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陈枚、孙祜、金昆、戴洪、程志道 《清明上河图》

（清院本）局部绢本设色 35.6×1152.8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一、绘制始末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御制诗集·初集》的两套写本，录乾隆皇帝《题陈枚、孙祜、金昆、戴洪、程志道恭画<清明上河图>》下，有小字附注“图始于雍正六年，成于乾隆二年”^[5]，胡敬《国朝院画录》中亦有该附注^[6]，可知该图始绘于雍正六年（1728）。该图卷末款署有“乾隆元年十二月十五日”字样，且《活计清档》中有“乾隆元年十二月十九日”皇帝下旨着为五位画家拟赏的记载^[7]，可知该图绘成于乾隆元年（1736）末。而《活计清档》中还有“乾隆二年二月十八日”^[8]送裱，及“八月初五日”裱成的记录，所以，乾隆二年（1737）应是该图装裱完成的时间。

因为始绘于雍正六年（1728），陈韵如将清院本作为雍正朝画院的作品进行讨论^[9]；王正华则通过清院本的稿本——沈源本^[10]（图2）上钤盖有“乐善堂图书记”一印，以及沈源在雍正朝供职于“画样作”，乾隆元年（1736）二月为乾隆皇帝提携调往“画画处”的史实^[11]，判断沈源本“为雍正时期所作，且经即位前之乾隆皇帝审阅”，所以清院本在雍正朝的创作过程，皇子弘历可能也参与了^[12]，而他即位后延续其父的文化雄心完成这一帝国图景^[13]。

图2 沈源 《清明上河图》（沈源本）局部 纸本设色

34.8×1185.9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王正华判断清院本体现乾隆皇帝的意志应是正确的，但沈源本可能并非雍正时期所作，而是绘于乾隆继位之后。首先，沈源本上的“乐善堂图书记”一印，不仅用于弘历青宫时，乾隆继位后的头几年中也频见使用。其次，沈源于雍正朝任职于专司图案、纹样制作的画样作，《活计清档》中全然没有他于雍正朝绘制任何作品的记录，以沈源于雍正朝的身份，承担如此重要作品的起稿工作，可能性应十分有限。此外，《活记清档》中另有一条有关清院本稿本的记载：

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四日，行文，郎中白世秀来说，太监如意传旨：此《清明上河图》系陈枚所画，恐回南时将此稿子带去，着萨载查明有无之处回奏。钦此。^[14]

这则记载说明，陈枚也曾为清院本起稿。从《活计清档》的记载来看，陈枚于雍正朝就已相当受到重用，且清院本后的款识中陈枚的名字位列首位。所以，陈枚极可能一开始便于雍正朝承担清院本的绘制工作，只可惜他早先为清院本绘制的稿本，现今已无法获知其面貌。而沈源本的画面已经非常接近作为成稿的清院本了，所以沈源本很可能是在乾隆继位之后完成的一本修订稿。沈源本上的“乐善堂图书记”印迹，以及它作为稿本，能被收藏于重华宫，并为《石渠宝笈·初编》著录的事实，说明了乾隆皇帝对它的认可。

由清院本的颁赏记录：“赏陈枚、孙祜、金昆每人大缎一匹；赏程志道、戴洪每人宫用缎一匹”^[15]，可知合绘清院本的五人中，陈枚、孙祜、金昆三人应为主创。三位主创里，除陈枚活跃于雍正、乾隆两朝画院外，孙祜、金昆二人是不太可能为雍正皇帝服务的。

据聂崇正研究，现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孙祜绘制于雍正十三年（1735）的《雪景故实图》册，其落款非“臣”字款，且图册每开对页均有梁诗正书宝亲王诗，可知雍正朝时孙祜应服务于皇子弘历，乾隆登基后作为王府人员顺理转入宫廷任职^[16]。而金昆，因为与和雍正帝争储的廉亲王关系密切，于雍正二年（1724）被雍正皇帝由工部贬至画画处：

……廉亲王居心巧诈，事事任用，凡有差事，俱将金昆派出搪塞，且其意以为金昆有过，天下必加朕以私用匪人之名也。^[17]

这样的罪过，金昆于雍正朝几乎再无被重用的可能。《活计清档》中没有孙祜、金昆二人于雍正朝从事绘画创作的记载，而在乾隆登基后他们则十分活跃，这也佐证他们均是受乾隆皇帝恩遇的画家。

