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晓岚

2017年10月6日晚老爸离开了我们，他走得平静、安详，没有痛苦。当天下午，他还在和他心爱的外孙谈天说地，笑着看重侄孙小朋友的生活视频，嘱咐我们一切都不要看得太重，轻松生活。而就在晚上，当大家都睡了，他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活着到死去，好像只是一瞬间。

而在我脑子里反复出现的还是老爸活着时的音容笑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我也想写一篇关于老爸的文章。写老爸的文章起个什么名字？老爸说：揭秘老爸。这个题名我不喜欢。我说：“俗！”他不生气，他已经习惯了我打击他。

由于老爸在俄罗斯文学方面的贡献，得过俄罗斯总统亲手颁发的“友谊”勋章和各种文学奖章，还是俄罗斯美术研究院的荣誉院士、俄罗斯作家协会名誉会员、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名誉博士等。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又授予他首批最高学术称号：荣誉学部委员。已经有不少人写过他，中国的，外国的……报刊杂志社的记者，电视台的编导，他的各方面朋友，还有其他人……

我看过这些文章，大家的重点都是写他的成就：翻译家、作家、画家……写他的俄罗斯文学情结，或者写他的才气：“鬼才神译”“三栖人”“全才”……还有一些是写他和妈妈的爱情故事：《“保尔”和“冬妮亚”妙趣人生》……别人写的那些，我认为都是老爸光辉的那一面，要表现一个完整的高莽，得我亲自上阵。

我想写的是老爸的七七八八，都是老爸的琐事、轶事，和“秘”字似乎无关，叫《老爸的花边》或《另类老爹》好像更贴切。可是我是“孝女”，打击了老爸，还得听他的，任何事情我习惯听他的。

其实我想写的不是社会上的、光环下的高莽，而是生活中的我老爸。

爸爸喜欢丁香花。他小时候生长在我国北方城市哈尔滨，那里到处都是丁香树，到处开满着丁香花。他为丁香花专门写过文章：“丁香树很快就长得超过了我的身高。我常常站在丁香树前观察它的变化。早春，一张张嫩叶，形状酷似心脏。然后，它的枝头出现了一团团紫色的或白色的云，这是由许许多多小花朵组成的。”文章收入他的散文集《妈妈的手》。他翻译的俄罗斯侨民女诗人的诗集也叫作《松花江畔的紫丁香》，可见他对于丁香花的特殊偏爱。

我知道爸爸喜欢丁香花不是在他的书中和文章里，而是从我小时候，大约在四五岁……那时候，我们家住在西城一条叫藤牌营的窄窄的小胡同里。院子不大，爸爸妈妈住在西厢房。他们在窗前栽种了几棵丁香花树。我认识丁香时，觉得它们好高好大，开花的季节，它们在小小的院落里散发着幽幽的香气，我仰着头才能看见它们的花瓣。

那时的老爸也就是三十岁刚刚出头，他当时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联络部工作。妈妈在对外文委也从事外事工作。他们经常出差。我在幼儿园上的是全托。偶尔我在家住的清晨，老爸高声朗读俄语的声音，会把睡梦中的我吵醒。记忆中少有的全家在一起的时候，是用小竹子板凳，围坐在丁香树旁。好像妈妈总是在洗衣服，爸爸在一旁忙他自己的事。也有时他画妈妈和我，有时为我们拍照片。丁香花有时是背景，丁香树一直都在那里看着我们。它好像是我们家庭的一员，好像会一直和我们在一起。

老爸有时带我散步，给我讲些刚刚开始紧张的中苏关系，讲如果好朋友意见不一致时该怎么办，讲一些我似懂非懂的事情。去剃头的路上，他还曾建议我：你长大当个理发员，“好给爸爸理发”……还讲过些什么，我都忘记了。在我对儿童时代的记忆中，就是妈妈常常带我去火车站或飞机场，或去送爸爸，或去接爸爸。

