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约翰·卡罗尔(J. Carrol)编纂的沃尔夫(B. L. Whorf)文集Language,Thought and Reality 1956年出版后，学术界争辩的议题主要围绕“沃尔夫假说”展开，论辩“语言决定论”与“语言相对论”的真值问题。国内外学者就“语言相对论”展开了系列实证研究以及思辨与综述研究。实证研究主要从语料视角论证“沃尔夫假说”弱式说，即语言影响思维，语言不同的民族，其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差异；[1]思辨研究主要解读“沃尔夫假说”的内涵，论辩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作为人类语言学家，沃尔夫对语言学的贡献远不止于引发人们对语言与思维、语言与民族的关注，他与萨丕尔(Sapir)对语言现象中的型式(pattern)、结构(configuration)、语言型式中的点(“points” in linguistic patterns)等语言学理论核心概念的探索与阐释尚未得到国内学界应有的重视。20世纪上半叶美国语言学界所谈论的型式、结构和联结，沃尔夫关于语言型式中的“点”具有不确定性本质的见解，以及霍凯特(Hockett)关于共鸣理论(resonance theory)的阐释，它们共同组成了一种谈论认知中的语言[即语言性思维(linguistic thinking)]的可行方式。[2]37而沃尔夫有关语言性思维的思想则集中体现在他关于型式、点、联结(linkage)与关系(rapport)的思考。本文主要探讨这四个核心概念的内涵与关联，试图阐明其起源与发展，从而从理论根源上厘清语言、认知与社会研究之间的关系。

   萨丕尔1927年在《社会行为无意识型式》一文中阐释了各类复杂微妙的社会行为型式。理解型式这一概念首先在于区分个人行为与社会行为的差异。以人类呼吸为例，特定个体的呼吸特征、节奏一般是严格的个人问题，但是在特定社会语境下因礼貌、社会习俗而考虑某种呼吸方式，此时呼吸问题便成为社会型式问题。印度瑜伽信徒规律的呼吸方式，出席葬礼时抑制的呼吸方式都可独立视为社会行为模式，在人类文化史上具有特定的地位。[3]546萨丕尔为型式做了如下定义：“型式是在既定社会典型事件中具有意义的行为理论。从功能角度看，型式是形式。看似一样的事物并不一样，除非他们功能相似。”[4]106萨丕尔一贯声称“所有文化行为都是型式化的”[3]546,并将型式定义为“重要事件的聚集，带有一把术语的钥匙”,呼吸行为、手势行为、经济行为等非语言行为可以证明无意识文化型式的存在，但“语言是所有文化中最广泛的无意识型式”[4]53。“语言行为的无意识型式不仅发现于语言的显著形式，而且也一定发现于组成语言的成分之中，即元音辅音、重音与量的变化以及言语转瞬即逝的语调”[3]553-554。

   譬如，在英语的语音中，“kill”中的k与“skill”中的k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如同“kill”中的k与“gill”中的g的主要区别一般。显然，英语中k的两个不同的音及两种k的发音方式，客观上来说是可比的，甚至是同一现象，但从型式的角度来说却完全不同。普通言说者并不具备这些潜在的声音构型知识，他们只是无意识地遵循了社会音位型式。

   齐里格·哈里斯(Zellig S. Harris)表示，“萨丕尔对语言学的最大贡献……不是语料的处理模型而是语料的型式化”[5]73。萨丕尔并不只是关心“枯燥乏味的分布排列”,而是关注“型式化的事实，以及从语言是人类行为的型式这一发现中能得出什么”[5]77-78。对萨丕尔而言，事实的重要性在于人类行为中的型式主要是无意识的，在社会中产生。“承认型式的纯粹分析性地位的重要性”在于个人并不会意识到他们“参与了文化型式”[5]105。在这一点上纽曼(Newman)进行了补充，“正是语言形式的证据让萨丕尔认为语言形式对于理解人类行为具有深刻含义。语言形式是一种型式现象；在个人或群体中这些形式结构得以无意识、本能地依附或再创造”[6]。

