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结论：
月末月初将有两场关注度较高的会议召开，一个是2月21日政治局会议宣布，将于2月26-28日召开的二中全会（按照惯例，下半年还会召开三中全会）；另一个是3月初将召开的全国政协和人大会议（两会）。本篇复盘十八大以来的二中全会和三中全会内容，并附上各类对经济和资本市场影响较大的主线定调会议介绍，包括党代会、中央全会、全国两会、政治局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引子：从组织结构出发，搭建政策跟踪框架
作为引子，我们先通过三幅图对政策框架作一个全局认识：
1）具有经济定调作用的主线会议时间轴。这类会议规格高但召开频次低，因此会议内容对于之后较长一段时间都具有指引意义，后续政策工作的落实也会围绕主线展开。
2）组织结构及选举流程。组织机构及相关政策分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条线，五年一换届。其中党委领导结构自上而下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7人）→中央政治局（24人）→中央委员会（205人）、候补委员（171人）。选举流程上：
①二十大选中央委员会委员（205人）、中央纪检委委员；
②二十届一中全会选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7人，需政治局常委会提名）、中共中央军委组成人员；
③纪检委全体会议选举纪检委书记副书记常务委员会；
④二十届二中全会出国家机构和政协推荐名单（2月26-28日召开）；
⑤23年两会确定国家机构和政协名单；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3月召开）。
⑥地方换届：省委书记由各地党代会确定（各地时间不一样，从2021年底持续到2022年）。
3）国务院组织机构与级别。投资角度来说，我们平时看到的多数政策都出自政府条线，政策的级别取决于发文机构的级别。自上而下看：
①国务院（国字头文件），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
②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直属机构，正部级单位。
③26个国务院组成部门，即各个部委，均为正部级（下表按国务院网站列出顺序）。
④1个国务院直属特设机构，即国资委，同样是正部级。
⑤10个国务院直属机构，正部级或副部级。一般名称为“××总局”/“××总署”的为正部级，名称为“××局”或“××署”的为副部级。
⑥2个国务院办事机构，正部级。
⑦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正部级或副部级。
⑧由部委管理的国家局（比如发改委管理的能源局、交运部管理的民航局等），级别为副部级。
党代会（逢2、逢7年份）选举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后，每年会召开1-2次全体会议，所有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参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列席会议（二十大选举了205名中央委员、171名候补委员、133名中央纪委委员）。中央委员没有明确的行政级别，一般看其兼任的党政职务。内容上看，全会常常是制度建设和意识形态确认的重要节点。一中全会到七中全会召开时间大致如下：具体内容上，一中全会和二中全会一般围绕“人”展开，一中全会在党代会闭幕后即召开，决定中央机构（包括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此外还有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纪委的任命）。二中全会在党代会结束后第二年召开（两会之前），主要是对政府部门和政协领导的人选进行讨论（并最终在两会确认），另外二中全会还会涉及机构改革的议题。三中全会往往是国家级“大课题”的出处，引领了几次改变国运的颠覆性变革。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未来几年各领域改革工作提纲挈领。十九届全会比较特殊，十九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并提请人大审议），而往常二中全会的人事讨论任务推迟至三中完成（十九届二中和三中全会时间间隔也比较短）。四中全会更多是顶层制度建设。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高标准市场体系”等提法都出自这次会议。五中全会从十六大开始主要讨论新的五年规划；六中全会在十八届和十九届分别讨论党内建设和百年历史经验总结，另外六中全会会宣布下一届党代会的大致召开时间；七中全会一般在党代会前一周左右召开，内容包括对党章修正稿的讨论、总结过去5年工作，以及为即将召开的党代会做准备工作等。市场方面，中央全会前后指数表现并无明显规律，但如果节前市场下跌，那么节后则有可能相对乐观。在节前一周下跌的情形中，上证指数、沪深300、创业板指、中证1000、万得全A节后上涨的概率分别为66.7%、50.0%、50.0%、83.3%、71.4%；在节前一个月下跌的情形中，上证指数、沪深300、创业板指、中证1000、万得全A节后上涨的概率分别为85.7%、71.4%、66.7%、60.0%、80.0%。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于2013年11月9日-11日，该次会议研究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问题，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未来几年各项改革工作提纲挈领。遵循这份文件的内容，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此后几年的工作脉络：1）两个新设机构对应国家安全和全面改革两条主线：国安委于14年1月正式成立，三常委配置、总书记任委员会主席，内涵至少包括国防安全与信息安全，15年将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此后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提到了“能打仗、打胜仗”这一强军之要。深改组（现深改委）于13年12月正式成立，当时的四常委配置、总书记任组长，小组成员涵盖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两高等各大系统，小组工作覆盖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安全与军事领域、党建领域，战略意义深远。2）经济领域改革为重点，坚持以发展解决问题：深改小组（现深改委）的设立标志着国内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此后的几年，一边是供给端做减法，16-17年去产能实质性加速、环保督查大范围展开。另一边是需求端在不断探索做加法，外部环境恶化的情况下，着力于消费和投资。