但是我记得爸爸对我讲到丁香花：“我死的时候，用我的骨灰做肥料种一棵丁香花。”我那时根本不懂什么生死，只是明白了爸爸特别喜欢丁香花。从此，不管在什么地方，每当我看见丁香花，总觉得那是爸爸的花，丁香花开了，我就认为它们是为我爸爸开的。几十年了，一直如此。看到丁香花时，脑子里就想到那时候爸爸说的话，所以这句话我一直清清楚楚地记得。

一转眼我和爸爸妈妈一起生活了五十多年，我感到了时光的流逝，深切地体会到他们的健康是我最大的幸福。

今天又想起老爸的丁香花，心情突然变得好沉重……我不知道将来怎么替老爸完成他的心愿，我不知道那棵丁香花会在哪里，我不知道……我不愿意再想，我也不愿意再看见它们……

我多么希望永远像我小时候，全家人一起围坐在丁香花树前。

丁香花啊……

老爸不舍得用好的东西，如果他知道哪一件衣服买的价格比较高，他就舍不得穿了，而是“抬起来”，“抬”是河北方言，意思就是“收”起来。我说他“吝啬”，他说是“勤俭”。

老爸的一双凉鞋有些硌脚，他出去一趟，脚都被磨破了。我给他买了一双新凉鞋逼他穿，我知道他“财迷”，所以在他随口问价钱的时候，我就骗他，说的是新鞋价格的十分之一。他试了试新鞋很高兴，由衷赞叹：“很舒服，我明天出去就穿。”第二天他果然穿了，回来赞不绝口：“这鞋不错，挺软和的。”我看他穿了几次，心里也很舒服。我以为此事就过去了，我疏忽了。有天多嘴把鞋的实价暴露了，老爸知道后当时吃惊的样子我就不形容了，当天鞋架上又出现了他那双磨脚的凉鞋……

老爸洗脸洗脚的毛巾都用到很旧，有时毛巾的边都变成“飞边儿”了，他也不换一条。我成心把一条新毛巾挂在他挂洗脸毛巾的地方，他能视而不见地挂了半年，继续用他的“飞边儿”。有次还曾过分地将一块中间破了，而两边不太破的小毛巾剪断，让我把两边接起来他再用。他的衬衫的领子、棉毛衫的袖子、睡衣睡裤，甚至袜子都是缝补过的。有次我发现他的裤衩都缝过了。我看着那裤衩上粗针大线的、间隔不匀、足有半寸长的针脚，心里直发酸。我妈妈看不见；老爸不好意思这个事让我干；当然也可能是懒得听我唠唠叨叨；他又不舍得换一条新的，只好自己动手。

文洁若在我们家是一个响亮的名字。不是因为文洁若是萧乾老人的夫人，也不是因为她的学术成就：翻译了尤利西斯、翻译了那么多日本的名著、写了那么多令人叫绝的文章……而是因为我们听说的文洁若阿姨的一些轶事。

据说文洁若有次在国外出差，住在一家很高级的酒店。到了晚上，酒店灯火通明，好似一座水晶宫。一贯勤俭的文洁若觉得太浪费电了，她就一层一层地顺着楼梯走，认真地一层一层地帮人家关上每一盏灯……

于是在我和爸爸之间，“文洁若”是对对方的称赞和嘲讽。比如有时，爸爸在如厕，我以为厕所里面没有人，随手就把厕所的灯关上了。这时候就听见厕所里面传来了爸爸大叫：“文洁若！！”

我最近又领教了文洁若。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先生2006年9月9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讲演。这天来参会的人很多，很多人站在走廊里听，但是会场上鸦雀无声。文洁若提前二十分钟到了会场，但她还是来晚了，当时已经座无虚席。组织者对我旁边的一个记者说：“给老太太让个座吧！”这样文洁若就坐在了我的旁边。爸爸和她隔着我点了点头，互致问候。会议中，文老忽然想起了什么，她向老爸递来一个纸条。老爸写了几个字，又将那纸条递了回去。一会儿纸条又被传了过来……反反复复在两个人之间传了三四遍的纸条，是一个黄色的小纸头，毫不夸张地说，也就是一个小拇指那么大。

