的不完整性，无论它是基于基因还是文化，她们需要用相反的符号继续思考她们依赖的过去。

平权主义的选择是成为“差异”的积极倡导者。“差异”并不是一个本质性的术语；它并不以它“是什么”来定义自己，而是以它如何、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它所具有的差异来定义自己。它是一个反身术语、是主体间性术语而不是本质性术语。这个哲学问题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第一，如果女性认为自己是“差异”而不是“女性物质”（文化或基因）的偶然因素，她们首先自然地愿意与其他“差异”（男性或女性）对话，而不是“男性物质”的偶然因素对话（这当然突出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前提条件，即男人必须重新考虑他们传统的实质性自我定义）。第二，女性再也不能为了自我封闭的生命政治组织起来，平权主义者的位置将让位给（无性别的）对话者。第三，“差异”对话将取消强加于实质偶然性的“普遍准则”的有效性。一夫一妻制和滥交就其本身而言都不是普遍的规范，而是由特定的男性或女性自主选择的生活方式。性别主义在接受差异的视角中，通过实现自身而毁灭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