清院本三位主创中的两位——孙祜、金昆，都确证不太可能为雍正皇帝效力。且前文已证实，乾隆继位后曾指派一手提携的沈源为清院本再起稿，并相当认可这一稿本。这些均说明，乾隆皇帝在继位之后，专门组建了属于他的团队进行清院本的绘制。

从雍正皇帝驾崩的雍正十三年（1735）农历八月二十三日，到清院本绘制完成的乾隆元年（1736）十二月十五日，有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虽然相较于雍正六年（1728）至雍正十三年（1735）的七年来看，一年零四个月并不算长。但单独来看，一年零四个月却能完成许多工作，甚至是一件作品全部的创作。徐扬本始画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八月^[18]，同年十一月时便送呈装裱^[19]。考虑到清院本由多位画家群策群力，它完全有可能在乾隆继位之后依照乾隆皇帝认可的方案集中创作出来。

所以，清院本虽然始绘于雍正朝，且陈枚可能是最初的起稿人，但乾隆即位之后，沈源很可能根据乾隆皇帝的意志再次起稿，清院本最终的创作班底也在乾隆时期组建，其如今呈现的面貌应是乾隆皇帝意志的结果。

二、知识情节

乾隆皇帝有关《清明上河图》的知识和情节，早在他还是皇子时就已经建立。如果将清院本与曾经清宫收藏的诸本前人绘制的《清明上河图》进行比对^[20]，就会发现尽管它有大量的再创作成分，但在图式上，还是明显地参照了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宝亲王诗本。譬如，在展开画卷后不久，清院本在一处农家院落之后，便出现一迎亲送嫁的队伍，其正经过一处寺院，不远处社戏正热闹地开演。这些场景也出现在宝亲王诗本上，但清院本明显地在空间处理、建筑角度、人物形象和配景设置等方面进行了改良（图3）。而在画卷的中部，城门场景中，清院本如宝亲王诗本一样：主城门都带有瓮城，且主城门边都并排有水门。虽然清院本城门绘制得较宝亲王诗本要高大壮丽许多，绘制手法和透视运用也比宝亲王诗本要专业和精妙，但城门的样式和结构的一致性还是暴露了它的图像来源（图4）。

图3 宝亲王诗本、清院本中的嫁娶及社戏等场景比对

图4 宝亲王诗本、清院本中的城门场景比对

宝亲王诗本，卷前有梁诗正书乾隆皇子时的题画诗，并有“宝亲王宝”“染翰”“乐善堂”“乐善堂图书记”印，说明它原为乾隆皇子时的私藏，在乾隆登基后顺理归入内府，并为《石渠宝笈·初编》著录。乾隆皇子时所作的这首题画诗，用的是唐代骆宾王的名作《帝京篇》的韵：

大禹敷水土，导河过龙门。漭泱万里间，卓为群渎尊。流经积石走函谷，东过洛汭绕甸服。土中自古称雒都，襟带山河雄地轴。维昔宣和全盛时，寒食初过一百六。淡烟轻雨清明天，踏青岁岁侈华屋。华屋朱楼金阙隈，千门万户天边开。飞花香满宜春苑，称觞献寿柏梁台。珮响千官入，山呼万乗来。簪裾艳文藻，云汉俨昭回。梯航万里至，辐辏日中市。绮縠扬衯裶，连袂如云起。柳荫暗沙堤，花光明御水。宝盖蔡京车，高牙童贯里。中枢甲第起崇墉，相国高堂列鼓钟。道君礼乐三千盛，孱国山川百二重。春入上林迎旭日，云开水殿跃飞龙。龙楼凤阁相辉映，山城鼓吹春游盛。春游处处多贵臣，青骢駉駉车邻邻。明月楼中邀上客，紫薇花下宴嘉宾。满堂珠履珍，羞错从容欵。曲金兰亲斜阳，返照天欲暮，汴水桥边车马度，桥边街市何喧阗，万货千商夹道路，路旁桃李纷芳菲。游人杂还白马肥，朝催玉勒花间去，暮拂金鞭柳岸归。颇厌锦绣服，新裁白纻衣，剧孟风未峻，郭解力犹微。平生但言凭义气，舍身许友未觉非。郊畿霭霭带晴云，稻田桑圃望中分。村墟景象多幽趣，点缀蚩蚩忘帝勋。妇子嬉无节，长幼略无文。常乐升平烽火息，灞陵间却故将军。柳堤游客舣船待，一棹轻移山势改。嫣红粉白夹岸娇，兰桡画舫中流在。中流竞渡各纷驰，渡口渔矶迭石为。更有一川风景别，身在蓬莱自不知。蓬莱宫殿何繁华，瑶岛琼台入坐赊。仙人炉炼长生药，羽客丹成九转砂。灵素作安期，遗我枣如瓜。驱山走海丹青变，笔底烟云纸上见。神思妙艺出清新，偶然展轴惊万人。巧赡夺天工，结构含精气。远过顾虎头，不数陆仙尉。仇子此卷何为哉，燕雀嬉嬉画里来。驱邻自召强邻侮，繁华侈泰祸之媒。牛车俛首受缚去，冰天雪窖嗟徘徊。即今歌舞地，花发为谁开。空留遗迹在，凭吊费诗才。^[21]