我坐在两个“文洁若”之间，突然就觉得这真假文洁若真有一拼：他们在学术上都是那么杰出，那么成绩斐然，但在生活中又都是那么“财迷”、那么“抠门儿”。我想那小纸条儿应留下来做文物，结果被传到真文洁若的手里夹在书里当了书签。

老爸画画和写文章用的笔有好多好多，除了水笔、油笔、毛笔还有彩色笔。彩色中还有水晶金、水晶银……老爸把各种“水晶”专门留作送书时在书的深色扉页上签字……也有朋友送给他一些漂亮的笔，他写字台的好多抽屉里都“抬着”那些笔，桌上的各个盒子里也都是笔，老爸他都特别喜欢。他平时用的就是小商品市场买的最便宜的圆珠笔，那些“抬着”的漂亮笔只有关键的时候他才舍得使用。等关键时刻来临时，那些笔已经干枯了，写不出字了。

所以勤俭与吝啬，这个问题一直是我和老爸争执的焦点。

老爸是文人，文人爱书，天经地义。

他的书门类繁多：中文的、俄文的，传记、小说、画册……搬家时装了二百四十六大箱，搬家公司的小伙子们累得牢骚不断，为此我不得不行点儿“小贿”。

如今在新家又有六年多了。出版社送的书、开会时发的书、朋友寄赠的书，加上他自己购买的书……六年又攒了多少，数也数不清。

几年前刚搬进新家时，觉得房子还比较宽敞，可是现在各个房间又被书堆得满满登登。听到我抱怨时，老爸说：“这是我的饭碗。”

一次，一位亲戚刚搬家，邀我们去小坐。新房面积很大，装修讲究，的确很舒服。回到家，老爸看着被书柜占得几乎露不出墙壁的房间，颇有感触地说：“我还是得住在有书的地方。”他抚摸着书脊由衷地说：“摸着它们我心里踏实。”

偶尔出门路过新华书店、邮局、报摊，还有过街桥，凡是有书的地方，老爸都流连忘返。他好像忘了时间，忘了本来的目的，他一本本地看呀看，沉浸在书里面。

我小时候有次他带我去书店，他说：“书不能多买，一定要买有用的。”我记住了他的话，而他自己怎么不以身作则呢？莫非他那么多的藏书全都有用？

对了，2002年老爸写了一篇文章名为《书葬》，写的全是他对于书的感情。此文获得冰心摄影文学奖。不难看出，老爸不但把书当成饭碗，而且还甘愿用书把自己来埋葬。《书葬》最大的获益者是我，因为老爸为此文配了我日常随便给他照的一张照片当插图，所以我也蹭着得了一个“摄影奖”，这对于从来没有得过什么奖的我来说可是件大事呀。

老爸不仅爱书还特别爱纸。好像没人说过文人爱纸也天经地义，但老爸对纸的热爱，简直是无以复加。

药盒里那巴掌大的药品的说明书，如果是一面印刷的，他就认真地留下来，用小书夹子夹成一叠，留着写便条。朋友们知道文人用纸多，有人用剩下的一面白，集中送过来一些。那些纸的另一面再被用过后，他还不舍得卖废品，更别说是扔，而是用剪刀将那些没字的、最宽不到一寸的纸边儿再剪下，成了许多小纸条。他在我看不见的时候，偷偷地用胶水将它们粘成边缘不齐、大小不同、薄厚不一、皱皱巴巴的纸。他将厚厚一叠“A4”得意地送给我，用来打印。我看他兴致勃勃，不好意思打击他，只好凑合用了。老爸喜滋滋地看着他废物利用的劳动成果，干得更加来劲儿了。换成激光打印机后，他的“劳动成果”打印机不干了，他只好将“劳动成果”用于自己手写初稿。他手写初稿的纸除了“劳动成果”外，经常还有信封（包括牛皮纸信封）背面、街上发的小广告背面、报纸里夹带的一些宣传品的边边角角……总之一切可以写下几个字的地方。