   特拉格(Trager)认为，沃尔夫与萨丕尔的联系“在于萨丕尔对他语言性思维的重要影响”[7]。沃尔夫后期著作中随处可见有关型式与结构的论述。沃尔夫认为语言型式化的不同层次形成了整体的层次序列，每一“平面”包含了置于该层之内的上一层级别[8]248-249。他注意到梵文在“广义含义上的语言秩序”中拥有不同的术语来指称各语言层级。“名[Nama(梵文)]是词汇化过程层级，或是赋予多种多样经验不同部分词汇(名)的层级”[8]253,这些活动发生在“意的层面”。“意[Manas(梵文)]在广义上是世界层级结构中的一个主要层面”[8]252,这一术语恐怕是梵文中最接近于命名“语言秩序”的词。梵文中的“Nama”与“Manas”,即沃尔夫所论述的“名”与“意”实质上指向了语言的不同层级，诸如索绪尔(Saussure)的能指与所指，叶尔姆斯列夫(Hjelmslev)的内容与表达，乔姆斯基(Chomsky)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兰姆(Lamb)的语音层、语法层和语义层，韩礼德(Halliday)系统功能语法的语境层、形式层与实体层这些有关语言层面的区分。

   在意的平面，有两个主要层面，分别叫做色(Rupa)和无色(Arupa)。较低层的是“名称与形式”的王国，即名与色。此处“形式”是指空间结构(“我们的”三维空间)。……

   由此，色与名——形状切分和词汇——是语言秩序的一部分，但只是较为初级的，无法自足的一部分。它依赖于更高层的结构，也就是其组合模式出现的层面。这就是无色界——最佳型式世界。……无色界是一个型式王国，可以在较低层面的物质时空中“实现”,但它们本身独立于时间和空间。这样的型式与词的意义不同，但是与意义在句子中出现的方式有些相似。[8]253

   在上述论述中，沃尔夫明确区分了形状和形式世界中语言现象的外显事件——在时空意义上可以测量的事件——与生成这些事件的关系型式模型。客观存在的语料是型式关系隐性秩序的沉淀或体现。沃尔夫所论述的“色与名”也就是语言的词汇语法层，词汇层指称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宇宙中的某种空间或视觉形状为参照，人们用词汇指称客观世界与精神世界的概念，用语法联系概念之间的关系，而“无色界”则是语义层，甚至是语境层，经由词汇语法层最终得以体现。

   如果仔细研究沃尔夫有关花边图案墙的类比[8]248就会发现，沃尔夫并没有将型式王国中论述的层级和序列平面概念设想为分离的层面。相反，它们被定义为相互渗透的层面，但与此同时又可作为完全自给自足的系统存在。因此，复杂型式在心理层面是相互联系的。

   沃尔夫1940年提出的英语单音节词模式为人们理解复杂的音位型式提供了具体的模型。

 图1 英语(标准中西部美式英语)单音节词结构式[8]223

   在该音位型式中，英语单音节词的最简结构式为“C+V(辅音+元音)”。图1第8项大写“V”表示每个英语单词都有一个元音，且英语中的任何元音都可以出现在单音节词中。第1项是零，表示元音之前可以没有字母。第2项是“C”减去辅音“ng”,即单词可以以英语中的任何辅音开始，“ng”除外。第3～15项的具体阐释参见Language,Thought and Reality。[8]227-230在讲英语的人当中，每个2～5岁的儿童都在学习包括该结构式在内的语言型式，6岁时，这个结构式在儿童的脑子里已经自动内化。不管这些儿童以后编造何种无意义的词，仍将符合这个型式。如常用词“word”,新词“blurb”, 无意义词“mome raths”,野人的语言或动物的呼号“squonk”都脱胎于该结构式。沃尔夫认为这个单音节词结构式就是型式的符号表达式，人们就可以进行操作，表达适用于语境的语义。然而，不同语言的型式具有差异，掌握了英语音位型式并不意味着在学习其他语言时具有优势，学习者会遇到其他语言的新的型式，这也就是为什么外语学习者的语音携带着其母语印迹的原因。

   正如无论何时我们用自己的语言说话或甚是制造无意义的词，我们并未意识到我们遵守了音位型式的复杂法则[8]254,在选择词语时，我们同样受到来自“更高层、更智慧心理”的影响[8]257,从而做出无意识的选择。人们的“语言天赋”,与“关系型式(patterned relations)王国”具有内在联系，“这些关系型式纷繁复杂，但又与语言丰富而系统的结构有着清晰可辨的联系”[8]247-248。

