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本文将唐朝的伪器制作大体分作三部分。其一，属于工艺技术创新范畴的巧伎。其二，对此前某朝某类器物的有计划仿制，属于国家行为的“器物新样”，同国家层面的制度建设相契，多由官府所为。其三，属于仿制“新样”，甚或于“新样”又臆加不同时代之元素，则不管成品与“新样”同时期与否，皆可视作赝作，不宜以“样式”的不同型、式视之，多由私人所为。文章重点讨论了唐朝的铜器仿制，甄辨了铜镜制作中的赝作问题，认为在器物研究中宜先辨识是否赝作，方能更为精准地把握、阐释古人的思想脉动。
关键词：礼器、赝作、铜器、铜镜
这是关于唐代民间赝作的记载。引文较为详细地记述了该春秋古盎赝作如何出现、如何被收藏，以及如何被辨伪的整个过程。虽然说的是唐穆宗朝的事情，但应可作为唐时民间赝作的典型案例。它表明，跟其他历史时期一样，唐代民间社会同样存在赝作的行为。
当然，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还是要数国家行为的伪器制作。需要指出的是，其中也有属于工艺技术创新范畴的，即巧伎之类，此如唐代存在的瓷器仿制玉器以及金银器器型[5]等情况。不过，对此前某朝某类器物的有计划仿制，则已超出了巧伎的范畴，乃取决于整个国家制度的取向，且在仿制行为中占主要部分。某种意义上，此举不能视作赝作，而是国家行为的“器物新样”。此如，公元684年，陪葬李弘恭陵的哀皇后墓在墓道东壁龛随葬了一套陶礼器。[6]（图1、2）这套陶礼器采用唐时所见阮谌《三礼图》礼器式样，且“当以时定”[7]。根据唐朝制度，这套陶礼器应由甄官署制作、提供，亦即政府是准允的。又如，开元年间道士司马承祯所绘《上清含象剑鉴图》中的道鉴镜式。[8]（图3—5）但是，如果是仿制“新样”，甚或于上述“新样”又臆加不同时代之元素，则不管成品与“新样”同时期与否，皆可视作赝作，不宜以“样式”的不同型、式视之。
图1.唐恭皇后墓所出簋
图2.唐恭皇后墓所出爵
图3.司马承祯所绘《上清长生宝鉴图》第一品镜图
图4.司马承祯所绘《上清长生宝鉴图》第二品镜图
图5.河南偃师杏园唐墓铜镜（M2901：14）
礼器“仿古”（“复古”）是历史时期的共同特点，或因古物之珍贵，或因其代表权贵，或因代表对法统的继承，其选择的内容和表现方式或有不同[9]，多为“当以时定”之物。唐朝有着浓厚的汉朝情结，这在墓葬布局形式、壁画内容和表现手法，以及铜镜[10]等方面都有体现。其帝陵制度便是“斟酌汉魏，以为规矩”，到了唐玄宗时期，更是上承汉制，在陵地秩序上照搬西汉陵地的布列原则。[11]由此，也就可以理解唐朝廷为何会专门设置官办仿造工场了。
唐朝仿制三朝青铜器有史料记载的历史约230年，中唐以后，唐朝在句容设有官营作坊专事仿造前代器物，直到南唐后主李煜被赵光义派人毒死后，官坊仿制三朝青铜器才停止。[12]宋代赵希鹄（1170—1242年）《洞天清录》“句容器”条载：
宋时升州即今南京一带，唐代称江宁郡，辖下有句容、溧阳、溧水等地。当时南方如扬州的江都、六合、天长，庐州的庐江，升州的江宁、句容、溧水、溧阳，苏州的吴县，杭州的余杭，宣州的当涂，都有铜矿的开采。[14]今宁镇地区古代著名的铜矿，《元和郡县图志》载润州句容县“铜冶山在县北六十五里，出铜、铅，历代采铸”[15]。20世纪80年代，在南京江宁汤山镇东北九华山的南山、和尚山在现矿区开掘坑道时发现唐代中晚期铜矿。其南山南北侧的小伏牛村和老伏牛村发现较多的炼渣层堆积，估计这一带应有较大规模的冶炼遗存。[16]
实际上，南京的采铜冶炼史最早可追溯到吴王夫差时期，历年不衰。从唐玄宗天宝时期到南唐，前后近200年，在句容设置有专门仿铸古铜器的官办作坊。选择于此，该是考虑到当地该产业的历史传统优势。不过，唐朝仿制的“三朝青铜器”，更为准确地说，应该是按照阮谌《三礼图》礼器式样而制作的三朝青铜器，此如上述。
唐代禁止私造铜器，铜器的铸造、仿制是官府的行为。[17]《旧唐书·杨嗣复传》载：
大约在开元中期以前，私铸铜器一度合法，后鉴于有些人铸造器物以侔暴利，又屡加禁止。开元十七年（730年）九月，唐玄宗颁《禁铸造铜器诏》，曰：
贞元九年(793年)正月又禁造铜器，但次年六月旋即废除；元和元年(806年)二月再次禁止铜器，原因也是由于滥造铜器导致铸钱铜少。[20]唐文宗时又因“病币轻钱重……禁铜器”[21]。
不过，唐朝的私人作坊则是可以铸造铜镜的。客观上，这给私人作坊的仿制、赝作提供了方便之门。《册府元龟》载：
又《唐会要》卷八九《泉货》载：
史载，开元时入贡的铜镜铸造中加入了大量的白银。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中《冶铸第九·镜》载：