我对于他兢兢业业地粘贴废纸，多次表示不满。我觉得他“有病”。他制作出的废纸，都不值用掉的胶水钱。况且对于老爸这么一个珍惜时间的人，放下那么多事情，用那么多精力和宝贵的时间……制作出利用价值如此低的“劳动成果”，太不值得。这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时间上都得不偿失。但老爸不以为然，他乐此不疲。对于我对他的不理解，有一天他终于说：“我这也是休息……”我无言……他既然喜欢，我能再说什么呢？对于我老爸这种人，真正的经济学家也没辙。

对老爸来说，如果书是他的“饭碗”，那么纸是他的“命根”。

除了保存废纸，他还喜欢收集一切用过的东西。他把用过的小瓶子，摆在桌上当笔筒，七八个“笔筒”，每个只能插进去一两支笔，稍不留神就会倒下去，扶了这个那个倒。水果箱、牛奶箱、保健品外包装、装饼干巧克力的小盒、一次性筷子、盛酸奶的小碗、冰激凌塑料皮……反正各种各样的包装，一旦进了我们家就别想出去了。老爸除了欣赏它们的图案，还把它们分别派上用场：水果箱等那些大一些的用来装书、装剪报、装画画的颜料……那些点心盒，用来装卡片、装信件，太小的剪成小纸片，“寄照片用”。总之全都派上用场。老爸经常会在你需要时，举着他收藏的冰棍棍儿，当看你正好能用上，他那一个满脸得意……

最让人烦的是中秋节，大大小小的月饼盒子每每都使老爸眼前发亮。他一边说着豪华包装“太浪费”，一边赞叹：“看看这盒子做得真细致，垫布都是丝绒的。”每个月饼盒照例都被他填得满满的，用来装照片和各式文书，口中念念有词：“看看，正好！”“多合适！”他得意洋洋地边干边欣赏，一副陶醉劲儿。月饼盒子的丝绒也让妈洗了，铺平收好待用（不知能干什么用）。里面的每块月饼的小包装盒也分别放上橡皮、曲别针、零币……他患糖尿病不能吃月饼，但每年中秋节都是他收获的节日。

《北京青年报》和《人民日报》（海外版）前几年曾专门刊登过《高莽的白色书房》《高莽的书斋》，如今他的书房不亚于一个杂货摊。房间四周的书柜前堆着老爸的各式各样的、高矮不齐的、颜色各异的、新旧不同的纸箱和各种品牌的月饼盒。开始那扇亮堂堂的东窗，如今几乎被他的品种齐全的月饼盒收藏堵住了半扇。老爸每天在窗前的写字台上工作，日复一日。月饼盒的堡垒不断增高，年复一年。

这还不算，老爸的收藏直接影响到他的工作。老爸工作时需要查找大量的资料，翻译需要找参考书、找卡片、找字典；写作需要找书籍、找简报；画画需要找照片、找纸笔、找颜色；治印需要找刻刀、找石头、找砂纸……老爸又是个勤奋的，一刻也不停止工作的人。在这样的一个“杂货铺”中，找需要的东西，是多么大的工作量，更何况老爸的生理年龄已经是耄耋了。

每当老爸找不到东西时，他着急心烦。我看他那样，也替他着急。我不会俄文，又替不了他，所以我痛恨老爸找东西，也就更怪罪于那些破纸箱子。但是他必须天天找。找东西几乎成了他工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遗憾的是他至今无怨无悔。

我感到奇怪的是，他居然在“杂货铺”里还能译出那么多作品、写出那么多散文、画出那么多画……这是他练就的一种本领。

从另一个角度想，对于从来不运动的老爸，满头大汗地在床上、椅子上和桌子上爬上爬下，在他的伟大收藏中翻来翻去，权当是他锻炼身体吧！

都知道老爸的爱好广泛，他除了翻译、写作、绘画、摄影、书法、篆刻，还会做小布条粘贴画，用断了的镐把儿雕刻过鲁迅头像，用捡来的石头刻了一个妈妈的浮雕像，用鸡蛋皮做工艺品……

