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大大激发了资本下乡投资、地方引资入农的热情。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部分下乡资本带来人才、资金和管理经验的同时，存在炒地、伤地等行为；一些地方招商时，急功近利心态较为突出，引资入农较为盲目，甚至不顾村民意见，随意放宽准入门槛，给乡村振兴、农民发展带来风险。

囤耕地、赚差价、炒地租。半月谈记者走访了解到，一些粮食产区土地承包价格连年上涨，挤压种粮收益。在西北某县，4年前每亩地租每年四五百元，现已突破千元。当地反映，近3年来，部分资本下乡不断囤地，炒高土地价格，甚至催生土地中介这一职业。

农民在起秧、栽插早稻

半月谈记者以“土地买手”的身份联系上当地一名土地中介。这名土地中介向半月谈记者推荐投资某县土地，该县土地流转费为每年1150元一亩，“只要签订3年合同就能再转手，保证每亩能挣百元差价”。

还有一些中介组织流转整合当地农民土地，再转租以赚取高额差价，导致土地租金水涨船高。一所知名农业大学2021年进驻南方某市时，需租农田作为科研试验田，农田租金每年每亩3000元，如今涨到4000多元，还要一次付清10年以上的租金。

地租高企，助长耕地非粮化倾向，影响国家粮食安全。“地价这么高，种粮就赔钱，流转来的土地基本都种经济作物。”一名西北地区农民说，当地土地承包价格从去年的800元一亩涨到现在平均1700元一亩，种粮的土地价格一旦超过每亩1200元，就难赚钱。

伤害土地，后遗症明显。中部某乡大量种植水果，吸引不少资本投入，但由于长期大量使用化肥，有的土地出现土壤板结，作物产量和质量下降，现在企业不愿意再种，给当地农民留下烂摊子。

近年来，一些资本还热衷投资田园综合体、乡村民宿、共享农庄等项目。这些资本下乡流转土地后，往往会重新规划土地，有时难免改变土地用途，如耕地被用来建设田间道路、修建各种设施，而一旦投资失败资本离开，土地要想恢复原貌成本较高。

引资下乡莫盲目，形成合力共发展

“村里搞发展还是希望外面资本进来，因为单靠村里的力量不够。”华中某村党支部书记说，本村发展柑橘种植产业已有30多年，但长期粗放管理，柑橘始终卖不上价，“尽管去年我们拿到改造经费，但还不够，需要外来资本支持产业发展”。

推进乡村振兴，一些地方资金缺口不小，当地招商引资时往往缺少甄别，比较盲目。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地方招商时存在“捡到篮里都是菜”的急功近利心态，一味求快，有的随意放宽准入门槛。有的基层政府为了快速推动经济发展，急着上马一些所谓的特色产业、规模开发项目。一名长期分管农业的基层干部反映，有的地方政府为吸引企业投资，经常开出一些优惠条件，这些条件往往将农民置于弱势地位。在力量不对等的情况下，如果对企业没有约束，就会给农民带来不小风险。

一些地方招商引资，为了项目赶紧见效，项目推进时迫使“村民参与度低”，最终投资方和村民产生对立情绪。某驻村第一书记说，近两年，他所在的村庄吸引不少意向投资，但为加快建设进度，无论从村庄建设还是产业规划，都由上级部门和企业直接商议决定，未充分尊重村“两委”和村民的意见。

近年来，北方地区曝光多起土地流转纠纷，相关地方政府通报显示，资本下乡项目在推进过程中，存在群众工作不到位、合同签订程序不规范、监管工作缺失缺位、施工违法违规等问题。

游客在乡村游玩 徐昱 摄

目前，农村引进外部资本最常见模式是“企业+合作社+农户”，但由于此种模式架构松散，一些下乡资本受约束较少，更多是利用村里资源和劳动力，而为村集体和村民的长远利益考虑较少。

南方某省一些驻村干部说，多年前，一些外地种植企业、种植大户进村大规模流转土地种植冬季瓜菜和热带水果，但早年签订流转合同租金较低，带动农民增收有限，不少村民抱怨“钱都被企业赚走了”。

要给资本下乡立规矩

受访专家和基层干部认为，在资本进入乡村时，处理好项目开发与尊重农村内生治理机制、农民共同富裕的关系至关重要。　

一是严厉打击囤地炒作，引导资本投向种植业产前、产后服务。受访农户、基层干部建议，尽快出台政策禁止资本囤地炒作，严厉打击囤积土地的行为，进一步规范土地流转的流程和从业人员行为。华北某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建议，建立资本租赁农地风险保障金制度，防范资本“跑路”和农户权益受损。

二是为下乡资本立规矩，完善准入和监管制度。一位长期研究农林经济的教授认为，应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监管和服务作用，树立农民主体地位。学者建议，对资本下乡设置一定门槛，防止资本在乡村无序扩张，蚕食村集体和村民利益，同时引导优质资本下乡支持乡村产业发展。

多名受访基层干部建议，各地结合地方实际情况，探索建立新型集体产业发展模式，将农村闲置低效资源资产盘活为村级股份公司经营资产，通过集中招商引资，提升村集体在项目建设运营中的话语权。此外，推动涉农资金零碎使用转向集中投入，采取先建后补、以奖代补、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方式支持产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