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上半年，中国31省（市）的财政盈余均为负数，全数入不敷出。

地方财政究竟有多缺钱？

截至2022年6月末,地方债务约34.75万亿元。然而这并非全部。据IMF估算，中国地方隐性债务61.3万亿，其中40万亿是城投债。

地方隐性负债如此严重，如何破解？

2022年8月，贾康在与巨浪视线《不会就问》栏目对话中，直言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担心某些地方通过“罚款”等刮地皮的形式，来补财政缺口。他提到，这些年，很多地方通过公务员限薪等形式来压缩行政经费，意义不大。这个过程并非一个快变量，改变这个“负债累累”的状态恐怕需要3-5年。

贾康是财政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关注财税30多年，在80年代便明确提出建立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是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大方向。

在本次对话中，贾康从财政谈到税收。在他看来，当前很多税负其实并没有落到富豪身上，而是落在了低中收入阶层身上，所以必须要处理好怎么在中国逐渐提高直接税比重的问题，也就是大家所说的房地产税、遗产税等。

张不会：最近可能全国财政都面临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尤其是我们看到在上海、深圳等很多地方的基层的公务员已经开始降薪，中国的财政到底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以至于基层的财政都会这么缺钱？

贾康：关于行政经费，中央已经身体力行，这些年一直在强调过紧日子，压缩行政经费。我印象里，原来一年80多个亿，现在已经压到50多个亿了，压的力度几年下来还是相当可观的。但毕竟对于整个中国十几万亿的盘子，中央这点经费支出算是比重相当低的，更多的比重，人吃马喂，行政成本，体现在省、省以下好几级。到了鹤岗这种地方，是最典型的吃紧的情况，它已经负债累累，不得不正式宣布财政重组。

另外一些地方没那么严重，但是在这一段时间，经济运行出现严重的低迷状态的情况之下，包括一些发达地区，也开始对公务员限薪，这也是收紧，必要地来发掘一些可能的弹性空间。

当然我不认为这样一些单个措施有多么大的突出意义，它是一种组合，鹤岗说的一段时间暂停招收新的公职人员，还有财政重组里面，它一定还要得到省级的政府给它一定的辅助，否则它过不去，它总得运转，各种措施合在一起，它还怎么去建设财源、开辟财源，这可不是个快变量，可能要个3年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见眉目。

张不会：关于地方债，大家争议比较大的、也是比较难厘清的是，这个债到底是地方政府欠的，还是地方政府设的城投公司欠的？

贾康：现在规范的地方债就是地方政府的。在中国是省级政府牵头，在中央的协调之下，每年设定一个发债规模，取得的资金在省牵头情况之下切块下到地方，来搞各个项目；还有专项债，专项债就是在发的时候就对应于具体项目。至于说融资平台那些债，都不是规范的地方公债，不允许他们以后再以这样的方式形成实际地方的隐性负债了。

张不会：那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债务有解决措施吗？

贾康：有，原来已经形成的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很大部分都已经被置换掉了，就是政府牵头，把原来的它的什么市政债、公司债，变成了中期债券。银行方面虽然看起来损失了一些利息，但是提高了它资产的质量水平，更好符合了银监会、证监会等等这方面的规范要求，现在有很多地方还在清理，可能还有一些新发生的，但是绝对不像原来那样。总体来说，不能再以地方政府操纵的方式去借债了。

张不会：我看到有学者问，中央政府明明是可以去低利息地借钱的，但为什么不是中央借了分给地方，而是让地方这样去高利息地借钱，结果最终是把金融机构给养肥了？

贾康：地方政府现在它发行的地方公债，这么多年看起来跟国债的利率水平差别不大，为什么呢，都是政府信用。

如果说国债是金边债，那么地方债是准金边债，或者至少是银边债。所以它的市场对接、市场机制形成的利息水平，高也高不到哪儿去。好处是什么？地方它就有一个权责利的约束机制，你如果中央发了债再拨给地方用，那么地方它是多多益善，它不断地跟中央说，我这儿需要、那儿需要，中央招架不住的。有了地方债、地方分级财政情况下，地方在中央协调之下，每个年度是定死了这个发债规模、这债怎么用，要力求资金的绩效水平得到提高，这个权责利就比较合理了。

（Tips：权责利原则是指管理过程中的权力、责任、利益既结合又统一的管理方式与过程。）

张不会：其实在这样一个经济减速的情况下，尤其在过去也有发现，基层的财政为了补上这个缺口，会有一些向老百姓乱收费的现象，像这次的财政的危机会不会也变成由老百姓来买单呢？

贾康：要防止这种情况，咱们不用讳言。

困难的情况之下，税收没有多少增长的可能，可能会出现刮刮地皮，更多的主意可能就打在税外，税外的各种罚款、各种名目的东西，甚至在我们现在听到的一些具体案例里边，比如公共交通的罚款，很容易来钱的。

其实北京这些年停车位很紧张，本来这边没有划禁停标志的地方，现在划禁停的越来越多，包括一些公园旁边全画黄线，全是禁停，有什么必要呢？但是你在这停了以后，罚款跟着就来了。这不是一个好的循环。

