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萧条、纳粹即将上台、排犹浪潮此起彼伏……历史的阴霾笼罩在上世纪20年代的维也纳，人们昔日在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包容与奥匈帝国所代表普世性的理想，在战火和民粹主义中彻底毁灭，美好年代一去不返。但是，却有这样一群人在这个昔日的梦想彻底沦为地狱之前，希望用哲学和科学的语言将旧世界一扫而空，并且坚信逻辑实证主义和语言哲学是所有不公不义与生俱来的敌人。这群人用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激情与清晰性荡涤了西方哲学的传统，他们的知识遗产改变了后来的人们看待科学与哲学的方式，他们幽默与痛苦，颓唐与希望使得二十世纪中欧世界残酷的历史，多了一抹会心一笑般的亮色。

《进步知识分子的死与生》就是记录了这样一群人的故事——石里克、卡尔纳普、维特根斯坦、艾耶尔、卡尔·波普尔……在黑夜即将彻底降临之前，他们曾经渴望用自己的方式去启迪这个世界所有的心灵——知识需要被所有人检验，他们要提供一种简洁易懂的渠道。因为他们坚信逻辑和理性，足以使得所有煽动、狂热与被包装的“天才”原形毕露。和他们的前辈马勒、施尼茨勒、克里姆特一样，他们试图解释那个美好的年代因何而覆灭，维也纳的咖啡馆与环城大道中埋葬的是无数焦灼的心灵。有人选择的是哲学、艺术和写作，有人选择的是哲学和逻辑。直到这一切被彻底终结……

那个世界终究不会再回来，随着纳粹上台，山河鼎革，花果飘零。然而那个世界的碎片和遗产依旧在闪耀。逻辑经验主义和语言哲学开始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而他们却在怀缅曾经的美好时光中，慢慢凋谢。这本书讲述了一个伤感、却不时带给你苦涩微笑的故事，然后合上书之后，也许你会发现他们的命运似乎在今天另一群人中上演。

“如果说成年人和不满十五岁的未成年发生性关系是不合法的，那为什么当它发生在精英阶层的某个代表——摄影师、作家、导演、画家——身上时却可以被宽容呢？”

2020年，47岁的法国出版人瓦内莎·斯普林格拉出版了一部回忆录《同意》。在这本书里，斯普林格拉讲述了一桩长达多年的性侵害经历。14岁那年，她在母亲参与的一次文学圈聚会中认识了49岁的法国作家加布里埃尔·马茨涅夫。马茨涅夫是圈内有名的“恋童癖”作家，不仅毫不避忌地将这些经历写进小说，更是早在1977年就在《世界报》上匿名发表了恋童非罪化的公开信，还获得了包括吉尔·德勒兹、罗兰·巴特等知名知识分子在内的联名支持。在那场聚会之后，马茨涅夫诱骗这位未成年女性进入了一段长达2年的虐待关系中，哪怕在结束之后，仍无所顾忌地以她为蓝本创作小说，名利双收。

“在那之后，我似乎经历了很多种不一样的，支离破碎的生活，你很难找到它们之间哪怕一丝的联系。我不停地尝试重塑自我，就像人们告诉我的那样。但可以确定的是这并不太成功，我的精神创伤依旧显著。”直到多年后，斯普林格拉才重新拾回自己的生活与写作。

阅读这本书，很容易让人想起《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同样是以文学之名，李国华对房思琪的一次次侵犯不再只是身体的、精神的侵犯，更是语言的剥夺。于是，房思琪说“我是从前的我的赝品”，而斯普林格拉“以自身为代价换来一个道理——书籍可以成一个囚禁他声称所爱之人的陷阱”。

同样的，在这本书里，我们还能看到，斯普林格拉对于“同意”的诘问，直指一个时代对艺术、对性解放的盲信。有一个让我初读感到震惊的细节：在一次激烈的争吵过后，斯普林格拉向哲学家埃米尔·齐奥朗求助。齐奥朗不仅知道两人的关系，也被马茨涅夫视为精神导师。在还未听完当事人的讲述之时，齐奥朗就语气严肃地打断了她——“G是一个艺术家，一个非常伟大的作家……如果你爱他，就应该接受他的一切……他选择了你便已经是你极大的殊荣……”当她再次表达“但是埃米尔，他一直在对我撒谎”，齐奥朗却说“谎言是文学的一部分，我亲爱的朋友！难道你不知道吗？”

《同意》出版之后，巴黎检察院即刻对马茨涅夫展开调查。这本书也推动了法国的性同意立法。放下这本书，我想起那句老话：痛苦无需和解，写作是我们夺回自己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