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霍布斯

Ⅰ

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诸多著作中，最使他得享盛名也最被人诟病的，非《利维坦》（Leviathan）莫属。从凡夫俗子看来，霍布斯无非就只是一个“利维坦的先知”。如果黑格尔可以说：这本以“利维坦”为名的书是一部“声名狼藉的著作”，那么，单是这个书名也就可以招致如此的恶名了。任何对《利维坦》的引述，并不只是对一种思想的阐释——像一般在比较各种国家理论或随便引一两句经典时那样——反而，这种引述都在召唤一种具有隐密意涵（hintergründige Sinnfülle）的神秘符号（ein mythisches Symbol）。

在政治理论的长远历史中，充斥了各种光彩耀目的图像（Bildern）与符号（Symbolen）、圣像（Ikonen）与偶像（Idolen）、典范（Paradigma）与幻想（Phatasma）、徽章（Emblemen）和讽喻（Allegorien），而利维坦则是其中最强而有力的图像。它鲜活脱跃，远非任何仅只是思想性的理论或建构可与比拟。政治共同体（politisches Gemeinwesen）的统一体（Einheit）总是在各种不同意义下被设想成一个“大人”（德文的ein Mensch im Groen、希腊文的 μχρο ανθρωπο和拉丁文的magnus corpus）。政治观念史对于一个“巨型动物”的图像并不陌生。只不过，这种图像主要只有在“用图像来说明政治”（politischeIllustration）的时候才会出现。例如柏拉图，就把“共同体”的图像给还原为一个“巨人”（groer Mensch），而把受非理性因素所影响的人群，给叫做“多头的聚合动物”（vielk pfiges und bluntes Tier，ποιχ?λον θρ?μμα）。这固然有一种具体图画（anschauliches Gemlde）似的效果，但是仍远不及利维坦的非凡而神秘的力量。如果尼采把国家（Staat）叫作“最冷酷的巨兽”（dasklteste Ungeheuer），那么，这虽然已经走出了纯哲学思想的范围，而进入了一个“非理性的”领域，但是，就一个现世的争斗画面来说，它仍未脱十九世纪的印象派风格，而稍欠神秘气息。

反之，“利维坦”作为政治统一体的符号，并不是随便一个身体（Corpus）或任何哪一种动物，而是一个来自圣经——而且是旧约——的图像，它千百年以来就被覆裹以神话的（mystische）、神学的（theologische）和神秘派的（kabbalistische）意蕴。它是《约伯记》四十章和四十一章里所描述的那个最强而有力、最不驯服的水怪。除了它之外，同章节里也非常仔细生动地描绘了一个陆怪：“比希摩斯”（Behemoth）。圣经上的这些描述究竟是从哪里传承而来的，这仍是神话史上的疑问。有人认为它们和其它一些传说有关联，尤其是利维坦，有人说它和巴比伦的史前洪水传说中一位天神“逖亚玛特”（Tiamat）很像。不过这里不必太过计较旧约神学家和史学家的各种不同意见和争论， 因为它们对于霍布斯所借用的政治神话，并没有直接的意义。这里，重要的只是：撇开若干不清楚和混淆不谈，“利维坦”就其本身充满神话力量的形象来说，就是一个大的水生动物，无论是鳄鱼、鲸鱼，或是某种大鱼，而“比希摩斯”则是一种陆地动物，也许是一头大牛或是大象。

《约伯记》的这两个怪兽，常和旧约中其它动物的形象相提并论，所以，许多彼此不同的动物印象，都搅混在一起了。在通行的圣经译本和路德的译本里，《以赛亚书》二十七章第一节上帝“用祂刚硬、强力的大刀”所杀掉的两条蛇，就叫作“利维坦”，上帝杀了两条利维坦之后，又杀掉了“海里的龙”。但是利维坦通常却又被翻译为“龙”，并且因为龙和蛇的意思几乎一样，所以利维坦又会兼指龙和蛇。“很可能是这样”，鲍狄新（Wolf Baudissin）说：“起初，蛇（Schlange）、利维坦（Livjathan）、拉哈怖（Rahab）、塘狞（Tannin）这四种龙的名字，各有其不同的神话，但是旧约的作者们不知道它们的差别。”这也就说明了：利维坦本来是蛇或者龙，后来变成了一个具有危险力量的可怕形象，最后又变成了一个全然的坏敌人。它可以指魔鬼的各种（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的）力量，也可以指撒旦本身。这样，它（和“地下的” 比希摩斯一样）就很接近约翰的《启示录》中所出现的各种末世动物了：龙、蛇、“地底来的动物”、“地上来的动物”和“海里来的动物”。而各种与龙决斗的神话，或是所有屠龙者的传说和传奇，例如齐格弗里德（Siegfried）、圣米歇尔（Sankt Michael）和圣乔治（Sankt Georg），也都可以和利维坦沾上边。