我在兵团时，老爸就是用鸡蛋皮粘了一个工艺大盒子。那个盒盖上面是红字“1973”，这是那一年的时间。盒子的正面贴的是一幅画，画上是一座山，一轮冉冉升起的太阳。这是我的名字“晓岚”的意思。在早晨的山上，好像使人看见了水蒸气。盒子的背面是一只又白又胖的大猪，那一年我在兵团的工作是喂猪。老爸请人把这个他精心制作的盒子带给远在内蒙古的我，对于不满二十岁的我，精神上是多大的鼓励呀。当时周围战友们羡慕的眼光，直到今天我都历历在目。

这些艺术品的制作材料，都是来自垃圾。谁也不知道他最大的爱好是收废品。

我和老爸一起出去时，特别不愿意路过废品收购站，因为他每每都在那一大堆破烂面前放慢脚步，悄悄地指着一块破木板：“接到我桌上多好！”一会儿又看见一个塑料架子：“多可惜，扔了！”他一下想起我在身边，回头看看我，不好意思地笑了。我总是拉紧他，快步离开那里。就是在我这样的监督下，我们家仍有破落地灯、坏电脑椅、旧文件夹、草编装饰画……无数的“宝贝”。有客人见到我家的东西，有时还赞不绝口。其实那些“宝贝”都是我爸捡回来的，修修一直用着。

我说我老爸是职业错位：“你当个废品收购站的工作人员正好，保管尽职尽责！”老爸爽朗地大笑，由衷地赞同：“对！对！对！”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表示：“我天生应当是个收废品的……阴错阳差……”

说到电脑，我又想起老爸的一些事。老爸是一个对一切新鲜事物都感兴趣的人，这一点从他有那么多的爱好上就可以看出来。

我懂事以后特别感谢老爸和他的业余爱好。我小时候老爸给我照了许多照片，能留下那么多儿时的记忆。那些照片从拍照到冲卷到洗印到放大……都是他自己动手。后来我发现照片细微处有好多不同，便问爸，他指着一张有小网格的说：“这是我放大照片时在镜头上加上了妈妈的丝袜。”指着另一张边缘有些虚幻的照片说：“这是我用东西在镜头前遮挡了一下……”我太佩服他了，他真会动脑筋，他简直什么都会。

可是近几年，老爸却让我失望了。

他分不清CD、VCD、DVD，不会用电脑、不知道MP3，甚至连手机也不会用。

有一次他出去开会，我好说歹说，劝他带上一个手机，并反复地教他怎么用，在家还试了两次。那天正巧有个急事，给他打电话，好半天他也不接，最终我不得不请同去开会的人转告他。老爸回来后告诉我：“我怎么也开不开，按哪个键也不行。”后来他不好意思，还“跑到厕所，自己鼓捣了半天”。从此他再也不带手机了。有次听见一个朋友也讲了自己类似的一件事，他终于找到了同盟军，而更加理直气壮地拒绝学用手机。

别人送来录像带或光盘，他一直要等我回来才看，他决不会去动家里的录像机、摄像机或影碟机。老爸拒绝学电脑，虽然他早就体会到电脑对他写作上的帮助，也早已了解了网络的重要和神奇。他甚至写过文章大赞电脑的巨大功能。他多次在我帮他找到一个他需要的资料时，指着电脑赞不绝口：“这玩意儿，太厉害了。”但是让他自己学，他不愿意。几年前曾经有次坐到电脑前，还不到半小时，胳膊酸了三天。算了！算了！

老爸不仅对于一切现代科技产品抵触，凡是沾上“电”字的一切，他也有一种天生的惧怕感。他对电的使用，好像只限于灯和电话。但是如果家里的灯不亮了，不管是灯管的毛病还是开关坏了，他都动员我找专业人员来修，而不让我动手。这对于那么善于自己动手，又那么怕麻烦别人的老爸，简直就不可思议。偶尔我忘记了关电脑插座的电源，他会打来电话：“怎么小红灯还亮着？”后来老爸学会了关闭小红灯，就经常替我关闭，几次将我正在充电中的“小红灯”关闭了，影响了我的使用，令我气愤不已。

