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1675年，艾萨克·牛顿在给同为科学家的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的信中如此写道。这行长久以来被认为是我们最伟大科学家的最伟大的语句，或许原本是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笑话：胡克，这位表示对牛顿的发明有所贡献的对手，一个牛顿后来极度讨厌的人，是一个矮子。

然而，牛顿的确站在那些人们通常“看不见”的人的肩膀上。他在经济上也是如此：他是奴隶贩卖交易的投资者。南海公司是从非洲向美洲运输奴隶的最重要的公司。牛顿买下南海公司上千股份，投资超过十年，获得了极为丰厚的利润（而后他在1720年的经济危机中失去了这份财产）。

艺术不能孤立于它的创造者，无论他们曾想过什么或者做过什么。但是知识——特别是物理和数学的自然律——是被发现的。为什么要用发现者的个人生活或信仰来标记这些发现？正如历史学家詹姆斯·博斯科特（James Poskett）在《地平线》（Horizons）杂志中讲述现代科学的全球化根源时指出，用人名标记发现有很多好的理由。有人认为，通过承认文化背景来对学科“去殖民化”会使学科毫无必要地沾上政治色彩，但博斯科特认为，科学本身就已经政治化了：科学革命是欧洲男性天才——牛顿，达尔文，哥白尼，伽利略，爱因斯坦的专有领域。博斯科特认为，上述想法就是一种政治策略，用于强化如下概念：支持某一特定政府系统，或站在边界某一边的人，会比别人更具求知欲、富于创造性、并精于处理困难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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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四个世纪发生的科学革命不仅是与政治种族冲突、侵略和奴役同时发生，并且正是因为这些事件才能够发生。牛顿对于天体力学的认识并非是在苹果掉落的时候突然出现在他脑子里的，而是因帝国的扩张才赋予其可能性。法国天文学家里歇尔（Jean Richer）等旅行者通过奴役贸易公司的船只到达“新”大陆，并在那里观察天空和钟摆运动。基于这些发现，从未离开过英国的牛顿得以形成他的理论。同样的道理，演化论并不是简单地由达尔文发现，而是由全世界科学家在数十年间形成的。博斯科特由此联系起世界权利的更迭，如西班牙王朝在南美的衰落以及俄罗斯帝国在中欧的扩张。

牛顿曾写过：“全世界都知道我自己不进行任何观测。”像他一样，达尔文欣然承认他是基于这颗星球上的所有发现得到的结论。“我在一本古代中国的百科全书中找到了明确描述的自然选择原理。”他在《物种起源》中（1859）写道。同样，哥白尼在《天体运行论》（1543）中引用了伊斯兰天文学家的发现，并承认那是对于日心说而言非常重要的工作。独立的天才其实是一项现代发明。

这种神话的目的是什么？科学自始至终是权力的工具。如博斯科特解释的，能创造日历和了解某一植物药理学的能力可以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在20世纪，科学的力量变得更加清晰：愈发技术化的学习使得愈发具有毁灭性的武器成为可能。随着冷战的到来，必须假装有一种叫苏维埃科学的东西，或者伊斯兰科学属于一些逝去的“黄金时代”，又或者欧洲是唯一在17世纪发生了知识复兴的地方（其实从廷巴克图到西藏，各处都在兴起知识复兴，并且“文艺复兴（renaissance）”一词直到200年后，所有参与者都离世时才创造出来）。真相更为复杂、国际化且多样化，但神话更易于理解，苹果树的故事比平方反比定律更容易解释。

但如果现今科学拘泥于崇敬过去呢？并不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中世纪时期，研究科学或者医学意味着阅读古老的拉丁文或希腊文，正是对于传统的打破才开启了一个发现的新时代。因此，一次有关科学史的诚实对话并不只具有道德上的重要性——它也使发现得以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