《帝京篇》是骆宾王投赠给当时的吏部侍郎裴行俭的诗篇，意在“借汉家之故事，喻身世于本朝”^[22]。骆宾王先极言汉都长安之壮丽和彼时上层社会骄奢纵欲的生活，而后又感慨“已矣哉，归去来”，一切繁华终成落没。丰豫之警、安危之思充溢在整首诗作中。宝亲王题画诗中，亦可见丰豫之警、安危之思。所不同的是，弘历追忆的是“维昔宣和全盛时”的宋都汴梁，彼时那里是“梯航万里至，辐辏日中市”的繁华所在，然而“驱邻自召强邻侮，繁华侈泰祸之媒”，徽宗的结局让人嗟叹。另外，《帝京篇》中提到司马相如、贾谊的典故，以说明君主知人擅任对于国家存亡之重要性。宝亲王诗中，亦有类似细节：“宝盖蔡京车，高牙童贯里”，充满了对徽宗亲信奸佞的不屑。总而言之，在宝亲王诗本中，年纪尚轻的皇子已然由“清明上河图”这一母题联系到了徽宗以及北宋的命运，并借此表达了对国家兴亡以及君主责任的看法。

有意思的是，乾隆皇帝的异母弟弘昼，他的《稽古斋全集》中收录有《题宋宣和〈清明上河图〉用骆宾王帝京篇韵》一首：

禹迹遍天下，勤劳三过门。沟洫犹尽力，至贵忘其尊。浩浩怀襄尽幽谷，万古山川甸禹服。后世都忘疏凿功，赛极繁华看此轴。汴宋定都为至弱，天下形势无五六。一从艺祖迄宣和，鸡犬相闻喧比屋。比屋灯火耀河隈，柳绿桃红四望开。画栋雕梁皆峻丽，翡翠楼高接凤台。銮舆鸣铃至，宸游动地来。千官鸳鹭列，仙章日月徊。万民同引领，车马满街市。宫莺曾报晓，巧燕自林起。法驾乘时转，长桥横曲水。香飞曲岸花，烟霭鸣珂里。琳宫梵刹高垣墉，早晚声声传鼓钟。禅房寂寞居兰若，恍在瑶台第几重。兰桂窗前铺馥郁，松篁径里交虬龙。虬龙上下高堂映，树下乘凉车马盛。游春尽是太平人，既携良友复呼邻。采兰赠芍合欢去，大抵迭为主与宾。杯中有酒呼共饮，相逢何必曾相亲。游春不觉天将暮，媚景光辉岂虚度。或寻芳草或泛舟，万卉千葩遮径路。路旁处处锁春菲，地脉流来似乳肥。老农执锄秕莠去，溪上流云作锦归。游人何潇洒，青巾与素衣。素衣缕细密，和风入袖微。穿林燕子声声好，来往寻巢是也非。遥看瀑布似飞云，碧山一黛如平分。更有牧童吹笛去，曲中惟颂帝功勋。牛踏芳草去船过，浪生纹忽见旌旗。光灿烂定是春蒐，习众军四时更代。岂多待光阴，迅速须臾改。古人秉烛夜还游，祗为春光不常在。春光如客复如驰，不玩良辰欲奚为。复驾青骢鞭慢着，忽入仙山却不知。仙山草木正芳华，雅室幽居总不奢。室中惟有丹与药，墙壁远隔芙蓉砂。东园双花杏，西阶并蒂瓜。此卷神思何奇变，万贾千商如眼见。红白相杂甚鲜新，几千房屋几万人。^[23]