有一次老爸说一夜没睡好，因为——看着有小红灯亮，“我老怕出事儿”。

真逗！空调、电扇、电脑、电视机、微波炉、电暖壶、电熨斗、门铃……现代人生活中哪儿哪儿不用电？快把老爸吓坏了。

他几次在文章中提到自己是属于二十世纪的人，这简直是自我解嘲，是在为自己开脱。好像他只要自己承认进不了二十一世纪，我就得闭嘴。

我一直不明白想当年那个时尚的老爸怎么了：老爸照相一流，他用普通的照相机能照出一流棒的照片。他喜欢用侧逆光，还喜欢照黑影儿像……好多专业摄影记者看见老爸的摄影作品都怀疑地问：“这是您照的？”老爸能自己动手做衣服，从裁剪到缝制，全都自己完成。“文化大革命”中不让看外国文学作品，老爸闲着就自己动手做了一套别致的沙发，从设计到制作他完全独立完成；他也能从事技术性蛮强的、挺复杂的事情。如今的他，怎么都不会接手机？他落伍了？他变笨了？

……我思考了很久，后来终于明白了：老爸就是艺术家，有关艺术上的事情，老爸触类旁通。对艺术的追求，可以促使他研究技术；而真正的科技上的进步，就离他太远了。他本来就是一个科盲。

老爸的科盲，终于让我这个一直崇拜他的人认识到：“老爸不是无所不能的！”

人们对老爸的称呼从“小四”变成了“高兄”“老高”“高老师”“高先生”“高领导”“老爷子”“高老头”“前辈”“高老”……

他自称“老痴呆”。

听他这么叫自己，我觉得挺贴切，一点儿也不过分。

老爸曾经在热牛奶时看书，牛奶沸得到处都是；一边炸花生米一边看报，花生米变成小黑炭；到邮局领取稿费，忘带身份证；洗东西忘记关水龙头，使贵如油的水流了满地；他自己特意收的东西，刚刚放好，马上就开始找，他几乎天天到处找眼镜，还经常是我的瞎妈妈帮他找到；举着一个计算器递给我，让我接电话，因为他慌忙中把计算器当成手机；进家后钥匙留在防盗门上，被邻居提醒……甚至有一天早晨醒来，他手里还拿着尿壶，头下枕着尿壶的盖，原来老爸夜间起夜，尿着就又睡着了。

妈妈眼睛看不见，穿衣服有时需要老爸帮助看颜色，老爸常常把淡粉色说成“白的！”，把海蓝色说成“绿色！”，妈妈按他的说法，常想不起来这是哪一件衣服。我听见后纠正老爸，他就用“我是美协会员！”来对抗，使我忍俊不禁。吃饭时需要老爸介绍桌上食物：他指着西葫芦说“丝瓜”，指着左边说是“白菜”，指着右边也说是“白菜”。我在厨房里隐约听见了，大叫：“那是昨天剩的西红柿炒圆白菜！”老爸酷爱吃水果，但是有时他分不清李子、油桃和杏子。他奇怪地说：“它们怎么都一样？”

世界杯期间，老爸问我：“电视中说四强中都是欧洲队了，怎么还有葡萄牙？”显然他把这个说葡语的国家当成了南美的国家，被我嘲笑一番：“这要是别人也就罢了，您可是《世界文学》前主编呀！”（老爸看见我写的这事求我：“这件事别写了吧，被人看了太不好意思。”我不听他的。“孝女”也叛逆一回，我欺负他不会用电脑。）通过以上这件事，老爸怕露怯，说话变得谨慎了。最近和友人谈到埃及，老爸小心翼翼地说：“是亚洲？！”友人义正词严：“北非！”

曾经，老爸接电话，只听他热情地对着听筒大声说：“好！欢迎！欢迎！”我和妈妈都以为是哪个熟悉的朋友。老爸挂了电话后，我们迫不及待好奇地问：“是谁要来？”谁知老爸含含糊糊地说了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名字。再问老爸，他也不知道这个他重复的名字是谁。真不明白，不知道对方是谁，怎么就能稀里糊涂地热情欢迎人家。真闹不懂老爸的心理，是因为他自己的耳背不好意思再问，还是他对人的平等思想而觉得无须再问。总之，在如今的社会治安条件下，老爸如此没有自我保护意识，我觉得真是著名的不折不扣的“老痴呆”！