所以一定还要通盘考虑，政府行为怎么样体现它的合理性，政策设计在过紧日子的情况之下，更要提高理性水平。

税制改革关系到各个企业和自然人，解决的是政府面对的钱从哪里来的问题。

——贾康《中国改革真命题》

张不会：您是当时中国分税制改革的推动者之一，我看到您曾说中国现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间接税的占比过高。

贾康：是的。所谓间接税，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学术上所说的流转税，企业在这儿，它只要运行它就有流转额，跟着流转额它就得交税，咱们现在最具代表性的流转税是增值税。

增值税代表的流转税，它说起来是企业交的，但实际上它的税负是可以在企业竞争中间往后去转嫁的，到了最终消费者那里转不了了。最终的税负，很大的部分落在我们老百姓居家过日子必须得到的最终消费品价格里。这种税一般也看不出来，其实早就有馒头里的税、月饼里的税。

这几年有了税法知识的普及以后，很多人才知道，很多的低中收入阶层就非常气愤，我本来就紧巴巴地过日子，怎么我买的馒头还有税？整个的消费品，这些低中收入阶层又是大头，因为你再富的人，人家吃一个月饼，你吃两个月饼到头了，金字塔上几百万个富豪，你能吃掉多少月饼？还是10亿人吃月饼为主，还有4亿所谓的中产阶层。

这样算起来，这种间接税的税负，其实最后是落在低中收入阶层那儿，这是不合理的，实际上加大了中国低中收入阶层社会成员的税收痛苦，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

你如果把这个税变成直接税，那体现成什么税呢？个人所得税、财产税，以及说起来大家可能要皱眉头的房地产税，还有可能以后研究开征的遗产和赠与税。它主要落在有支付能力的，先富起来的人头上，这样一来不就促进了共同富裕吗？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促进共同富裕，必须要处理好怎么在中国逐渐提高直接税比重这个问题。

张不会：您认为中国现在是不是适合推出遗产税？

贾康： 在遗产和赠与税这方面，不能把它提到房地产税前面来征收。房地产税都有这么大的阻力，你说你再把遗产赠与税拉到前面来，它有更复杂的问题。

咱们说的直率一点，遗产和赠与税，你如果说要开征，老百姓他要服气的话，首先是看你的配套改革，能不能够在中国明确地建立官员财产报告和公示制度。你官员带头把这个财产报告公示制度都确立起来以后，我们老百姓可以说跟着来，我们对政府报告我们全部的财产信息，准备身后接受遗产和赠与税的调节。这比较顺理成章。

你如果没有前面的配套改革，我觉得很难让老百姓觉得心悦诚服，所以相比之下，房地产税相对而言好一些，排在前面先解决这个直接税建设的问题，那已经阻力很大了。我们看未来一段时间什么时候条件成熟，按照中央说的双管齐下的部署，先把房地产税的改革往前推，同时再结合着促进共同富裕，打组合拳，理顺各种各样相关的一些机制，研究开征遗产和赠与税。

张不会：其实说到个人所得税，普通老百姓还是觉得个税偏高，可能月薪5000、6000还要交那么多税，您认为个税高吗？

贾康：低端收入的老百姓的税率，开始的门槛过去5%，现在降到3%，如果再来一轮改革，我觉得可以再往下降，降成2%行不行？甚至降成1%行不行？1%它也能培养一个纳税人的习惯。

个人所得税的中间，你还得涉及到，让中产阶层税收不要太高，还得培育中产阶层。中国的中产阶层现在说4个亿左右，看起来这些人有房子有车，但是很多人说，我这个房子按揭买的，我还当房奴呢？我这车也是消费信贷分期付款的，一大堆的他们自己焦虑的问题。所以个人所得税中间这一段税率，不要急于升的太高。

如果说能大概测算出中产阶层中高水平以上的部分，这个税率再往上跳，比较合理。我认为再高不要高到45%，下一轮应该至少把它压回到35%以下，最好能压到跟企业所得税标准税率25%一样。因为最高边际税率45%，实际上这个税率落不到那种厂主型的富豪身上。

有一种企业掌门人说我只领一块钱的工资，那他还有什么个人所得税？但是他和他家庭成员实际的高消费，包括没有疫情时候，每年可以有几轮到海外度假旅游，他都打入他的公司和企业的费用。

所以，45%的边际税率实打实地主要落在那些专家型、创新型的知识分子头上，他的薪酬、稿酬、劳务费，还有创造发明的专利特许权收入，合在一起，最高要拿走将近一半。

这就有它的副作用了，逼着很多人才可能用脚投票，就不在我们这儿干事了。所以逼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还有深圳，陆续出台了国务院批准地方性措施，把这种最高边际税率压回到15%，或者不超过25%，现在其他一些地方也盯着，也想跟进。与其那样，下一轮改革不如把这个事情做得更规范一点。那么这是下一轮个人所得税（改革）要解决的一些问题了。

对话/张不会

编辑/崔亦鑫

新媒体编辑/刘冰冰

视频制作/杨翔文 冯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