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佳妮 编辑 | 陈莹
两年蛰伏，武汉终于重回全国第八的宝座，但中部第一城有着更大的野心，决意再下一“城”——
在光谷地区、武鄂交界的地方，横跨两市打造武汉新城。
乍一看，还是熟悉的“配方”，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会有向外扩张、建新城的诉求。所以这些年来，一座座新城、新区在大小城市拔地而起，但借新城之名卖楼、沦为空城的也不在少数。
单是武汉，还在建设中的“未来新星”就有长江新城、空港新城，这次打出的“武汉新城”，会是“新瓶装旧酒”吗？
然而，细品新闻，还是能察觉到不同寻常的意味。
先说发文单位，揭露新城全貌的《武汉新城规划》，由湖北省发改委操刀，对比之下，先前的长江新城、空港新城都只是武汉市级层面的规划，能级的区别可见一斑。
再看官方定位：百年大计、主引擎、火车头……新城肩负的都是重大期望。春节后的第一周，湖北省委书记王蒙徽、省长王忠林更一同来到现场“站台”，宣布武汉新城重大工程启动，可见重视程度之高。
当然，依然有不买账的网友，认为武汉新城也难逃“画饼”之嫌。
这次，武汉能拿出实实在在的“饼”吗？面对“着急”的杭州，武汉如何才能稳坐第八城？
不少人提武汉，总会冠以“大”来形容——并非面积之大，而是曾经能比肩“大上海”的地位之高。而武汉成其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传承武昌、汉阳、汉口三镇的衣钵。回溯历史，三镇在不同时间段都有着各自的辉煌。汉阳，建城史最为久远，近代诞生的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一举奠定中部重镇的工业基础。汉口，最早开埠的城市之一，沿长江西侧矗立的手工业作坊、洋行、银行、商店、邮局、会馆，描绘出工商业大都会的雏形。武昌，建国后得到最多的资源倾斜，苏联援助项目、国家大型建设工程，基本放在了土地充足的武昌，半个世纪下来，整个城市逐渐形成“武昌引领、三镇均衡发展”的格局。当时间的刻度进入2000年，房地产的狂飙突进和城市化的高速前行相伴随，十年间，武汉中心城区随着一环、二环、三环不断向外推移，但老城的土地很快见顶。2010年，武汉城市总规提出“1+6”的城市格局,“1”是一个主城,“6”是6个新城组群，明确新城要按照“独立成城”的标准打造为“反磁力中心”。但有时候重点太多，最后可能什么都抓不住，武汉市规划研究院也承认“主城区人口疏解政策未能实现”。于是2017年，武汉主政者转变思路，提出“1个主城+3个副城+3个新城组群”的设想，将光谷、沌口、临空副城升级为副城，找准三个方向发力猛攻。直到2021年，“一主三副”的格局才变成“一主四副”，被寄予深切厚望、要打造为国家级新区的长江新城，纳入到副城的版图里。城市生长的脉络，规划蓝图里可见一二，但市场也会给出自己的答案，筛选出都市发展的重心和方向。1988年，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成立。这个远在武汉地图两厘米以外的地方，偏僻又荒芜，放眼望去都是农田草地。十年后，华中理工大学的黄德修教授，起草并向武汉市政府提出《关于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建设中国“光谷”的建议》。这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水花，甚至还流传起一个段子：武昌汉口汉阳互看不上，但在瞧不起光谷这件事上，三镇人难得达成了统一。在今天，如果说全球最大的光纤光缆研制基地、全国最大的光器件研发生产基地、国内最大的激光产业基地，这些“名头”都有点抽象，那就看直观的数据。2015-2018年间，武汉第一区还在江汉区和武汉经开区之间来回切换，但2019年开始，光谷所在的东湖高新区就赶超经开，稳坐第一把交椅。即使在不寻常的2020年，武汉GDP增速同比下降4.7%，光谷还能达到5.1%的正增长。连续几年“逆天”的增长下，这片老武汉人曾看不上的土地，占全市GDP份额已经由2019年11.6%提升到2022年的14%。和“老二”武汉经开区的差距，也由20年的不到400亿，大幅拉开到22年的600多亿。显然，武汉经济重心的天平正在往东倾斜，以至于还有人认为“一主四副”的城市规划已经不现实，定位为副城的光谷，已经有能力和三环内的主城平起平坐，应该改为“二主三副”。这样的说法有待商榷，但一个膨胀中的“宇宙中心”，自然而然需要更大片的土地来承载产业和人口，西边和南部可以开发的土地已经见顶，那一路向东，就是必然。当中心城市对周边的虹吸效应远大于溢出时，通常带来两个问题，一是产业薄弱，在钢铁及深加工、汽车及零部件、石油化工、电子信息、装备制造、能源及环保、食品烟草等多个产业领域，武汉都处于绝对地位，周边城市既不能形成产业配套也不能发展起优势产业。久而久之，都市圈八个城市加起来还不及武汉一市的格局也就难以撼动。二是人口外流，近五年，武汉常住人口年均增量34万人，相形之下，周边城市人口基本零增长或负增长，空心化的痛只能默默承受。武汉着力打造的四大副城，就各自肩负对接不同都市圈成员的重任。光谷辐射鄂州、黄石等鄂东南城市，车谷加强与仙桃、天门、潜江等协作互动，临空经济区辐射引领孝感等地，长江新区则打造新兴增长极，辐射黄冈等周边地区。以副城和临近城市的交界地带为核心，向外形成产业溢出和带动。然而，现实并不如规划所设想的那样完美。临空经济区横跨两市三地（武汉黄陂区、东西湖区和孝感市孝南区），但也有媒体指出，资源基本集中在东西湖区，对黄陂、孝感发展临空经济形成极大极压，两地有边缘化的趋势。定位甚高的长江新城，则因为产业基础稍弱，对周边的辐射也有限。