老爸是“大孝子”。他亲自给奶奶接尿、擦身、喂饭、剪指甲，还亲手给奶奶做过衣服。奶奶一百零二岁高龄离世，他一直精心伺候于床前。

老爸是“模范丈夫”。我妈妈双目失明了十年，他从生活上和精神上给了她最大的安慰。他不记得自己每天都吃的药的药名，却把妈妈的十来种眼药搞得清清楚楚。他对妈妈每天的“甜言蜜语”，让我总感到自己是个“电灯泡”“第三者”。他每天看着妈妈的眼睛和她说话，就如同妈妈那扇“心灵的窗户”还亮着一样，这每每让我感动得想哭。

我十七岁时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有次大概两周没有给家里写信，收到了爸爸的电报：“何故久无信？”我二十岁的时候，老爸在外地出差。我生日那天，接到了他的电报：“亲爱的女儿生日快乐！”那年头人家拍电报，一般都是报生老病死或接火车的急事。这两封电报我一直留着。在家里，老爸是我这个暴躁脾气女儿的“出气筒”，我真心感谢他总能耐心地听我的发泄。

堂妹晓崟小时候爱唱歌，他给晓崟买了两个歌本《红太阳颂》（上下）。晓崟学会了上面所有的歌，《红太阳颂》也留到现在。晓崟刚刚学会开车，老爸就给她找来地图。老爸说：“我报名，第一个坐你开的车。” 这对还不太敢上路的妹妹是多么大的鼓励。

他对我的儿子多多特别喜爱，从来不把他当成小孩。多多上小学时，有时老爸写完稿子，就请多多帮他改。看多多认真地逐字逐句地看姥爷的外国文学研究的稿子，让人忍俊不禁。多多每次来，他会放下手中的活儿，或牺牲雷打不动的午睡和他聊天，从中了解他的近况，鼓励他的点滴进步。有时还虚心地向多多请教问题。

老爸爱剪报。天南地北什么有意思的事情他都感兴趣。和家里人有关的事情也是他剪报的重点。当年我们夫妻在巴西工作，他把报纸上有关巴西的报道全都剪下搜集起来。当我们探亲回国时或是有方便的人带时，他就交给我们，一般那些新闻已经是两年前的了。

多多去了新单位，他又开始把有关的事情剪下来，装到一个旧的牛皮纸口袋里，等着多多来。多多看一眼，不屑地说：“噢，我看过了，网上早就有了。”

老爸表面看上去很精神，其实身体哪儿都有病。对自己的身体他不在意，但是他居然给我剪下“如何治疗便秘”！老爸对自己的事情从来马马虎虎，但是他关注着周围的每一个人。老爸知道晓崟喜欢小狗，他虽然不喜欢小动物，看到关于小狗的报纸和杂志，一定会留下来，电视里的有关节目，他也会马上打电话通知晓崟观看……

老爸不仅对家人，对别人也是如此。

诗人书法家柳倩老先生准备举行展览，让老爸画一幅画，柳倩在画上题字。于是老爸画了一幅《屈原》。过了不久，柳老告诉老爸，他的《屈原》不知被谁“拿走了”，柳老为此特感伤心。我们听罢也都气愤。谁知道老爸自己不心疼，反而觉得挺美。“居然有人肯‘拿走’我的画。”

有一次，老爸的一个朋友问他：“你怎么对一位老先生那样说话呢？”全家都好奇怪，我爸？无论是对送报纸的、卖米的、开电梯的、清洁工、修鞋的师傅、收破烂的……他从来都热情地打招呼。老爸一贯谦和，我觉得他对人，从心里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不礼貌”？！怎么可能？那天晚上他一夜没睡好，但是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是怎么回事。第二天，老爸非坚持去道歉不可。他觉得不管怎么回事，既然人家说了，我就得去道个歉。我们找到老先生的家，老先生迎门很是纳闷。我们说明了原委。老爸真诚道歉。老先生一脸狐疑连呼：“不是您呀！不是您呀！”原来是一场误会，是他们认错了人。这回我爸坦然了，那天中午他睡了个好觉！