这首诗作不仅与宝亲王诗本上的题诗用韵相同，各句所涉意象也颇相近。这说明，宝亲王诗本后的题诗并非皇子弘历随意而为。极可能在某种情境下，两位皇子通过各自的诗作，隐隐进行着较量。

宝亲王诗本及其上皇子弘历的题画诗说明，乾隆皇帝有关《清明上河图》的知识和情节，早在皇子时已经建立。清院本与宝亲王诗本在图像上的传承关系则说明，这种早年建立的知识和情节，或是乾隆皇帝登基后专门组建了属于他的团队集中绘制清院本的缘起。

三、乾隆初政

清院本绘成后，收藏于养心殿中。它是清宫所绘诸本《清明上河图》中，唯一有乾隆御题诗的。乾隆还特别题写“绘苑琼瑶”四字，将它比喻作画苑中的美玉。甚至到了乾隆晚年，他又特意命人对这件作品进行再仿绘：

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如意馆，接得郎中保成押帖内开四月初五日太监鄂鲁里交……陈枚、孙祜、金昆、戴洪、程志道等画《清明上河图》手卷一卷……传旨交如意馆着……贾全……仿画，钦此。^[24]

清院本得乾隆皇帝如此看重，说明它很可能是一件有着特殊意涵的画作。

清院本绘成时，正值乾隆改元之后的第一个新年。就在新年前的一个多月里，乾隆刚刚将雍正的梓宫奉移至泰陵，并完成了他的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乾清门听政。比起康熙、雍正即位之初的危机四伏，乾隆即位之时政权平稳交接，他所面临的政治问题主要是雍正十三年铁腕统治之后，社会和官场弥漫着的惴惴不安的紧张气氛和不满情绪。乾隆继位伊始，虽一再声称“朕之心即皇考之心”“朕以皇考之实心为心，以皇考之实政为政”^[25]、“朕凡用人行政，皆以皇考为法”^[26]，但事实上却一改雍正时期的严苛，实施相对宽济的政策。在经济上，他革除累民的若干弊政，减轻人民负担，如罢开坑、停捐纳、减免赋役、免除各省所欠钱粮等；政治上，他着手改善宗室内部关系，对前朝因争夺储位而遭受迫害的宗室及其家属进行安抚，对叔、兄一辈的王、贝勒、贝子示以亲睦，又任用雍正时期的核心班底，以稳定老臣之心；此外他还限制僧道，约束宫监，改良习俗，清明政治^[27]。至乾隆元年（1736）末，他继位后的一系列举措已初见成效，长期以来朝堂和民间的紧张情绪得以平复，一时间内外安定，天下太平^[28]。清宗室爱新觉罗·昭梿有《纯皇初政》一篇，赞颂当时的政治局面：

纯皇帝即位时，承宪皇严肃之后，皆以宽大为政，罢开垦，停捐纳，重农桑，汰僧尼之诏累下，万民欢悦，颂声如雷……故为一代极盛之时也。^[29]

可以说，在清院本绘成之时，乾隆皇帝已为他的初政交出了一份漂亮答卷。

乾隆皇帝是了然《清明上河图》的典故的。前述宝亲王诗本后的题诗里，他借用与徽宗相关的种种，展现了他作为皇子的政治抱负。而清院本卷前的御题诗里，他再提徽宗：“当时夸豫大，此日叹徽钦。”^[30]徽宗喜爱书画，然而最终亡国，乾隆皇帝展现出他不输于徽宗的艺术造诣，但此时的他却已是一位牢牢把握江山的英明君主。在这里徽宗就好似乾隆皇帝的反面，衬托着正值英年的皇帝执掌帝国、建立伟业的信心。