   型式化内在于所有的能量或物质之中。“语言的结构化和型式化的基本作用”[8]250是人类运用语言性思维能力直接参与存在的普遍法则的反映。沃尔夫试图构想认知语言概念，以助于理解行为过程中语言性思维的复杂微妙之处，同时，他将这种现象置于普遍型式化的语境，即型式宇宙之中。但他的型式王国或关系模型的概念维持着一种相互连接的胶合状态，并具有在时空中以人类感知所能理解的整体外显形式体现它们自身的新潜势。

   萨丕尔与沃尔夫对语言型式化概念的阐释推动了语言科学的发展，“形式型式和自主现象”不仅包括音位型式、形态型式、句法型式，还包括语义现象、图像型式以及文化型式，并极大影响了后来韩礼德对“语言的无意识性”[9]的见解。韩礼德不仅指出语言范畴具有无意识本质，更一直强调语言使用者在说话时往往不会意识到自己刚刚用过的词汇和语法，自发的话语具有丰富的语法型式，其节奏韵律型式也更有规律。[10]语言型式的概念也引起了社会学家的关注。受到沃尔夫言说方式、一致性框架等言论的影响，伯恩斯坦(Bernstein)注意到文化选择(通过社会关系型式)作用于语法型式、语义型式，因而对认知意义具有重要影响[11],他提出的语码取向可视为对语言型式的进一步发展，限制语码与精致语码表征了特定群体的言说方式，是相应群体内化的独特型式结构在语言上的外显。布迪厄(Bourdieu)论述的惯习(habitus)理论[12]则从更加广义的范围扩展了包含语言性思维在内的人类行为型式的研究范式。

“型式中的点(points in the pattern)”认知结构模型表明了沃尔夫与萨丕尔以一种整体、动态、本质上相对论的方式，概念化我们视为系统内部的“事项”“单位”“物质”“成分”之间关系的能力。萨丕尔与沃尔夫的分析焦点是关系型式，以及连接可识别但抽象的“点”的联结系统——如一种语言的声音系统。沃尔夫将这些相对的点或抽象中心本身定义为不确定的、实际上不存在的物质，除非它们在言语情景中“被体现”。

   在“音位”这一术语在美国语言学界通用以前，萨丕尔声称一种语言的母语者能轻易区分的语音是那些“对应于‘他的语言型式中的点’”的语音。那些“细微的，勉强能听出来的语音区别，只要它们碰上了‘型式中的点’”,人们就能用自己的语言“容易地、并且自发地在写法上表现出来”[13]56。霍凯特对此进一步阐释，人们实际上所听到的，从严格的听觉术语上来说可能几乎无法识别。听者们认为听到了他们所识别形式的“标准形状”[14]48。“听者的内部回路需要做的工作”就是确认听到了什么，不是依据它的实际物理属性，而是依据所期待的“清晰标准”[14]146,这样的知识储存于个人的内化语言系统之中。

   萨丕尔在讨论“什么是语言”时强调，“跟任何语言成分有关的各神经束中的各个位置点，或各丛位置点，都由脑中的联合路线连接起来”[13]10。语言是“由一种独特的符号关系组成——是一方面所有可能的意识成分与另一方面置于听觉、运动、其他大脑和神经束中特定的被选择的成分之间的关系”[13]11。

   型式中的点是一种“理想”或抽象物质，可采用联结主义(connectionism)方法想象型式中的点的物质基础。联结主义结构的基本构成成分如同神经元，彼此相互连接，单个单位的激活可以促进或抑制其他单位的激活。各单位之间的连接力度会因系统行为而发生变化，因此一个单位对另一单位的效力可随时间发生变化，联结主义系统从而可用来模仿人类认知能力。[15]然而，联结主义方式并不意味着语言系统与实现并维持它的物理模型具有类质同象形式。

   在音位结构的后期描写中，萨丕尔解释了内化系统中点与点之间的关系。每一个音位在“(声音)系统中不仅表现为独特、轻微变化的发音和相应的音响形象，关键还表现为一种与该系统所有其他成员心理上脱离的状态”[3]35。从心理上定义一种语言的声音时，声音之间的关系距离，人们习惯性的发音和音响形象，都极为重要。“一种声音只有置于参照其它声音的位置才能被人们有意识地察觉，才成为言语的真正成分”[3]35。