具体比例据引文所言为“白银与铜等分”。不过，根据国外学者对八面唐镜所做的成分分析，知唐镜含铜平均69%，含锡平均25%，含铅平均5.3%，其金属成分与汉镜仿佛。[25]这八面铜镜从初唐的瑞兽镜、四神镜，到唐玄宗时期的双鸾镜大都如此，说明唐代铜镜从初唐开始，其金属成分的合金比例就是仿照汉代铜镜。隋至初唐铜镜舍近取远，没有延续两晋以后的铜镜风格，而是承继了汉代铜镜的传统，尤其是“隋初铜镜已摆脱了汉末以来所流行的纵横排列、构图繁密的神兽镜题材与形式，恢复东汉盛行的环绕中心圆钮来安排四兽或十二生肖镜式”[26]。这些情况应该都跟上述初唐政府奠定的对汉制的崇奉所致，而不能简单地解释为铜矿短缺等原因所致。
实际上正是这一点，才是唐代出现汉式镜、仿古镜的根本原因。因此，我们不能排除唐代这两类铜镜的制作同时存在官作和私作的情况。这也跟上述引文反复强调禁止民间制造铜器，而不禁止制作铜镜的记载是相吻合的。
《新唐书·地理志》明确提到唐朝贡镜的地区有两个，一是并州铜镜和铁镜，一是扬州铜镜。这两个地区是唐代重要的铸镜地区。[27]在扬州地区就发现有唐代铸铜遗址。1975年，在扬州师范学院和江苏农学院工地发掘了唐代遗址，出土炉灶和简易铸造设置，较小的杯状坩埚有流以铸造铜器，内壁附有铜绿，附近土层中还发现许多炼铜渣。[28]1987年，在安徽铜陵发现采矿遗址9处、冶铜遗址20处，时间从先秦到宋代，包括唐代遗迹在内。研究表明，铜陵地区古代大规模的铜冶活动至少始于西周，发展于春秋战国，兴盛于汉唐，北宋时期已逐渐衰落，其间延续了近2000年之久。史料记载与考古调查所获材料基本吻合。[29]这无疑在严苛管控之下给民间作坊的铜器私铸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在商业活动中，造假、赝作以牟取暴利体现了人性的弱点。[30]唐朝政府行为的“新样制作”自然也会驱动私营作坊的跟风仿制、赝作，这在丝绸之路贸易中也不例外。此下以铜镜稍做举例。
1998年，在印尼勿里洞岛（Belitung Island）海域发现的“黑石号”沉船共有6万多件物品，这批器物年代大约为9世纪早中期。[31]其中有29面铜镜，在这29面铜镜中有一面江心镜（即百炼镜），这枚铜镜与其他28面铜镜均为海外贸易品。这29面铜镜很可能就收集甚至铸造于扬州地区。[32]
江心镜是唐朝推行千秋节期间所铸，始于开元十八年（730年），停铸于大历十四年（779年）。从目前所见文献记载来看，此类铜镜为天子镜，其镜背饰龙纹，专贺玄宗之千秋降诞。“黑石号”所出“江心镜”（图6）为圆形镜，内区为四灵，中区为八卦符，外区为铭文，其文曰：“扬子江心百炼造成唐乾元元年（758年）戊戌十一月廿九日于扬州。”虽然标榜于扬子江心百炼而成，但是并非铸于当年的“五月五日”，这说明铸造此镜的工匠并不是真正明白江心镜为何。而且“黑石号”所出江心镜镜背不饰盘龙，制作工艺粗劣，镜背八卦纹排列有误，且造型呆板，远无贡镜“光生百炼金”之清莹耀目，可以确定该铜镜并非江心镜，应为假借扬州贡镜江心镜之名的赝作，意在出口贸易中攫取更加丰厚的商业利润。[33]
图6.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黑石号”沉船所出江心镜
迄今为止，出土于纪年墓葬中的无铭文唐代盘龙镜有三件[34]：其一出土于河南偃师杏园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李景由墓（M2603：5）[35]（图7），其二出土于广东韶关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张九龄墓[36]（图8），其三出土于河南陕县三门峡至德元载（756年）M1914的螺钿镜[37]（图9）。这三面铜镜均无“千秋”之铭刻。
图7.河南偃师李景由（663—717年）墓盘龙镜（M2603：5）
图8.广东韶关张九龄（673—740年）墓所出铜镜残片
图9.河南陕县三门峡唐墓（M1914）所出螺钿盘龙镜
张九龄曾于千秋节进《千秋金镜录》五卷，言前古兴废之事以谏上，为玄宗嘉赏[38]，具备进献、受赐千秋镜的资格。但是当前考古发现证实，千秋镜均为八出葵形镜。而张九龄墓所出镜为圆形镜，镜形与三门峡M1914者同。后者更是直接采用安禄山政权的纪年[39]，这表明墓主的国家认同已经变更，故不会使用真正与唐朝廷有关的政治符号。李景由生前官职不显，为蒲州猗氏县令，受赐千秋镜的机会几零；逝于开元五年（717年），此时尚无千秋节百僚进镜之俗。盘龙镜出土于墓室西侧李景由头部附近[40]，故非夫人卢氏的随葬之物，而应是开元二十六年（738年），与卢氏合祔于偃师首阳原先茔时置入墓葬之中的。因此，上述三面盘龙镜是否为真正的千秋镜仍值得考究。[41]
盘龙镜即是江心镜中的天子镜，专为唐玄宗所享。[42]白居易《百炼镜》诗云：
