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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深圳图书馆收集编辑：
自2020年初以来，新冠肺炎以不可抵挡的态势迅速爆发并席卷全球。在新冠大流行的近三年时间里，尽管全世界的流行病学专家、医务工作者、政府和民众采取了各样方式加以应对，时至今日病毒的阴影依然盘踞在人类社会上空。不可否认的是，在可预见的未来，新冠肺炎将长期存在，并深刻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21世纪的人类似乎不得不开始认真思考，我们应该如何去过一种与大流行病共存的生活。但如果放眼漫长的人类历史，流行病的困扰其实从未远离。在新冠之前，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十次传染病大流行包括四次流感、三次鼠疫、二次霍乱和艾滋病。在短暂的康健年月，它们像一个个蛰伏的幽灵，伺机而动，然后肆虐人间。人类历史上最早拥有记载的大流行病是发生在公元前430年至前427年间的雅典大瘟疫。根据《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记载，健康的士兵突然发病，眼睛红肿，脑袋发热，口腔充满血腥，无法进食，加上长期腹泻，最终脱力而亡。据估计，这场瘟疫直接导致了将近四分之一的城邦军队和一半以上雅典居民的死亡。鼠疫是人类历史上致死率最高的大流行病，自有记载以来，曾三次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传播。在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统治期间的公元541年至542年，世界范围内第一次大规模鼠疫爆发，史称查士丁尼大瘟疫。瘟疫从拜占庭帝国向外扩张，逐渐蔓延到整个欧洲，病死人数激增。到瘟疫末期，已经找不到足够的墓地埋葬因疫情而死亡的人，尸体随意堆叠在大街上，空气中弥漫着腐臭的死亡气息。1347年至1353年间，第二次鼠疫在欧亚非大陆上爆发。致病的细菌通过鼠蚤传播进入血循环并引发败血症，使得患者身体因皮下出血而出现大面积的瘀斑，死亡后全身呈现紫黑色，从此鼠疫有了一个形象而可怕的名字——黑死病。黑死病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它的传播速度极快、致死率极高，据估计整个欧洲大约有7500万至2亿人因此丧命，占中世纪欧洲人口总数的30%至60%。中国在躲过两次鼠疫大流行后，依然未能幸免。第三次鼠疫爆发于清朝咸丰年间的云南回民起义期间，清军在镇压起义后的回程中将鼠疫带到了别处。至1890年代，鼠疫传播到了香港、广州等通商要地，病毒随着商船由海路传播到全国，进而传至海外。据统计，全世界有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因此爆发疫情，持续到1959年方才结束，造成大约1000万至1500万人死亡。除了造成生命的直接死亡外，大瘟疫的流行也常常深刻改变人类的历史进程，因而被赋予某种超越疾病本身的象征意义。雅典大瘟疫发生在古希腊民主政治达到顶峰的伯里克利时代，当时的雅典在政治、哲学、艺术等领域都发展兴盛，文明成果深远地影响着后世。然而也是在此时，瘟疫悄然降临在雅典城内，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正处在战争之中，本就存在的瘟疫随着战争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开去，在短时间内造成了大量人口的死亡。