   萨丕尔指出，这并不是不同说话者两套声音库之间的“客观关系”问题——一套声音库里的某个声音客观上可能非常接近于另一套声音库中置于其他人内化系统中不同的点的某个声音(如口齿不清发出的“s”音与另一个人发出的”th”音接近)。这些客观差异“只不过是接近心理关系的第一步”[3]37,而这些心理关系实际上构成了音位型式。正是每个系统内部声音之间的“心理空间”的相似型式让听者识别听到了什么。“2岁的女童和50岁的男低音歌手在发音(特定元音)时会产生极为不同类型的气流振动，但处于同一语言文化中的其他成员能轻易地识别出他们各自所发的音(元音)”[16]204。

   萨丕尔认为，音位模型型式中的点代表了位于一种语言独特的纯粹客观声音系统之后“更加受限的‘内部’或‘理想’系统”[13]57,赋予语音现象音位结构的相同“对形式的直觉”也通过语法结构说明了概念型式。“语音与概念结构均表现出语言对形式的直觉”[13]57-58。人们按照社会制定的任意行为型式采取行动是“极其复杂结构或形式集无意识控制”[3]555的功能表现，这些结构或形式集是“个人习得”的，“完全位于种族的生物遗传倾向之外，只能用严格的社会术语来解释”[3]555。在萨丕尔的“结构”观中，“重点不在于每一个行为、特征或成分事实，而在于其与其他成分之间的位置关系”。这“强调了文化成分的位置，而不是其内容”[4]103。

   沃尔夫进一步探讨了型式中的点模型并阐明了音位型式的相对特性。沃尔夫从物理科学视角阐释萨丕尔的言论，认为：

   一种语言的声音，并不单纯只是外在的物理现象，而是用来交换意义的某一系统单位，这一信号编码的原材料不应只视为每个点都有相同价值的声音连续体，而应视为是所研究特定语言的型式中的一些孤立点。

   作为物理学家，语音学家可能不得不给予他耳朵所听到的或他的仪器所记录的每一种声音的差异相同的关注。但语言学家，一旦他发现了一种语言型式中的点……一定会特别注意这些点之间的差异，可能对那些声音在这些点上变化的差异相对保持漠不关心。[2]45-46

   沃尔夫认为“time”的“t”后接一个送气音，是一个复合音，就是型式中的一个点。我们习惯称为“完整音节”的音是不是一种语言型式中的一个重要点呢?“从人类行为的立场来看”,一个音节可以视为“单次行动，单次叫喊或来自说话装置的声音‘块’”。[2]46古闪族语和古埃及语系统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将符号与声音互相配置，但它们都相当精确地覆盖了自己语言所有的音位点。人们并不能听到发出的所有物理声音波，听到的也不能全部在语言上被理解。听到的多数声音也“并不是由声音编织的有意义的型式的那部分”[2]45-46。只有当听到的声音正好与一种语言中音位型式中的一个点相近或相符时，人们才能识别声音所传达的意义。但任何内化系统中的点既不确定又是相对的。而语言学要求精确的“型式化”,一种关系的精确性。语言学这门学科需要精确地描述它所关注的种种型式。一种型式到另一种型式的转换就如同原子内部成分的运动情形，是从一种构形到另一种构形的转换或交替，而不是可以测量的位置移动。分析语言现象时，人们所采用的方法便是用一类条件下某个型式中的某一点取代另一类条件下某个型式中的某一点。

   霍凯特曾说他花了“50年时间来理解”萨丕尔区分言语声音“wh”与吹灭蜡烛时发出的物理上完全相同的声音所指的意义。言语声音“即使处于孤立状态，仍保留了英语言语中所听到这种声音的有意义的细微残留成分”[14]95。在共鸣理论中，共鸣是指由听到的话语特征在个人内化语言系统中出发的联系。这些共鸣音是由听者经由与过去听到的音的记忆痕迹相似的话语成分激活的。因此，人们的内化系统就是他们全部语言经验的积累，基于话语成分的异同构成了相互关系型式。正是这一内化系统使得人们理解听到的言语并产出同一言语社区内其他人所能理解的话语。

   “听到的每一句话语至少轻微地重组了听者潜在共鸣的点之间的平衡。这样的重组并不是话语意义的一部分，但它确实影响了如何阐释后续话语”[14]91。我们“识别听到一句话语的所有效果是该话语内容与听者之前所经历事件之间联想的功能”[14]87。相似地，萨丕尔模型中某个点的所有效果是该点与由积累的经验所建立的整个联想网络之间关系的功能，也是一种系统内点与点自身之间关系比例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