消费的增量在于新型城镇化（2016年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路径之一，农民进城，带动相关医疗养老等公共资源和住房等城镇化投资；路径之二，渠道下沉以进一步挖掘消费潜力（消费升级）。而实现这两点的前提在于农民工收入的提高，除了务工收入之外还要增加财产性收入，对此启动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改革（2020年全面推开）。3）国企改革是重中之重：三中全会的改变之一在于“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将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并列，强调公平（2018年11月民营企业座谈会，总书记回应国进民退争议：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改变之二在于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2015年9月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一方面，通过改善股权结构（引入民营股东，发展混合所有经济）或启动股权激励等措施，提升国有企业经营效率；另一方面，在地方债务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做大做强国企进而促成国资划转社保（2017年11月国务院《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后续包括混合所有制改革、员工持股、资产注入、引入战略投资者等动作，都是国企“做大做强”的手段。财税体制改革的任务则是啃下央地关系调整这根硬骨头，解决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匹配的问题（2019年10月国务院《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十九届四中全会于2019年10月31日-11月1日召开，并在11月5日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此次《决定》几乎覆盖了全领域的制度建设，同时也是纵向70年制度建设的总结——“制度”一词在全文出现超过220次。在四中全会召开前不久，总书记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一次党外人士座谈会，会上提到，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是中共中央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十九大报告也提到，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这次会议几个新提法如“高标准市场体系”“核心技术攻关举国体制”等，在此后的几年也频繁出现在各类会议和文件当中：全会公报及《决定》中对各项制度的分论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始终是排在第一位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引用官方解读，理解中国制度活力的一个关键，就是中国共产党。向上收的过程，既要“把权力关进笼子”，又要“用好权”，概括而言就是保持先进性和提高治理能力两方面问题（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2）基本经济制度添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首次）对比四中全会之前的口径，此次对基本经济制度定义的丰富，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之前的提法一直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次添加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里面还有几个细项值得重视。第一，“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这个提法最初也来自十五大报告，当时的原文是“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而后用了较多篇幅强调股份制（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第二，“高标准市场体系”，新提法（此前的四中全会新闻发布会有出现），其内涵应该至少包括三点，首要是公平（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然后是市场化（准入、生产许可、破产）、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第三，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也作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核之一。对于高质量发展的延续不出意外，但“举国体制”的提法是首次，也更加关注于人才培养。一处是在创新体制下面提出要“完善科技人才发现、培养、激励机制”，另一处是在发展非公经济下面提到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后面这个提法，最早是总书记在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提到的。新经济领域还有一处相关的，是在“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下面，提到“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财税体制上升到国家治理的高度并将其视为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是一个重要突破，也是中央下决心啃下央地关系调整这块硬骨头的表现。概括来说，就是改善分税制之后央地财权、事权不匹配的问题。大方向就是要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减少并规范中央地方共同事权。这次《决定》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具体到了要“适当加强中央在知识产权保护、养老保险、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事权”——而“部分社会保障、跨区域重大项目”这一块在过去（包括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都是作为央地共同事权存在的。这个问题的推进，最直接带来的影响就是对地方财政压力的缓解。党代会（逢2、逢7年份）选举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后，每年会召开1-2次全体会议，所有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参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列席会议。