2022年底，武汉都市圈终于“圆梦”国家级都市圈，成为中部第二个、全国第七个国字号都市圈，审批通过的一大加分项就在于不摊大饼、合理“缩圈”——以武鄂黄黄（武汉、鄂州、黄冈、黄石）为核心区来重点发展。这次，湖北将武汉新城定位为“武鄂黄黄城市中心、武汉都市圈高质量发展主引擎”，也就不难理解。“一五”时期，黄石曾被确定为全国八大重工业中心城市之一，尽管后面有作调整，但这里还是保留了大量苏联“156项工程”与国家重点项目工业，鄂州也有“钢城”之称，过去很长时间支柱产业都是重工业，两市都具备一定的工业基础。孝感、黄冈、咸宁、仙桃和天门五个城市普遍一产占比高，生态资源丰富，但工业化进程缓慢。综合来看，往东对接是不二之选。明确了方向后，武汉新城就是最先伸出的对接“触须”，让鄂州融入光谷的高新技术产业。此外，在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看来，武汉新城罕见地横跨武汉、鄂州两市，一方面，可以在更大范围调动资源，建设好城市边缘区，他提及欧洲就有着大量跨市、跨省开发区，乃至跨境经济合作区，让要素自由流动。另一方面，跨市共建还能将武汉鄂州两市捆绑在一起，这意味着向上争取政策时，相比一城单打独斗，两市联合提议、一起行动能获得更大声量。去年7月，鄂州花湖机场正式投入使用，机场定位货运枢纽，更被看作武汉的第二机场。曾刚表示，武汉新城推动两地交通、产业融合，在此基础上，还为武汉提升交通枢纽地位打开想象空间。相比东部沿海紧张的空域资源、频繁的航空管制，中部有着更安全、充足的空域资源，故而这些年郑州正坐实中部航空枢纽的宝座，但实际上，在郑州引入富士康之前，武汉机场的货运吞吐量远在郑州之上。接下来，如果武汉在芯片制造、光电产业上继续“开疆拓土”，和鄂州花湖形成更强配合，郑州能否继续卫冕中部航运枢纽，变数着实不小。这些年，越来越多的省会城市，提出打破原有城市格局，实施“跨越山河”的扩张战略。比如长沙跨越湘江打造西中心，成都迈过龙泉山发展东部新区，杭州由西湖时代迈向钱塘江时代。
武汉新城的横空出世，就有观点认为，这标志着武汉由东湖时代迈向梁子湖时代，让城市发展的空间和可能性变得更大。
但要让新城不仅仅停留在“画饼”层面，武汉也还有不少现实问题有待解决。
最为直接的，无疑是行政架构、决策模式的转变。跨市共建，既是都市圈合作的创新，也意味着行政规划、管理执行上，还要磨合出新的组织方式。
考虑到地形地势，曾刚指出，沿湖发展的新城还需考虑到生态治理、防洪风险。早期，城市边缘区域多属“三不管”地带，市容脏乱差、工厂乱排放问题严重，站在武鄂边缘区上的武汉新城，生态环境治理的压力不小。
此外，武汉身处长江中下游，地势低平，在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影响下，时常遭受洪水的侵扰，在《武汉地方志》的记载中，“大水”几乎每三年就来拜访武汉一次。而沿湖的武汉新城，虽然美丽的湖光山色景致是招引高端人才的优势，但洪水灾害的风险也不能忽视。
此外，在曾刚看来，今天苏州工业园的成功、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的创新，很重要的一点正在于国际头部机构的引进与培育，让专业机构提供有针对性的高质量服务，才能搭建最优质的投资环境、营商环境。对武汉新城而言，在管理团队建设过程中，应注意招贤纳士，吸收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
22年痛失“全国第八城”的杭州，最近有了更多紧迫感。
在“新春第一会”上，杭州罕见地把主题聚焦在打好经济翻身仗，市委书记刘捷在全市干部会议上提出要“以等不起、慢不得、坐不住的紧迫感夺取开门红、打好翻身仗”。
而且，2023是属于杭州的亚运年，基建项目、旅游消费等办会“红利”带动下，杭州今年有望快速“回血”。
面对重整出发的杭州，有着历史光环、不屈不挠气质的武汉，凭借新城能否成功“守八”甚至更进一步，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系南风窗长三角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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