但从唐诗的记叙可知，当时还有不少女子拥有盘龙镜。[44]这有悖盘龙镜专贺玄宗千秋降诞之意，益加说明当时民间存在仿制盘龙镜的现象。其原因一方面在于镜名为“千秋”，蕴意美好；一方面可能与当时流传的此类铜镜尚具驱邪厌胜功能相关[45]，恐怕这也是三门峡M1914之墓主随葬铜镜的用意所在。
此上是有唐一代私人作坊对本朝前期，甚至是同一时代铜镜的赝作。对汉代制度文化的追崇，是整个唐朝政府的整体取向。在此社会风尚之下，在唐代所谓的汉式镜、复古镜之中，难免也会存在当时民间赝作的情况。总之，赝作存在于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如何将这些历史上的赝作准确地辨识出来，以更精准地把握、阐释古人的思想脉动，这是一个犹待学界进一步关注的课题。
[1] 梁江：《艺术鉴藏史上的作伪现象》[J]，《艺术学界》，2009年第1期，第61—77页。
[2]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M]（卷一九一《孟诜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第5101页。
[3] [唐]张彦远著，俞剑华注释：《历代名画记》[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第10—11页。案，北宋时，苏轼(1037—1101年)称：“唐太宗购晋人书，自二王以下，仅千轴。《兰亭》以玉匣葬昭陵，世无复见。其余皆在秘府。至武后时，为张易之兄弟所窃，后遂流落人间，多在王涯、张延赏家。涯败时，为军人所劫，剥去金玉轴，而弃其书。余尝于李都尉玮处，见晋人数帖，皆有小印‘涯’字，意其为王氏物也。有谢尚、谢鲲、王衍等帖。而夷甫独超然如群鹤耸翅，欲飞而未起也。”（详《苏轼全集》·题跋书帖·“题晋人帖”条）二文记载可相互补充。
[4]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第1265—1266页。
[5] 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袁泉：《唐至北宋时期陶瓷器中的金属器因素》[M]，载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六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第231—272页；袁泉：《唐宋之际陶瓷工艺对金属器的借鉴》[J]，《华夏考古》，2008年第4期，第115—129页。
[6] 这批资料集中刊布于：郭洪涛：《唐恭陵哀皇后墓部分出土文物》[J]，《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4期，第9—18页。另可参见刘航宁：《恭陵美陶》[J]，《中原文物》，2000年第3期，第66—67页；彩版二、彩版三。
[7] 沈睿文：《唐哀皇后墓所见陶礼器》[M]，原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2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第421—440页；修订后收入所撰《墓葬中的礼与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第169—189页。案，2006年，谢明良便撰文准确地指出这套陶礼器的属性和来源。详见谢明良：《记唐恭陵哀皇后墓出土的陶器》[J]，《故宮文物月刊》，2006年第279期，第68—83页；增删后收入所撰《中国陶瓷史论集》[M]，台北：允晨文化实业有限公司，2007，第172—189页。
[8] 王育成：《司马承祯与唐代道教镜说证》[J]，《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0年第1期，第30—40页；王育成：《唐代道教镜实物研究》[M]，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6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27—56页。
[9] 如，战国铜器的复古实践表现为对古老器形、纹饰的仿制和对传统礼器制度的恪守两方面，意在守旧、尊古。可参见：张闻捷：《战国时代的铜器复古》[J]，《考古》，2017年第4期，第91—102页。