公元前429年，执政官伯里克利感染瘟疫身亡，雅典人将这场灾难归咎于伯里克利的统治，疫情诱发了政治变革，也直接影响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进程。许多学者认为，由于瘟疫导致的战争失败是古希腊文明由盛转衰的关键点。中世纪的黑死病死亡人数史无前例，众多人口的丧生让欧洲陷入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大混乱，给东罗马帝国带来了灭顶之灾。在一些历史记录中依稀可见当时的惨况：君士坦丁堡市内和周围地区百业萧条，一片荒凉，人们出门时要贴上身份标签，以防死时没有亲友在身旁。疾病侵蚀人们的身体，更腐蚀人们的灵魂，谋杀、强奸、遗弃孩子甚至吃人肉等丑陋现象屡见不鲜。鼠疫使本就因为大规模饥荒而陷入衰退的封建社会进一步崩溃，封建领主与骑士丧失了对下层阶级的统治权力，财富逐渐落入工商业者和平民手中。中世纪的欧洲人将这场浩劫理解为上帝对不义者的惩罚，企图用宗教来平息对瘟疫的恐惧，却收效甚微。慢慢地，信众的恐惧逐渐变成了对腐朽教会的不满，鼠疫的流行削弱了天主教会的权威。一些学者认为黑死病间接终结了中世纪教会的封建统治，推动了新教改革。在瘟疫的影响下，社会变革悄然发生。在没有建立起科学观念的旧世界，人们对大流行病病因的解释往往基于迷信而非理性，赋予疾病的隐喻也是如此。人们将灾难的发生诉诸鬼神，诉诸天谴，再以此映射现实中当权者的黑暗统治，这是疾病的政治隐喻最原始的形态。随着历史进程的推进，人类社会步入近现代，科学飞速发展，理性精神昭彰，那么人们对疾病的理解是否有了优于前人的极大进步呢？很遗憾，答案是否定的。人们赋予疾病的隐喻不减反增，由此而产生的对待疾病的态度和所采取的控制疾病的手段造成的二次伤害，甚至超越了疾病本身。美国文学批评家苏珊·桑塔格写作《疾病的隐喻》，就是为了让我们看清一直以来在疾病之上衍生出的种种隐喻，以及它们造成的问题。这本书收录了桑塔格两篇长篇批评文章——《作为隐喻的疾病》和《艾滋病及其隐喻》。文章中桑塔格反思并批判了诸如结核病、麻风病、梅毒、艾滋病等严重传染病和癌症，如何经过社会演绎一步步隐喻化，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转换成了一种道德批判，并进而转换成一种政治压迫的过程。文章最初连载于《纽约书评》，由于反响巨大，此后数年中两篇文章被多次集结成册出版，成为了社会批判的经典之作。桑塔格以“反对阐释”的观点而闻名，在文学、戏剧等艺术领域讽刺阐释泛滥的本质与根源。她认为过去那种力图无限制寻找、阐发文本背后所隐藏的意义的阐释，是对艺术的报复、冒犯、劫掠和侵袭。她呼唤摒弃这种阐释，代之以一种“透明”的批评。这种反传统的姿态是对当时美国先锋艺术的回应，而在《疾病的隐喻》中，她将同样的文化观点带入到对疾病隐喻的批判当中。以她自己的话说，是“把那种具有堂吉诃德色彩和高度论辩性的‘反对阐释’策略运用到了真实世界，运用到了身体上”，丰富了“反对阐释”的理论外延和具体实践。桑塔格对疾病隐喻问题产生兴趣源于其自身的患病经历。在持续数年的乳腺癌症治疗中，她不仅需要忍受疾病本身的痛苦，更需要承受许多加诸在疾病之上的象征意义的重压。这促使她开始反思疾病隐喻所造成的问题，并以犀利笔锋写就此文，期望让患者、公众和社会摆脱长期以来萦绕在疾病之上的隐喻的阴影。在文章开篇，她开宗明义：“疾病并非隐喻，而看待疾病的最真诚的方式——同时也是患者对待疾病最健康的方式——是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我写作此文，是为了揭示这些隐喻，并藉此摆脱这些隐喻。”在疾病隐喻之下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个体患者。对于疾病有限和错误的认知，常使人们热衷于为其赋予某种鲜明的性格色彩或道德品质，并将之移觉到患者身上。