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幕 灵魂与父亲
1864-1866 伦敦
“国际”成立之后，总委员会的工作非常繁忙，基本上每隔两三天就要开一次会，而除了总书记一职有微薄的工资之外，其余的人都是义务劳动。但委员们都对自己的工作有着很高的热情，没有人发出抱怨。当然在众人之中，马克思是最尽职的那一个，他除了生病和偶尔外出，从不错过一次会议，他给大家分析形势，解释复杂的理论问题，就各种事务给出建议，调停各方面的关系，起草各种文件，可以说总委员会几乎所有的文件，都是由马克思起草的，就连很多琐事马克思也不推辞，比如说填写会员证。恩格斯曾说，叙述马克思在“国际”中的活动，就等于是在编写这个协会本身的历史。于是在不知不觉间，马克思就建立起了自己的威信，成为了总委员会的领袖与灵魂，他的家也变成了委员会第二个大本营。不过能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由此带来的是更重的担子、更繁忙的工作。有一次，马克思感叹说：我们在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斗争，可我们自己的工作往往超过这个时间的两倍。
当然在众多事务中，马克思最为关心的还是德国工人运动。在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下，工人运动正在形成规模，不过拉萨尔虽然去世，但拉萨尔主义还是有着强大的影响力，所以当“国际”成立之时，全德工人联合会并没有加入其中。在当时的德国，支撑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是《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是拉萨尔派人物约翰·巴普蒂斯特·冯·施韦泽。施韦泽虽然坚持拉萨尔的政策，但一再表示了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友好和敬佩，于是在施韦泽的邀请下，马克思决定和该报保持联系，尽全力影响德国工人运动。就这样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第2期和第3期，施韦泽刊登了“国际”的成立宣言。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对施韦泽怀有戒心，因为他们认为，施韦泽所坚持的政策是极其有害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其称为“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也就是在政府的支持和庇护下反对资产阶级，搞专制国家扶持下的“社会主义”，而这并不是马克思所理想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因为这种政策以及其他一些相关的问题，马克思和施韦泽的分歧越来越大，最后终于走到了决裂的地步。1865年3月，马克思发布了一篇正式声明：他与恩格斯不再做《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撰稿人。也是从此开始，马克思彻底放弃了和拉萨尔派的联系，但他仍对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保持密切关心，并通过各种途径，与拉萨尔主义进行斗争，扩大科学共产主义在德国的影响，并积极争取使德国工人运动加入到“国际”中去。
其实马克思有所不知，施韦泽是俾斯麦的同党，所以他对马克思的友好和敬佩，我们不能武断地说这是一场阴谋，但至少可以确认，俾斯麦是在利用施韦泽，妄图收买马克思和恩格斯。而当马克思和施韦泽决裂之后，俾斯麦的下一步行动也展开了，1865年10月8日，马克思收到一封来信，寄信人是他几年前结识的一位德国文人洛塔尔·布赫尔，现在担任普鲁士政府机关报《国家通报》的编辑。在信中，布赫尔邀请马克思加入《国家通报》，专门负责金融市场方面的文章。布赫尔还劝说马克思：进步在死亡之前，还会多次蜕皮；所以，谁要是一生中还想在国家范围内有所成就，就必须与政府靠拢。当然对于这种观点，以及俾斯麦和布赫尔的企图，马克思感到万分可笑，于是他果断地回绝了布赫尔的“好意”。
整体上看，进入1865年之后，国际工人协会的势力日渐壮大，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工人组织连续不断地加入“国际”，他们举行的罢工、请愿和争取政治改革的斗争，都得到了伦敦总委员会及时而有力的支持。一时间，各国政府突然发现，“共产主义的幽灵”复活了，于是政府的警察和密探开始行动起来，他们相信，“国际”一定是一个专谋破坏的庞然大物，它坐拥百万英镑的巨大资产，向各国支部秘密下达指示，命令他们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制造事端。马克思认为这类谣传很有趣、也很可笑，他讽刺说：既然所有危害事件都是“国际”阴谋干的，那么，荡平西印度群岛的台风，应该也是“国际”用魔法召唤来的。
不仅震荡了欧洲政局，国际工人协会也给马克思家里带来了变化。随着协会影响的逐渐扩大，马克思家里越来越多地出现各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自法国的沙尔·龙格和保尔·拉法格等人，更是在1865年后成了马克思家里的常客。这两位年轻人都是热忱的社会主义信奉者，虽然一开始，他们还和马克思有过争论，但没过多久，他们就开始追随马克思的思想，再不久，他们竟然追求起马克思的女儿们来了。在这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拉法格，拉法格时年25岁，原本是巴黎医科大学学生，后来因为搞社会主义运动被学校开除，于是他就来到伦敦学习。拉法格是一个混血儿，有一半的古巴血统，所以他皮肤黝黑、相貌英俊，再加上聪明热情、为人真诚、做事情持之以恒，所以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无疑是一位良朋益友。但如果是选择女婿，马克思和燕妮就要重新考虑了。
首先是性格问题，马克思夫妇发现，由于拉法格出身于农场主家庭，从小的娇生惯养使得他性格脆弱、热情过分，这就导致拉法格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不能容忍有半分失败，以至于他往往丧失冷静、冲动激进，比如说在追求劳拉时，拉法格甚至不惜以死相逼。很显然，这种性格和温柔娴静、有贵族气派的劳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除了性格之外，马克思第二个考虑的就是生活问题，马克思本人虽然是一名无产阶级革命家，但在婚姻和家庭这些个人问题上，他却有着普通中产阶级的诉求，他希望自己未来的女婿在谋生事业上是成功的，要有良好的经济状况，马克思曾直言不讳地告诉拉法格：不要期望我像理想主义者那样对待我女儿的未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饱尝生活之苦的马克思实在是“穷怕了”，他深知燕妮的各种苦难，所以他不愿意让女儿重走她们母亲的老路。
最后，马克思也很不喜欢拉法格那种法国式的、过于直白的求爱方式，他说：在我看来，真正的爱情是表现在恋人对他的偶像采取含蓄、谦恭，甚至是羞涩的态度，而绝不是表现在随意流露热情和过早的亲昵。他毫不客气地要求拉法格，要同劳拉保持一段距离来谈爱情。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所有这些，无不表现了马克思对女儿的关怀备至，对女儿未来前途的深切担忧，就像马克思自己所评价：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但也正如曾经的自己和燕妮，爱情的力量可以战胜一切，1868年和1872年，劳拉与燕妮先后嫁给了保尔·拉法格和沙尔·龙格，也开始了她们各自颠沛流离的人生。
1866年9月3日，国际工人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日内瓦召开，这是一次各国工人运动的大检阅和大集会，但作为“国际”的灵魂人物，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参加这次大会，因为当时的马克思正忙于写作《资本论》的最后部分，而这件工作在马克思看来，其对工人阶级的利益要比他参加任何代表大会都大。当然马克思虽然没有参加大会，但并不等于他放手不管。事实上，他也为这次大会耽误了不少写作时间，他详细考虑了参会者可能出现的辩论，并带有预见性地起草了大量有关文件，提出了对工人状况进行调查统计的大纲，提出了八小时工作制的奋斗目标，他还与将要出席大会的总委员会代表商谈了许多事宜。而当大会在日内瓦召开期间，马克思也在伦敦密切关注着大会进展。结果大会取得了圆满成功，马克思提出的许多主张都被接受和贯彻，新的总委员会也选出来了，之前的成员全部连任。可以说经过这一次大会，国际工人协会正式成为了一支不可忽视的国际力量，成为了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国际政府”。而在“国际”前进的凯歌声中，一部伟大的著作即将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