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人口负增长多受战争、瘟疫、饥荒、自然灾害等外部事件冲击而产生，可能在短期内造成经济的停滞或衰退，随着外部事件结束，人口恢复增长、社会经济继续发展。20世纪70、80年代后，在没有明显外生因素干扰下，出现了由人口内在动力机制引发的人口负增长模式，这种人口负增长主要由长期低生育率导致，通常持续时间长、短期内难以逆转，并伴随着人口老龄化，会对社会经济造成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一、各国人口负增长基本情况

根据联合国人口司公布的2022年世界人口展望数据，2021年，有38个国家处于内生性人口负增长之中，它们的负增长主要源自长期低生育率。主要分布在欧洲（25个，包括俄罗斯、匈牙利等）、亚洲（5个，包括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地区等）、北美洲（6个，多为岛屿国家）等。这些国家都面临严峻的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形势。其中，德国是1950年以来最早经历人口负增长的国家，自1973年起开始负增长；匈牙利经历的人口负增长时间最长，从1980年持续至2021年，四十余年间总人口规模缩减近10%。俄罗斯1994年出现人口负增长，一直持续到2007年，2008～2019年恢复人口正增长后，又于2020年开启新一轮的人口负增长；日本自2010年负增长持续至今，十余年间总人口规模降幅约为3%；韩国在2020年初开始人口负增长，2021年TFR低至0.88。

二、欧洲和东亚典型国家负增长轨迹特征及差异

根据2022年世界人口展望实际数据及预测中方案数据， 我们考察了3个典型欧洲国家（德国、匈牙利、俄罗斯）和3个东亚国家（中国、日本、韩国）从各自进入人口负增长之后至2100年的负增长发展轨迹。呈现出以下特征：

1、东亚三国与欧洲三国相比，进入人口负增长的时间更晚、发展更快、程度更深。欧洲三国在本国人口负增长初期会在正负增长之间交替波动，此后逐渐稳定在较低水平的人口负增长；中日韩的人口负增长则整体上持续加深，逐渐稳定在较高水平的人口负增长。

2、东亚三国与欧洲三国相比，在人口负增长相同进程中少子化更严重。欧洲三国0～14岁少儿人口比重在人口负增长相同进程下始终高于中日韩，韩国未来的少子化最严重，0～14岁少儿人口比重长期低于10%，中国在本世纪后半叶的少儿人口比重将比相同进程下的日本还低。

3、东亚三国与欧洲三国相比，在人口负增长相同进程中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程度更大。欧洲三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在人口负增长相同进程下始终高于中日韩，并维持在50%以上的水平。在进入人口负增长之前，中国与韩国的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比例在六个国家中最高，将近70%，其他国家则在65%左右，而在本世纪末东亚三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将稳定在更低的水平，韩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最低，仅为46%左右。

4、东亚三国与欧洲三国相比，在人口负增长相同进程中老龄化、高龄化发展速度更快、程度更深。欧洲三国的人口老龄化水平（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进入负增长之前都不到15%，人口高龄化水平（80岁及以上人口占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在20%左右，与中韩水平相近，但低于日本。然而，经过相同时长的人口负增长后，东亚三国的老龄化和高龄化水平都将高于欧洲国家，韩国的老龄化水平将一度超过45%，本世纪末韩国65岁以上老年人中80岁以上老年人占比接近六成。

三、各国应对策略

面对人口负增长，各国一方面采取鼓励生育、移民等措施来缓解甚至阻碍人口负增长的到来，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女性和老年人就业、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等措施来努力适应人口负增长带来的后果。

鼓励生育是各国应对人口负增长的基本策略之一。首先，人口负增长国家会通过为妇女和家庭提供医疗保健服务，帮助其实现理想的子女数量、生育间隔及时间。其次，各国也重点关注家庭和工作的平衡，通过实施产假制度、采用弹性工作制、兴建托育机构等方式来促进就业领域的性别平等。此外，瑞典、韩国等国家还会通过津贴补助、减租减税、减免子女大学学费等措施来降低生育成本，俄罗斯则采用了荣誉激励的方式，向生育多子女的家庭颁发“光荣父母奖章”“光荣父母勋章”，并给予物质奖励。

吸纳移民也是各国应对人口负增长的重要举措。一方面，部分国家采取了鼓励移民的政策，尤其是鼓励高素质、高技术水平移民迁入。另一方面，各国也通过加强社会服务、提供语言培训、完善法律法规等方式，保障非本国国民的社会融入。

提高老年人劳动参与率和女性劳动参与率也是各国政策的着力点。例如，日本、德国逐渐提高了获得退休福利的年龄，意大利则采取了减少福利的措施，韩国鼓励为老年人提供就业岗位，奥地利则给雇佣老年员工的企业提供奖励。针对女性就业，日本从法律、政策、社会福利、企业工作制度等多层次着手，保障女性的就业权益，促进就业领域的性别平等。韩国一直以来也重视提升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通过制定一系列针对女性的就业优待机制，让更多女性回归职场。

面对人口负增长，各国还加快了产业升级和技术发展的步伐。比如，日本通过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至其他国家来调整国内的产业结构，着力提升本国技术研发水平和产业优势，以适应人口负增长的发展。德国在注重转移中低端产业、腾挪资源空间发展高端产业的同时，也在努力提升海外企业在其他国家本土化的融合发展水平。

作者：陶涛，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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