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15日，塔利班接管阿富汗，没过多久，当局就开始强化对妇女参与社会活动的限制。

最初他们承诺将维护妇女的权利，但我亲眼目睹现实情况截然相反。首先，女童被禁止接受中等教育，之后，在所有公共领域，妇女的身影都开始逐渐减少。

对阿富汗妇女和女童来说，第一项法令预示着黑暗的未来。

我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只能离开祖国，去其他国家继续完成我的教育。2021年8月28日，在即将获得法律学位之际，我告别了家人，离开了大学。

我在傍晚时出发，只随身携带了一个小背包，里面装着我能从家里带走的所有东西，一边暗暗祈祷着不会在检查站被拦下。就这样，我踏上了一段漫长而枯燥的公路之行，走向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还好有我的哥哥陪着我。我们横跨阿富汗，穿越了八个省，终于抵达伊朗边境。辗转数月后，我最终在德国寻求庇护，从头开始重建我的生活。

和其他难民一样，刚刚抵达新东道社区时，新的体系让我不知所措，只能艰难地独自摸索。

我的最终目标是重返校园，虽然我屡次尝试考进德国的大学，但这些努力往往都以失败告终。语言是我主要的拦路虎，要达到一定的熟练程度至少需要三年，而到时我只能重新开始我的学位学习。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前途未卜、流离失所、绝望无助，尝试了各种可能，敲遍了每一扇门，最终偶然发现了意外之机。2021年底，柏林巴德学院推出了一项特别奖学金计划，专门面向新近被迫流离失所的阿富汗学生，而我就是其中之一。因此，我得以继续我在政治学领域的学业，而这所大学也承认了我过去两年的学业。

重回教室是莫大的幸运，但如今只有极少数阿富汗女性能有这样的运气。我为能够继续自己的学业而激动不已，但当我想到数百万阿富汗女性被剥夺了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我又为自己幸运而感到深深内疚。

到2022年中旬，妇女和女童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缩减，阿富汗女性开始走上街头，高呼“面包、工作、自由！”（Nan, Kar, Azadi!）。与此同时，为了确保自己女儿的安全和未来，越来越多的家庭被迫离开这个国家。

面对这种不公，我拒绝做冷漠的旁观者；我要为之高声呼吁，支持家乡的姐妹们。于是，为了探索应对家乡教育危机的其他解决方案，我踏上了又一场旅程。

2022年2月，我与来自格鲁吉亚的和平活动家丽卡·托里卡什维利共同发起了一项倡议。

我们都曾是联合国青年代表，我在柏林，她在纽约，我们将各自大学里来自阿富汗六个不同地区的年轻女学生召集起来，举办了一次闭门会议。

会后不久，纽约的本宁顿学院承诺向六名女学生提供在线奖学金。在试行阶段，学院向学生提供带学分的在线课程，这证实了在线教育方法的可行性，也给了我们以创新方法解决阿富汗教育危机的希望。

经过一年的游说，我们发起了一个面向阿富汗女性的远程学习项目，并在来自纽约、柏林、吉尔吉斯斯坦和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多个大学的帮助和学术支持下，为女学生们提供在线奖学金。

现在，喀布尔的10名女学生有机会通过在线教育模式继续完成学业。如果成功的话，这个模式可以推广到全国其他省份。

今天，阿富汗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禁止女性去上学和读大学的国家。这里的女性生活在忐忑不安之中，孤立无援。

我们推出远程教育，就是想要传达一条明确的信息：阿富汗女性不能，也不应等到政治和人道主义危机解决后再接受教育。为了让她们在仍在持续的危机中生存下去，教育，与食物和水一样重要。

我们生活在一个冲突、灾难和危机不断的时代，每两秒钟就有一个人被迫逃离家园。对于难民和战乱国家的人民，尤其是年轻妇女来说，高等教育是重获自主权和稳定生活的重要途径，但我们的全球教育系统尚未做出积极的响应。

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需要拥抱技术的力量。通过技术，我们能开启跨越国界的教育新时代，确保身处难民营里或危机状况中的年轻女性能够平等地接受教育。

我呼吁国际社会相信教育的力量，更为重要的是，相信年轻女性的创造力和变革力。

将这两股力量结合起来，我们就能够照亮黑暗，将人类从暴力与不公的束缚中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