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与

邓小平的改革理论——

纪念《哲学的贫困》发表

150周年

孙伯鍨

（一）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当今中国特殊条件下的创造性运用，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的最大特色是理论和实践的深度结合：它坚持从实际出发，但决不背离理论原则的指导；它恪守理论的基本原则，但决不照搬理论的现成结论。它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把握时代的脉搏和现实发展的趋势，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创造性地解决当前最重要、最紧迫、最具挑战性的大课题。“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百废待兴，邓小平同志首先解决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在统一全党思想的基础上迅速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变。中国的经济建设由于历史的原因延误了近20年时间，面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更加显得起点低，起步晚，要想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赶上世界的先进水平，没有灵活高效的机制和参与国际竞争的决心和能力是达不到目的的。这就要求把改革开放作为推进经济工作的中心课题来加以解决。无疑，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改革开放是一个没有先例的崭新课题，它不是从已有的理论结论和实践经验中引伸出来的，而是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国内外现实发展的必然趋势中提出来的。那么，从实践中提出的这个课题能否在理论和方法上正确地加以解决，这就取决于我们能否真正创造性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教条主义、保守僵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是不行的，那会在新形势、新问题、新挑战、新机遇面前故步自封，困守自毙，断送社会主义的前途；机会主义、自由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也是不行的，那会在外国势力和国际资本的压力下背离社会主义道路，葬送社会主义制度。这正如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的，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都只能是死路一条。从这里可以看到邓小平理论的实质和核心：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实行改革开放，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为了证明这在实践上是可能的，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大胆地进行理论创造。这集中地表现在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它的运体制分开，在基本经济制度上仍然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但在运行体制上却可以大胆采用虽由资本主义创造但客观上符合一切社会化大生产发展规律的机制和方法。这些机制和方法不具有制度属性，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这确实是理论观念上的一个重大突破。没有这个突破就不可能为国的改革开放开辟广阔的天地，就难以想象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从这个角度理解，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不问姓社姓资，就不是针对基本制度而言的，而是针对经济运行的体制和方法而言的。不仅如此，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一旦步入了市场经济的运行轨道，那末，在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和共同发展的条件下，它们就必然要在同一个市场上彼此发生作用，相互交融和渗透。这是在市场经济法则的作用下必然要发生的经济一体化趋势。由此就产生了不同所有制之间的界限必然要被打破，这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问题在于，打破了不同所有制之间的界限能不能牢牢地保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呢？这就是江泽民同志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报告着重阐述和回答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就将完全证实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并充分显示出它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划时代意义。这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课题，也是摆在全党面前的跨世纪的重要历史任务。这个任务就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主体地位一定不能丧失，经济改革的任务必须进行到底。因此，我们在思想上所要做到的，并不简单就是打破姓公姓私的界限，而是应当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辩证地处理多种经济成分之间的既对立又统一的相互关系，在允许各种所有制相互融合渗透、共同发展的条件下，更好更快地壮大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要做到这一点，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深刻理解和灵活运用是不行的。因此，遵循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前进，决不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而是要求我们更加深入全面地学习、掌握和运用这种理论和方法。反对和批判教条主义，决不是为了向资产阶级自由化敞开大门，而是为了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前进沿着毛泽东和邓小平开辟的道路迅速健康地向前发展。

邓小平

（二）我国当前的改革开放涉及到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学说的整个范围，邓小平理论的这一方面内容是深深地扎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中的。马克思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他的生产关系理论是在1847年撰写的批判蒲鲁东的哲学经济学论著——《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针对蒲鲁东用法学唯心主义的眼光和孤立片面的观点来看待像价值、货币、所有制这些经济范畴，马克思深刻地揭示出所有这些东西都不是孤立的，凭意志就能构成的独立存在物，而是在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出现的社会关系，离开了生产关系，离开了它赖以存在的社会历史条件，它们就既不能产生，也不能存在和发展。不仅如此，作为生产关系之表现的经济范畴，不是孤立地存在着的，它们有着内在的联系，形成一个整体，人为地割断它们之间的联系就阉割了整个经济机体的生命和活力。在现代系统理论出现以前差不多一百年，马克思就已经把它运用于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研究，得出了如下的著名论断：“每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１）值得注意的是，还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就已经不是从一国范围而是从世界范围来研究生产关系的总体系。在他看来，随着地理大发现、新航路的开辟以及工业革命的进行，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成为世界范围的经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的形成必然把各国的经济联为一体，因而一国的生产关系也就必然会越出地域、民族和国家的疆界，形成世界性国际性的生产关系。这种国际性的生产关系包括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整个范围，并且集中在流通领域中表现出来。马克思说，“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世界市场的形成依赖于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各国生产者在世界市场上交换本国的产品，使各国间的交换关系得以发展，反过来又促进它们彼此间的分工和更大规模的交换。这样一来，各国的经济生活就越来越通过对世界市场的依赖而联系为一个巨大的整体。近数十年以来，由马克思首先阐明的这种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客观要求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不能孤立于这个世界经济的整体联系之外来谋求自己的发展。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迅速发展自己的经济，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参与以世界市场为媒体的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国际交换关系实质上反映了各国之间的生产关系，它是一国生产关系总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必然的环节。一方面，这种国与国之间表现在流通领域内的生产关系对一国内部的生产关系必定要发生影响，但并不完全决定其根本性质；另一方面，为了使一国的生产摆脱其孤立状态而和国际间的生产关系联为一体，又必须根据世界市场的通行法则相应地改变它的体制。这就提出了必须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它的运行体制与实现形式加以区分。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作出这个区分是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大突破，但是这个突破决没有越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则和正确轨道，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发展了这个学说。

蒲鲁东

和蒲鲁东不同，马克思反对仅仅从法学观点来看待所有制。在他看来，所有制并不是一种单靠法律形成就能加以实现的占有关系，法律上的占有只是形式上的占有，事实上的占有是通过处在整体联系中的生产关系的诸多环节来实现的。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必须通过对生产关系总和的认识来把握所有制，离开了这些具体社会关系，所谓所有制（或所有权）就不过是一种赤裸裸的抽象物。究竟什么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马克思说：“给资产阶级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的法学幻想。”（２）就我国当前的情况来说，既然已经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改变为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那么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就不能不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具体说来，如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权是在产品和实物占有的形态上得到实现的，那么，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这只能在价值占有的形态上来实现这种所有权。这种所有制与其实现形式之间的区分是上述制度与体制之间区分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原文载于《孙伯鍨哲学文存》第四卷 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献研究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第１版，第１４４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第１版，第１８０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