我想起他无错道歉心里就替他委屈。老爸遇到事情就是这样，他尊重每一个人，即使人家错怪了他，他也不生气。

一次，有个杂志在刊登采访老爸的文章时，把高莽误印成“高葬”，杂志印出来后，他们才发现。改已经来不及了。怎么办？编辑部人员都有些不安。印错了，还是这么敏感、这么不吉利的字。订正的话，可能反而造成更坏的影响……没办法，他们与老爸商量。谁知道老爸不但没生气，还安慰他们说：“没关系，把高葬作为我的笔名吧！”过了一阵，老爸特意用“高葬”发表了一篇散文《我死了》。谁知道此文居然评为了2002年 “最受读者喜爱的杂文”，还被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杂文百年精华》一书中。

对于一位老人，午睡是必需的，不是可有可无。老爸也习惯了，如果哪天没能睡成午觉，那他下午就全没了精神，头脑不清楚，像大病了一场。多次爸爸睡得正香，有人来电话把他吵醒，他非但不气恼，还尽量把音调调高。因为怕对方难堪，他装着已经睡醒了。有时他身体明明不舒服，躺在床上，吸着氧气。有人来电话找他，我要挡驾，他不让，装着精神焕发。对此类事情我一点也不理解，但他就是这样，总是替别人想，怕人家失望。

曾经有位记者采访老爸：“您画了那么多中外著名作家，您画普通人吗？”唉，我巴不得老爸能不画普通人。事实是老爸走到哪儿，就画到哪儿，看谁“上画”，（老爸给我讲过：“长得漂亮的人不一定‘上画’。”他还把“上画”的人具体指给我。所以我懂他的“上画”。）就随手找张纸给人家画张像。被画的人有时不知道是谁在画他，所以可能也不见得保存老爸给画的像。他去邮局、照相馆、复印社都画。

有次一位不认识的人，找到我们家里。她带来一幅少女的画像，她说那是二十年前，老爸到她工作的复印社时给她画的像。她想看看高先生。这么多年，她能辗转找到老爸，真不容易！老爸看到他的作品被保存着很感动，和人家聊了好久。她除了“看望”以外，也是为了顺便推销一点儿她们公司的产品。她真又细心又能干！

有朋友的女儿不到一岁，向老爸求字，他认真地想了好多天，给婴儿画了想象的一幅肖像。这位朋友在文章中说：“令我惊讶的是，无论是相貌还是神态，与现实生活中的女儿，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真是神来之笔。”

签字售书时，老爸还给读者画。开会时他耳背听不见，便画得来劲儿……不过“普通人”因为普通，所以媒体便不关注，影响就没有名人大。就显得老爸好像只画名人，因而也就有了记者的问题。其实在老爸的眼里，在他的心中，人都是一样的，是不能用“名”和“普通”区分的。

我对老爸最大的意见是：他从来不会拒绝。不管他自己当时身体处在怎样的状态：腰痛得根本直不起来、血压高到180……他全然不顾。不管对方是谁，不论是否认识，本地的、外地的，从文人、学者到司机、炊事员，只要人家开口，他都会答应。

老爸就是这样，按照自己的哲学、按照奶奶的遗传、按照我妈妈的指示：“答应人家的事情就尽力办好。”在他已小有的名气和从不拒绝的信条下，就有永远也干不完的事。

一会儿画画，一会儿写字，一会儿翻译一篇文章，一会儿给人家刻个图章。然后再去装裱，再去包装，再跑邮局寄……没完没了无尽无休。我看老爸有求必应，实在太累，真是忍不住了。有一天冲着他大叫：“爸，你不想活了？”“老爸，你要学会说‘不’！”他笑着看着我，也不说话，也不辩解，好像是我特别傻。我可能真是太傻了，明明知道他改不了！

一次，多多谈到姥爷对他影响最大的地方，我以为他一定会说是：勤奋、对事业永无止境的追求等等。没想到多多说：“是平等！姥爷能平等地对待每个人。”

多多说得对，老爸就是这样一个“平等”待人的人！

……

未完

写于2006年老爸八十大寿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