不过，联系徽宗的文化意义，并不是乾隆皇帝钟情于《清明上河图》的全部因由。吸引乾隆皇帝的，或许还有《清明上河图》浓缩市井百态的图像特点。

在现今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一般认为是北宋张择端真迹的宋本之外，明中期以后“苏州片”一类民间作伪生产了大量的《清明上河图》，这些图画有着绢本大青绿设色、风格近仇英一路的面貌。其画面内容也不再是宋都汴梁，而是明清时期以苏州为蓝本的繁华都会。宝亲王诗本事实上正是此类图画。我们注意到，明清时期关于《清明上河图》的一切知识和联想，譬如与北宋、汴梁、徽宗相关的丰豫之警、安危之思，由严嵩、严世籓、王抒等人引出的玩好致祸论^[31]，以及清明节上河、上坟等习俗^[32]，在这一类《清明上河图》图像上，都没有体现。所有知识和联想似乎都是围绕“清明上河图”这一母题存在，而与图像无涉。图像上，明中期以后的《清明上河图》所致力于表现的，是一个繁荣、富足，百姓各司其职，各居其所的安定社会，这个社会充满了欢乐的气氛。譬如，虽然明清时期的大多数文人都知道《清明上河图》表现的是清明节，但在明中期以后的《清明上河图》的图像上，还是出现了与清明节不相符合的喜庆的嫁娶场景。余辉《从清明节到喜庆日：仇英版<清明上河图>的变异》肯定了这一类《清明上河图》图像的这一特质^[33]。 

明中期以后《清明上河图》所展现的带有欢乐气氛的繁荣世界，正是乾隆皇帝作为帝王所希冀的“清明盛世”。不难想象，乾隆皇帝在有了宝亲王诗本的视觉经验后，又让他的宫廷画家们绘制了属于他自己的“清明盛世”。清院本图像上呈现的，是乾隆皇帝治下的繁荣。

有一个值得玩味的细节，作为清院本的稿本，沈源本与清院本画面内容近乎相同，但有一处场景却发生了显著变化。沈源本画卷起始处山坡上有上坟烧纸的场景，而在清院本中，这个场景消失了（图5）。想来上坟烧纸这一场景，虽然尊重了“清明上河图”这一母题中“清明节”的意涵，但却与“清明盛世”的祥和气氛有悖，于是在最终定稿时，它理所当然地被删除了。

图5 沈源本和清院本中上坟烧纸场景比对

从某种程度上说，清院本之于乾隆皇帝，就好似浓缩万园精华的圆明园一样，它将“清明盛世”中的市井百态，囊括在一卷画卷中。以皇帝的视角观看画卷，就如同在俯视自己的天下，那是一种“移天缩地在君怀”^[34]的快感。

对于乾隆皇帝而言，“清明上河图”母题，使他建立与“古”的联系，而《清明上河图》图像，又正适合“今”之表现。可以想象，展开清院本，初政已成的乾隆皇帝，一边俯视着自己的天下，一边“此日叹徽钦”，那种感觉怎一个爽字了得！

结语

本文的讨论证实，清院本虽然始绘于雍正朝，但乾隆皇帝即位后让沈源再起稿，并组建了属于他自己的团队集中进行绘制，因此清院本如今的面貌体现的是乾隆皇帝的意志。乾隆皇帝早在皇子时便通过宝亲王诗本建立了有关《清明上河图》的知识和情节，这种知识和情节或是此后清院本创作的缘起。清院本绘成于乾隆改元后的第一个新年，这件鸿篇巨制应有其特殊的政治意涵，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乾隆初政达成下“清明盛世”的写照。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清中晚期广东书画鉴藏群体研究”（项目编号：22YJC760009）的研究成果。

[1]刘渊临：《<清明上河图>之综合研究》，艺文印书馆，1969年。

[2]童文娥：《清院本〈清明上河图〉及其相关问题》，《绘苑琼瑶：清院本清明上河图》，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2000年，第194-211页。童文娥：《稿本乎！摹本乎！清院本<清明上河图>的孪生兄弟》，《故宫文物月刊》，2010年，103-113页。

[3]陈韵如：《制作真境：重估〈清院本清明上河图〉在雍正朝画院之画史意义》，《故宫学术季刊》，2010年第2期，第1-64页。

[4]王正华：《乾隆朝苏州城市图像：政治权利、文化消费与地景塑造》，《“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5年，第115-184页。Cheng-hua Wang, "One Painting, Two Emperors, and Their Cultural Agendas: Reinterpreting the Qingming Shanghe Painting of 1737", Archives of Asian Art Vol. 70, No. 1, 2020, pp. 85-117.