[10] 唐代出现了一些早期风格的铜镜，既有早期流传下来的，也有以模仿汉代铜镜风格为主的汉式唐镜，主要出土于两京地区，并且这一过程从隋至初唐起至晚唐从未中断。唐代铜镜的复古风气对宋代以后大量仿制前代铜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相关研究详悉：范淑英：《隋唐墓出土的“古镜”——兼论隋唐铜镜图文的复古问题》[J]，《故宫博物院院刊》，2010年第6期，第104—125页；此文增订后刊于郑岩、巫鸿、朱青生主编《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第2辑[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3，第271—301页。此据后者。范淑英：《〈古镜记〉与中晚唐道教的“古镜”再造》[M]，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8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173—200页。李彦平：《唐代复古风格铜镜》[J]，《中原文物》，2015年第1期，第52—99页。案，壁画与铜镜皆不属礼器之列。
[11] 沈睿文：《唐陵的布局：空间与秩序》[M]，北京：文物出版社，2021年，第49—146页。
[12] 同[1]，第76页。
[13] [宋]赵希鹄著，尹意点校：《洞天清录》[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第26页。
[14] 邓嗣禹：《唐代矿物产地表》[J]，《禹贡》，第1卷11期，1934年9月。
[15] [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M]（卷二五），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598页。
[16]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南京九华山铜矿：《南京九华山古铜矿遗址调查报告》[J]，《文物》，1991年第5期，第66—77页。
[17] 齐东方：《唐代铜器皿简论》[J]，《文博》，2005年第2期，第34页。
[18] 同[2]，卷一七六《杨嗣复传》，第4557页。
[19] [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二《禁铸造铜器诏》[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第582页。
[20] [宋]王溥：《唐会要》[M]（卷八九《泉货》），北京：中华书局，1990，第1628页。
[21]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卷五四《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第1390页。
[22] [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M]（卷五〇一《邦记部·钱币三》），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第6000页上栏。
[23] 同[20]。
[24] [明]宋应星著，潘吉星校注：《天工开物校注及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1989，第390页。
[25] 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第177页。
[26]范淑英：《隋唐墓出土的“古镜”——兼论隋唐铜镜图文的复古问题》[M]，郑岩、巫鸿、朱青生：《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第2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3，第286—287页。
[27] 同[25]，第177—178页。
[28] 南京博物院、扬州博物馆、扬州师范学院发掘工作组：《扬州唐城遗址1975年考古工作简报》[J]，《文物》，1977年第9期，第18—21页。
[29] 安徽文物考古研究所、铜陵市文物管理所：《安徽铜陵市古代铜矿遗址调查》[J]，《考古》，1993年第4期，第507—517页。案，21世纪初的调查又发现汤家墩遗址和师姑墩遗址同时存在采矿、冶炼、铸造的青铜工业链条。其中冶铸并存遗址的规模较小，发现有容器范、小型兵器、青铜方彝容器，表明此类遗址具明显的官方背景，其冶铸活动可能为本地族属或地方政府所控制。铜陵师姑墩遗址的矿冶遗物，其年代最早可至二里头文化时期，表明铜陵地区在二里头时期已存在铜矿的采冶活动，持续开采2000余年不曾中断。详见魏国锋等：《安徽铜陵古铜矿冶遗址2016年调查及若干收获》[J]，《南方文物》，2019年第2期，第140—152页。