（二十大选举了205名中央委员、171名候补委员、133名中央纪委委员）。中央委员没有明确的行政级别，一般看其兼任的党政职务。内容上看，全会常常是制度建设和意识形态确认的重要节点。一中全会到七中全会召开时间大致如下：具体内容上，一中全会和二中全会一般围绕“人”展开，一中全会在党代会闭幕后即召开，决定中央机构（包括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此外还有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纪委的任命）。二中全会在党代会结束后第二年召开（两会之前），主要是对政府部门和政协领导的人选进行讨论（并最终在两会确认），另外二中全会还会涉及机构改革的议题。三中全会往往是国家级“大课题”的出处，引领了几次改变国运的颠覆性变革。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未来几年各领域改革工作提纲挈领。十九届全会比较特殊，十九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并提请人大审议），而往常二中全会的人事讨论任务推迟至三中完成（十九届二中和三中全会时间间隔也比较短）。四中全会更多是顶层制度建设。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高标准市场体系”等提法都出自这次会议。五中全会从十六大开始主要讨论新的五年规划；六中全会在十八届和十九届分别讨论党内建设和百年历史经验总结，另外六中全会会宣布下一届党代会的大致召开时间；七中全会一般在党代会前一周左右召开，内容包括对党章修正稿的讨论、总结过去5年工作，以及为即将召开的党代会做准备工作等。会议全称是中国共产党第×次全国代表大会，每5年举行一次，由中央委员会召集，职权是：讨论和决定重大问题；修改党章；选举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应该说，党代会是分量最重，影响最深远的会议。党代会的主要看点就在于中央机构的人事安排。需要注意的是，党代会以及后面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仅做中央机构的任命工作（二十大选举了205名中央委员、171名候补委员、133名中央纪委委员），而国家机构、人大、政协的人事任命要在第二年的两会上才正式确定。以两个“军委主席”的职位为例，二十届一中全会确定的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是中央的职位；两会上确定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是共和国宪制上的最高军事统帅。虽然目前两个职位兼于一身，但确是归属于两个体系。总结而言，十九大报告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做出的重大判断包括：1）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高质量发展”：以十九大为拐点，地方政绩观开始扭转，不再唯GDP是论。2）主要矛盾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替换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美好生活”一词在全文出现了14次。3）对发展阶段的判断出现了新的表述，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不变），一方面是充分肯定了过去一段时间的总量建设成果（之后注重质量）；另一方面是大国战略，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4）在之前的三阶段走基础上，提出了新的两阶段战略。2020-2035年，以及2035到本世纪中叶。第一阶段的这十五年有几个硬指标：科技实力、收入水平和城乡差距、生态环境；第二阶段的核心则在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这十个字，体现在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二十大报告在关键判断上整体延续了十九届的提法，基本上十九大报告（2017年）+十九届四中报告（2019年），确定了大的框架。新增部分：1）重大原则上：①基本原则第一条还是坚持党的领导，十九大写的是（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②“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提法写进二十大（2019年总书记考察上海首提“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2021年写进“一法一规则”）。2）报告突出了国家安全和国内大循环。国家安全三个主要方向，一是国防安全（也包括信息安全）；二是基本生命线问题，即粮食能源，三是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也就是国产替代的方向。内需的应有之意至少有三点：一是消费（基本消费品质升级+中高端消费、养老产业等服务消费、网络直播等新型消费），二是有效投资（制造业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三是产业链升级（高质量供给）。3）经济工作部分几个要点/变化：①对实体经济和创新两个相对新的表述：一个是“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另一个是“教育、科技、人才是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②地产（仍然维持房住不炒基调）。③一个概念弱化：供给侧改革（十九大的表述是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的，二十大是扩大内需和供给侧有机结合）。④碳中和，十九大没提，但这次提法跟前期政策一样（立足煤炭为主国情，发展新能源）。4.3. 三月：全国两会（×届全国人大×次会议、全国政协×届×次会议）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从1995年以来时间比较固定，政协会议3月3日开幕，人大会议推迟两天在3月5日开幕（2020年因新冠疫情推迟至5月），开幕之前会有新闻发布会。人大会议和政协会议职能差别如下：两会一般持续8-15天，碰换届年份时间更长（年份尾号3或8），涉及内容较广，我们一般有针对性地跟踪以下几个方面：①政府工作报告——每年初第一份具有全局性、纲领性的文件，主要看定调和重点任务的变化。②部长通道——一段约百米长的地毯，全国人大专设的对各部委的采访区，可以从新闻稿初步提取各部委全年的主要工作。比如16年银监会时任主席在部长尚福林通道上提及的债转股（近20年之后重启）；17年时任环保部长通道上预告了“正在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进行的空气质量专项督查”；18年国税总局和国资委分别回应减税降费问题和热议的“国进民退”问题。