[5]转引自陈韵如：《制作真境：重估〈清院本清明上河图〉在雍正朝画院之画史意义》，《故宫学术季刊》，2010年第2期，第1-64页；童文娥：《稿本乎！摹本乎！清院本〈清明上河图〉的孪生兄弟》，《故宫文物月刊》，2010年，第102-113页。

[6]胡敬：《国朝院画录》卷下，嘉庆二十一年刻本，第26页。

[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汇总·7》，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08-209页。

[8]“乾隆二年，裱作，二月十八日，司库刘山久七品首领萨木哈来说：太监毛团交《清明上河图》一卷，传旨着裱手卷一卷，钦此。于本年八月初五日，七品首领萨木哈将托裱得《清明上河图》手卷一卷交太监毛团胡世杰呈进，讫。”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汇总·7》，第744页。

[9]陈韵如：《制作真境：重估〈清院本清明上河图〉在雍正朝画院之画史意义》，《故宫学术季刊》，2010年第2期，第1-64页。

[10]童文娥通过图像比对证明沈源本为清院本的稿本。童文娥：《稿本乎！摹本乎！清院本<清明上河图>的孪生兄弟》，《故宫文物月刊》，2010年，103-113页。

[11]“乾隆二年，润九月十一日，记事录，画样作呈为补放画画人事，本作原有画样人沈源……沈源于乾隆元年二月内奉内庭画画处行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汇总·7》，第786页。

[12]王正华：《乾隆朝苏州城市图像：政治权利、文化消费与地景塑造》，《“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5年，第115-184页。

[13]Cheng-hua Wang, "One Painting, Two Emperors, and Their Cultural Agendas: Reinterpreting the Qingming Shanghe Painting of 1737", pp. 85-117.

[1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汇总·27》，第354页。

[15]同注[7]。

[16]聂崇正：《清雍正乾隆朝宫廷画家孙祜》，《紫禁城》，2012年第11期，第110-115页。

[17]转引自聂崇正：《“三朝元老”的宫廷画家金昆》，《紫禁城》，2012年第5期，第102-111页。

[1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汇总·24》，第517页。

[19]同上注，第523页。

[20]参见拙文：《清代宫廷〈清明上河图〉的资源与生产》，待刊稿。

[21]该题画诗，收录在弘历藩邸时的诗文集《乐善堂全集》中。清高宗、蒋溥：《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一四“古体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另见张照：《石渠宝笈》卷二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2]《帝京篇》全文及清代陈熙晋评骆诗见：骆宾王撰、陈熙晋笺：《骆临海集笺注》，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5-16页。

[23]弘昼：《稽古斋全集》卷七，清乾隆十一年内府刻本。

[2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汇总·50》，第186页。

[25]转引自左步青：《乾隆初政》，《故宫博物院院刊》，1987年第4期，第50页。

[26]戴逸：《乾隆初政和“宽严相济”的统治方针》，《上海社会科学学术季刊》，1981年第1期，第190-199页。

[27]左步青：《乾隆初政》，《故宫博物院院刊》，1987年第4期，第49-59页。

[28]冯尔康：《乾隆初政与乾隆皇帝的性格》，《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第35-41页。

[29]爱新觉罗·昭梿：《啸亭杂录》卷一“纯皇初政”，清抄本。

[30]清院本《清明上河图》前隔水处有梁诗正书乾隆皇帝题画诗：“蜀锦裝全璧，呉工聚碎金，讴歌万井富，城阙九重深，盛事诚观止，遗踪借探寻，当时夸豫大，此日叹徽钦，乾隆壬戌春三月御题。”

[31]明清时代，关于《清明上河图》有一个故事：严嵩父子喜好搜罗书画珍宝，听说《清明上河图》的大名，便千方百计希望得到。王世贞的父亲王忬获得了一张《清明上河图》摹本，便将这件摹本当作真本送给严嵩父子。严嵩父子得画大喜，向他人展示。结果有人识破该图真伪告发。严嵩父子因此记恨王忬，后将王忬下狱。该故事有各种说法，细节不同，但梗概类似。该故事流传甚广，参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二，清道光七年姚氏刻同治八年补修本。

[32]明清一些诗文笔记中，认为《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是清明节“上河”或“上坟”的习俗。例如：李东阳《题<清明上河图>》诗就有：“宋家主都全盛时，四方玉帛梯航随，清明上河俗所尚……”李东阳：《怀麓堂集》卷九诗稿九“题《清明上河图》”，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3]余辉：《从清明节到喜庆日：仇英版<清明上河图>的变异》，《中国书画》，2016年第1期，第46-78页。

[34]“谁道江南风景佳，移天缩地在君怀。”王闿运：《湘绮楼全集》卷八诗“圆明园诗”，清光绪刻本。

陈婧莎  广州美术学院绘画艺术学院副教授

（本文原载于《美术学报》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