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如何，还面临哪些困难？未来，如何发力保护我们的地球家园？记者专访了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崔书红。

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增加到1864只，亚洲象野外种群增至约300头，藏羚羊野外种群恢复到30万只以上……

珍禽异兽归来的背后，是近年来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持续努力。

崔书红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明显成效。我国积极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化，明确将“生物多样性丧失速度得到基本控制，全国生态系统稳定性明显增强”确立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目标之一，逐步纳入各级各类的规划计划中。

近10年来，我国颁布和修订森林法、长江保护法和生物安全法等20多部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法律法规，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各省区市也结合当地实际颁布了相关法律法规。

我国建立了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各类自然保护地近万处，面积超过1.7亿公顷，约占陆域国土面积18%。海洋自然保护地总面积达12.4万平方公里，约占我国管辖海域面积4.1%。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得到有效保护。

同时，我国建立了植物园、动物园（含海洋公园、海洋馆）、野生动物救护繁育基地以及种质资源库、基因库等较为完备的迁地保护体系。普陀鹅耳枥、华盖木等一些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初步摆脱灭绝风险。6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人工繁殖成功并建立稳定人工种群。

他介绍，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是我国在国土空间管控方面的制度创新，进一步加强对生物多样性重点区域的保护。初步划定的全国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少于陆域国土面积25%。

近年来，我国还推动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和评估，并持续加强对外来物种入侵的防范应对。

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生物多样性受威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崔书红表示，生物多样性保护还存在法治体系仍需完善、体制机制有待加强、基础能力依旧不足、资金机制较为单一等问题。

他介绍，推动开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篇章，首先要加强生物多样性政策法规体系建设，深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政策法规研究，强化法治保障。

其次，要持续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网络。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切实加强重点区域的保护和监管，完善珍稀濒危动植物迁地保护体系。

第三，构建完备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监测体系。持续开展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观测和评估，探索建立生物多样性价值评估、保护成效评估等技术体系。

第四，着力提升生物安全管理水平。加强生物技术环境安全管理，持续提升外来入侵物种防控管理水平等。

第五，创新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机制。加强生物资源开发与可持续利用技术研究，构建高品质多样化生态产品体系。

此外，要加大执法和监督检查力度，深化国际合作与交流，并加大公众参与力度，鼓励企业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崔书红表示，通过这些举措，我国“十四五”期间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有望得到全面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能力进一步提高，重要生态系统、生物物种和生物遗传资源得到全面保护。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即将在昆明召开，将制定并通过新的战略与行动计划，即“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绘制未来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蓝图。

崔书红介绍，目前“框架”讨论稿提出4项2050年长期目标和20余项2030年行动目标。各方已在“框架”目标内容上取得诸多原则性共识。“框架”通过后，缔约方将据此更新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并根据公约规定，更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执行“框架”所需的财务、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

我国对“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期待如何？

崔书红表示，中方期待，“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制定、通过和执行过程真正体现多边主义，各国守望相助，携手同行，合作共赢，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谋全球生态文明之路。

他说，“框架”应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流化，确保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框架”也要兼顾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需求及挑战，实现对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和公平公正的惠益分享，使全人类能够享受生物多样性为减少贫困、维护粮食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带来的惠益。

此外，“框架”目标的制定和执行应充分考虑各国国情。在目标制定时，要积极换位思考，求同存异；发达国家要切实履行公约义务，在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方面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