结核病人因患病而表现出的身体孱弱、因缺血而皮肤泛白、因常常咳嗽而面色潮红等等特征，被浪漫派认为具有敏感、脆弱、富有激情、渴望摆脱世俗困扰的美好品性。在浪漫主义时期，包括济慈、雪莱、肖邦、舒曼在内的许多欧洲顶级艺术家都感染了肺结核，人们相信罹患肺结核让这些艺术家爆发出了强烈的创作激情，为他们的才华锦上添花，尽管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因患病而英年早逝。在这样的隐喻下，结核病不仅不可怖，甚至成为一种颇受追捧的潮流和风尚。当时广为流传的有关结核病的幻象，不仅美化了疾病，甚至美化了死亡。不过，这种看似“正面”的阐释在疾病隐喻中并不常见，更多时候，关于疾病的隐喻都是极其负面的。梅毒、艾滋病等可以通过性行为传播的疾病所被赋予的负面隐喻是最易使病人蒙羞受辱的一种。这些疾病的传播途径很容易让大众将病人与放纵的生活方式联系起来，而患病则成为了对不检点之人的天罚。通过这样的隐喻，人们可以非常轻易地贬低患者的人格，将他们视为堕落的象征，是不堪启齿的污染和罪恶。疾病隐喻不仅影响患者个体，还会不断扩张，进而影响群体和整个社会。当患病的人数足够多、人们对疾病的恐惧足够大时，针对个人的道德批判也会随之扩散成群体间的批判，藉疾病之名将这种恐惧移置到他人和他物上。人群会随着疾病的传播而开始分化、自我隔离和互相倾轧，使疾病隐喻具有更强烈的政治和军事色彩。在《作为隐喻的疾病》一文中，作者提到当时人们将癌症视为攻击健康身体的“入侵者”，肿瘤就像进攻的敌军，而病人的身体则是战场，治疗就是在这“身体战场”上打一场硬仗。这种极具军事色彩的隐喻是疾病异化病人作为人的本质的常见演绎。不过，癌症作为非传染性疾病，其军事隐喻仍局限在个体患者身上，而到了艾滋病流行时期，疾病的军事隐喻则如同病毒一样传播到不同群体之间，对社会生活产生了更为深远的负面影响。如作者在《艾滋病及其隐喻》一文中描述的那样，在缺乏有效治疗方法的年代，对艾滋病的恐惧迫使政府运用医学手段将艾滋病人识别并隔离出健康人群，他们被反复的检测、统计和定义，用医学为驱逐和孤立提供依据，毫不在意对病人公民权利的剥夺；在无法调查清楚艾滋病毒起源与传播轨迹的时候，人们已经根据偏见经验理所当然地认为它肇始于“黑暗大陆”，是愚昧落后的第三世界带给欧美文明世界的灾难，假借疾病的名义将种族主义思想展露无疑；政客、学者、名流等公共话语权力的掌控者们，通过大众媒体大肆传播艾滋病的负面隐喻，被人为夸大的恐惧与仇恨造成的裂痕，时至今日仍在方方面面深远影响人类社会，假以土壤，即会重生。人类抗击流行病的历史和日益发展的医学研究已从经验和科学两个维度证明，传染病的大流行有其不为人的意志所转移的特性，广泛传播、长期流行、难以消除。违背科学规律的疾病隐喻可能对于防止疫情无甚裨益，却可以引发很多其他问题。疾病隐喻及其衍生——如过度扩张的防疫政策，使许多原本非常态化的应急手段逐渐成为常态化社会秩序的组成部分，这不仅会改变民众的生活模式和思维模式，甚至可以影响国家的权力生态和制度生态。在新冠肺炎流行的第三年，死亡率随着病毒的不断变异而降低，人们在疫情早期感受到的剧烈的死亡恐惧也逐渐远离。和防疫相比，如何恢复疫情前的社会秩序成为了如今亟需面对的新命题。让我们放下过度的恐惧和紧张，以一种更平和的心态看待和应对瘟疫。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创造诸多奇迹，却也绝非万能。除去人在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定义下的种种属性，我们始终无法脱离的永远是作为动物的本质。正如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一书中所说，“我们永远难以逃脱生态系统的局限……不管我们高兴与否，我们都处在食物链之中，吃，也被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