③总书记行程——每年全国人大参会的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港澳台和解放军共35个代表团，几位政治局常委会分别出席其中的讨论。按照惯例，除了必去的政协联组会和解放军团以外，每年还会下到其他4个地方代表团。首先，为什么要看政治局会议。政治局会议一年12次左右的召开频率、24为政治局委员参会（上届是25位），更有助于我们把握中央定调的变化。除了宏观经济政策以外，也包含了一些党内建设的内容。比如16年6月的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可以看到由那以后，国企改也好、地方债务也好、环保也好，越来越强调地方问责；17年9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讨论了两份文件，《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是进一步从严治党的信号。第二，尤其关注其他重大会议前的政治局会议（政治局会议常常会宣布后续重要会议的召开时间）。比如每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可以通过最近的一次政治局会议读出个大概；每年初的政治局会议会提前审议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等。第三，政治局会议每年有至少三次，专门用来分析经济形势和部署工作，一般来说是4月、7月、12月的政治局会议，分别针对一季度、上半年和全年工作（部分年份会增加一次，比如2016年10月、2020年3月）。第四，政治局会议后的集体学习议题也需要重视。比如19年2月金融供给侧，21年10月数字经济。每年年底召开，由中央和国务院共同组织召开，参会人员规模比政治局会议大，从新华社稿件来看，至少包括以下五类：中央人大国务院政协领导人、省市自治区领导、中央和国家机关负责人、军队和武警、中央直属企业负责人。会议内容主要是总结工作、指出矛盾、部署下一阶段，可以说是关于经济工作最高规格的会议，对第二年全年的工作至关重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般为期三天，但是最后我们能看到的新闻稿不过区区几千字。作为每年最后一个定调会议，历来是投资者最关心的政策节点之一，这里不再过多赘述。原央行行长戴相龙曾撰文回忆97年第一次金融工作会议的召开背景。文中说到，91-95年可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但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取得瞩目成绩的背后，也积累了一系列重大风险尤其是金融风险，当时银行不良率已经超过20%，甚至出现存款挤提的现象。97年2月，中央即决定召开一次全国性的金融会议，当年7月才爆发东南亚金融危机，体现了决策团队的前瞻性。11月17-19日，第一次金融工作会议召开，规模空前，参会的包括党中央国务院、各地方政府分管金融工作领导、央行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金融机构领导等。当次会议也做出了历史性的决议，包括成立新机构的设置（成立金融工委，单设证监会、保监会），以及成立四大AMC以处理银行不良资产（上一轮行政化债转股的起点）。之后金融工作会议以五年一次的传统保留下来，开会时间一般为选举年当年年初，17年为例外，一直推迟到7月份才召开（但22年还未召开）。另外参会规模也有所扩大。17年的会议是首次有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武警部队负责同志参加会议。由于金融工作会议五年才召开一次，因此对于会议的理解要充分考虑时代背景。比如1997年正值亚洲金融危机爆发，2002年是那一轮供给侧改革的阶段性时点，2007年开会时股权分置改革启动不久，2012年股市经历了长期低迷，2017年则是金融防风险、去杠杆的重要窗口。因此会议内容也是深刻基于当时背景，做出了一些重要部署。另外要注意，金融工作会议常常会有一些机构的新设。97年成立金融工委，另单设证监会、保监会，同时设立四大AMC以承接不良资产；02年单设银监会；07年成立政府投资公司；17年成立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
风险提示：政策不达预期，稳增长效果不达预期、地缘政治及中美关系影响等。注：文中报告节选自天风证券研究所已公开发布研究报告，具体报告内容及相关风险提示等详见完整版报告。
证券研究报告 《【天风策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政策跟踪（上）——二中前瞻》报告发布机构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获中国证监会许可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本报告分析师
刘晨明 SAC 执业证书编号：S1110516090006
李如娟 SAC 执业证书编号：S1110518030001
许向真 SAC 执业证书编号：S1110518070006
赵 阳 SAC 执业证书编号：S1110519090002
吴黎艳 SAC 执业证书编号：S1110520090003
特别提示：微信公众号“fenxishixubiao”
刘晨明 所长助理、策略首席。天风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9年从业经历，南开大学世界经济硕士，先后就职于华泰证券研究所、安信证券研究所，主要从事宏观经济、政策、股票市场策略研究。2014、2015、2017年新财富最佳分析师第五名、2016年新财富最佳分析师第二名团队核心成员。2019年《财经》今榜策略第一名、2019年金牛奖全市场30位最具价值分析师第四名、2019年新浪金麒麟策略分析师第五名、2019年新财富策略分析师第五名。2020年金牛奖全市场30位最具价值分析师第三名、2020年Wind金牌分析师策略研究第二名、2020年水晶球奖策略研究第七名、2020年新浪金麒麟策略分析师第七名、2020年新财富策略分析师第七名。2021年水晶球奖策略研究第二名、2021年金牛奖策略研究第五名、2021年新浪金麒麟策略分析师第四名、2021年上证报最佳投资策略分析师第五名、2021年Wind金牌分析师策略研究第二名、2021年新财富策略分析师第二名。李如娟 中山大学金融硕士，工学学士；先后任职于广证恒生、中银国际和天风证券从事行业和策略研究；6年多策略研究经验；目前主要覆盖财务分析、行业比较等。许向真 厦门大学金融学硕士，保险学学士，主要负责国内外政策跟踪、流动性和专题研究。赵阳 伯明翰大学货币银行金融学硕士，南开大学金融学与行政管理双学士，先后任职于首创证券、天风证券从事策略研究，目前主要负责专题研究、行业配置及科创板研究。吴黎艳 武汉大学会计硕士，会计学学士。2018年7月加入天风策略团队。主要覆盖流动性、机构持仓分析、专题研究等。余可骋 澳洲国立大学金融硕士，澳门大学会计学学士，曾从事地产行业研究。目前主要负责财务分析和行业比较。逸昕 澳洲国立大学统计硕士，曾从事宏观与金融工程研究，目前主要负责策略专题。陈振威 香港中文大学管理硕士，复旦大学经济学学士,兼具内外资策略研究经验，研究方向为行业比较与资产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