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钱江晚报 记者 詹丽华 王燕平

当浪潮到来的时候，势不可当。

吴晓波说，他常常会被一种难以言表的情绪所淹没，因为今天正在中国经济浪潮中搏击的一些企业家可能将不可避免地遇到新的冲击。

年长些的卓勇良相对平静，1980年进入浙江省政府调研室工作，至今为止他的职业生涯都在跟数据打交道，早已习惯从沉默的数据里摸索经济体制变迁的轨迹和区域经济发展的脉络。

“接下来一段时期，是中国民营经济将外部环境挑战带来的潜在机遇，转化为现实优势的关键时期。”浙大文科资深教授史晋川在期待。

我们，正在经历快速而神奇的变化，而身处其中的人迫切想要做些什么。

今天，我们与三位专家倾心交谈，看看他们对浙江经济发展所提取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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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

吴晓波在他的著作中描述1978~2008年的中国企业史，“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了，一群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

“试验”——这是经历、回望过后，他们对那段历史的共同认知。

1978年，浙江财政收入仅占全国的2.4%。“让浙江进行改革试验，或许可以走出一条路子来，即使不成功，也不会有较大负面影响。”刚进机关时，卓勇良痴迷于翻阅统计年鉴，在他看来，一个经济薄弱的浙江，也使得改革开放的洪流可以容忍这种“离经叛道”式的改革。

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成就了浙江作为改革发展先行者的率先示范作用。“可见，不强求一律，放手让基层大胆去试，大胆去闯，有利于国家和民族。”他在《浙江发展的多重文化因素探析》中如此写道。

“浙江经济呈现的特殊活力和均衡性常常为人热议。”在吴晓波看来，浙江之所以被列为高质量发展的共同富裕示范区，原因之一也在于均衡，“浙江很好地做到了通过营商环境的优化，推动生产力和生产效率提升，同时，加大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走向共同富裕。”

闯关

“经济发展的路上从来没有什么一帆风顺。”史晋川曾连续八次参与浙江省五年规划制定，对浙江区域经济发展有深入研究，在他看来，即便是中国加入WTO后的“黄金十年”，危机也一直存在。

2001年初，史晋川曾接手一项课题，调研省内的中小企业，尤其是其中生产技术、装备落后，研发创新动力不足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为他们寻求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调研还没出结果，消息传来，中国加入WTO了。”

从那年起，浙江GDP保持了近十年10%以上的高速增长。但问题解决了吗？“没有，只是争取了时间。”在史晋川看来，与经济增速相比，浙江贸易结构转型的速度远不够快，这不仅是浙江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板。

卓勇良说，他始终对投资有一种爱恨交加的复杂感情。尽管加大投资有利于短期内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但投资增速持续较高是难以维持的。“2016年，终于出现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相对于GDP的比重比上年放慢0.1个百分点的状况。这0.1个百分点的小小降低，是经济转型的大大一步。”他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相对于GDP的比重降低，意味着中国经济正在向集约内涵式的增长方向转变。

“接下来一段时期，是中国民营经济将外部环境挑战带来的潜在机遇，转化为现实优势的关键时期。”史晋川坦言，国际经济环境不利时，政府的重点应放在内部环境的改变上，通过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这也就是之前大家常说的，打造更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以持续提升民企发展预期。预期改善后民营企业会自己想办法克难攻坚，并且内生出一种发展机制，推动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毫无疑问，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道道难关，不仅摆在企业面前，也同样摆在政府面前。

向前

“未来20年，浙江如果跑通了，中国就有可能跑通，这一轮经济改革才真正获得了决定性的成功。”2022年吴晓波走访了56家企业，深入生产制造一线，“庞大的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盘。随着消费互联网的巅峰过去，商业模式的创新已近山穷水尽，所有的注意力重新回到硬科技，而工厂正是科技、生产与需求的交互试验层。”

史晋川说，他们这一代学者，对于经济学的理解，骨子里就摆脱不了经世济民的思维。“地方政府为企业提供发展条件，优化营商环境的过程，其实也是权力自我约束的过程。”史晋川直言，经济学家最重要的工作不是给企业家提建议，而是监督政府在市场化的原则下给企业提供高质量的营商环境。

向前，抓紧潮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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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研究企业史，不会看一些很短期的事情。”吴晓波欣赏长跑型的企业家，因为他们在很长时间里证明了自己的商业才能，而他对浙江经济的观察仍保持着持久的激情和好奇，“当你走到最火热的一线，走进车间，站到一条前所未见的生产线前的时候，你一定会被击中，一定会把眼前的一切与你的事业进行一次联系和畅想。”

保持向前。

出生在海港边，生活在江水畔，卓勇良看过无数次潮涌。“潮水越到后面越没有那么轰轰烈烈，因为能量早已不在声音里。”他说，希望均衡点晚一点到来，那意味着整体水平面的提升会更高一些。

浪潮之下，能量仍在积蓄。

专家名片——

史晋川：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家、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副主任

吴晓波：财经作家，890新商学创始人

卓勇良：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曾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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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潮·发展】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工业化、城市化的历史。

第一个

1979年8月，在温州永嘉桥头，自发形成了以桥西街为中心的桥头纽扣批发市场，这也是中国第一个商品专业批发市场。

第一次

1985年5月，《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报道，并刊登评论员文章《温州的启示》，第一次提出“温州模式”。自此，“温州模式”成为发展市场经济的典型样本。

第一股

1994年1月8日，鲁冠球的万向钱潮在深交所上市。这家股份化改革最早的乡镇企业成为中国乡镇企业上市第一股。2001年8月28日，万向美国公司正式收购美国“UAI”公司，创下的中国乡镇企业首次收购海外上市公司的壮举。

第一届

2011年10月22日，首届世界浙商大会在浙江省人民大会堂召开，这是一次提振信心的路标性大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浙商精英、著名专家，齐聚一堂，共谋浙江发展。如今，每两年一次的世界浙商大会已经成为浙江的一张“金名片”。

第一批

2019年7月22日，伴随开市锣声的响起，科创板正式开市，第一批25只科创板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其中就包括3家浙江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