[30] 如，在海路贸易中存在麝香造假的情况，低级者掺入铅、大麦、小麦、动物血肉等杂质，高级者原料配方精妙、工艺繁复。无论如何，都是为了满足商人追逐利益最大化之需求。相关研究可参见陈春晓：《中古海路贸易中的麝香造假与鉴真》[M]，《丝路文化研究》第五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第51—68页。
[31] Regina Krahl, John Guyet. al. Shipwrecked: Tang Treasures and Monsoon Winds[M] .Washington D.C. : Smithsonian, 2010: 101-120.
[32] 案，“黑石号”沉船中出水“盈”字款绿釉碗以及“进奉”款白釉绿彩盘各一件。项坤鹏认为，这两件器物是由官方窑场或者官方组织民间窑场生产出来进奉宫廷的。它们在出现于“黑石号”沉船上之前，可能先抵达扬州，再从扬州被运送至室利佛逝，然后被网罗至“黑石号”上。详见项坤鹏：《“黑石号”沉船中“盈”“进奉”款瓷器来源途径考——从唐代宫廷用瓷的几个问题谈起》[J]，《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6期，第47—55页。
[33] 贺逸云、沈睿文：《“黑石号”江心镜为唐伪作镜考》[M]，载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考古学研究》卷十三《北京大学考古百年考古专业七十年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22，第489—502页。
[34] 案，另有湖北襄樊在20世纪80年代征集到1枚盘龙镜。详见崔新社：《湖北襄樊近年拣选征集的铜镜》[J]，《文物》，1986年第7期，第88—89页。文中称之为“云龙纹镜”。
[3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杏园唐墓》[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第139—141页。
[36] 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华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唐代张九龄墓发掘简报》[J]，《文物》，1961年第6期，第45—51页。案，该墓出土的铜镜虽只残存一角，但能分辨出镜背的云龙纹样，应是盘龙镜无疑，原镜直径23厘米。
[37] 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1957年河南陕县发掘简报》[J]，《考古通讯》，1958年第11期，第77页。
[38] 同[2]，卷九九，第3100页。
[39] 案，M1914墓志言及墓主死于天宝十四年（755年），葬于大燕圣武元年，即唐肃宗至德元载（756年）。
[4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杏园村的六座纪年唐墓》[J]，《考古》，1986年第5期，第442—448页。
[41] 沈睿文：《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隋唐五代》[M]，北京：开明出版社，2015。
[42] 同[33]，第499—501页。
[43] [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注：《白居易集笺校》[M]（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204—205页。
[44] 范淑英、杨兵：《唐诗所见唐代铜镜的流通及于考古资料的印证》[J]，《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3期，第68页。
[45] 同[26]，第278—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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