意蕴的多面性和转移性，本来就是神话图像的本质；而进一步的各种变形，in nova mutatae formae，则甚至是可以用来确定它仍有生命和影响力的标志。利维坦具有神学和史学上极为丰富的意蕴。它可以是一个吞噬万物（παμφ?γον）的海怪，就像大海本身一样：据叙利亚对以法莲（Ephraim）的解释——而且拜占庭的各种世界法庭的绘画也是这样——大海会在世界末日把它所吃掉的死人给吐出来。而根据曼德尔派（Mander）的说法，则利维坦会在世界末日的时候把整个宇宙、以及所有没有从世界隔离出来的人给吞掉。一幅十四世纪的欧匹齐尼乌斯（Opicinius de Canistris）的绘画，把利维坦和地中海——魔鬼之海（diabolicum mare）——给联到一起了。所有这些经常是相互混杂的神话想象画，基本上共同的是：都把利维坦放在海里。不过到了中世纪，从这些混乱的图画和景象里，就出现了两大意蕴序列：一是中世纪早期教会的神父们把它予以基督教符号化（christliche Symbolisierung），一是由犹太神秘派祭司把它予以犹太神秘化（jüdische Mythisierung）。

基督中世纪的“利维坦意蕴”（Leviathan-Deutung），包括士林哲学，完全笼罩在神学观点下：魔鬼和上帝争夺人类，但是由于魔鬼误把“隐藏在肉身里的上帝”当作待宰肥羊，而想去吞噬这位十字架上的神─人，结果，却是被十字架——像鱼勾一样——钓到了，这样，基督的被钉在十字架上，就使魔鬼输了这场争夺人类的斗争。这里，魔鬼被设想成利维坦，亦即一条大鱼，而被上帝的诱饵钓到。这种神学的观点，一直可以追溯到大葛利果（Gregor den Groen，Moralia in Job）、大里奥（Leo den Groen）、尼萨的葛利果（Gregor von Nyssa）。而经由九世纪史特拉伯（Walafrid Strabo）的非难，一直流传到往后的几个世纪。中世纪的图书插画，都是在这个基督教古教义的意蕴脉络下来看待利维坦（michele walvisch[大鱼]）的。十二世纪女修道院院长西拉（Herrad von Landsberg）的“Hortus deliciarum”里的美丽的图画，也把上帝画成渔夫，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当钓饵，而利维坦则是被诱钓的大鱼。十字军东征时代的日耳曼朝圣者是这样唱的：

O crux benedicta，

aller holze beszista，

an dir wart gevangan

der gir Leviathan

哦！圣灵的十字架

用的是上好木材

你钓到哟

贪吃的利维坦

“利维坦”和“比希摩斯”的犹太意蕴就完全不同了。虽然如一般所熟知的：这两个动物变成了仇视犹太人的异教强权的符号，而可以被用来指涉巴比伦、亚述、埃及和其它的异教国家。反之，比较鲜为人知的，则是中世纪时所出现的意蕴，它代表了犹太民族的独一无二、非任何其它民族可与相提并论的地位，以及他们对待所有其它民族的方式。这是一种极为惊人的政治神话，也是一种常常带有强大魔力的纪录（Dokumente）。它们是由神秘派（Kabbalisten）所创造出来的，并且理所当然地带有密传的（esoterische）性格。不过，尽管是密传，但是犹太教以外的人仍然对它很熟习，这可以在路德的《桌边谈话》（Tischgespr chen）、布丹（Bodin）的《魔鬼书》（Dmonomanie）、雷兰（Adrian Reland）的《选集》（Analecten）和艾森门格（Joh. Andreas Eisenmenger）的《发现犹太》（Entdecktem Judenthum）里看到。根据这种犹太神秘派的说法，利维坦代表了“千山上的牲畜”（das Vieh auf tausend Bergen）——也就是各异教民族。而世界史，则表现为一场异教民族彼此间的斗争。尤其是利维坦——水上强权——对抗陆上强权——比希摩斯——的斗争。比希摩斯试图用头上的角去把利维坦给扯碎，而利维坦则用鱼鳍堵住比希摩斯的口鼻，试图闷死它：这差不多就是一个国家用围堵封锁来打败敌人的样子。至于犹太人，则是袖手旁观，眼睁睁看着这些地上的民族怎么样相互残杀；对他们来说，这种“生宰（Schchten）和屠宰（Schlachten）”是合乎律法（gesetzmig）而且“洁净的”（koscher）。因此他们可以吃这些被杀死的民族的肉，而且靠此维生。另外一些类似的说法是：上帝每天都要和利维坦玩上几个小时。还有一些说法是：上帝为了保护世界，使它不受到这些野蛮动物的侵害，所以把雄性利维坦给阉了，而把雌性利维坦的肉给腌了，当成天堂里义人的食物。这里不再详细讨论各式各样的描绘和联结了。总之，这种意蕴里的利维坦和比希摩斯，成了极具特色的犹太斗争神话。它们是（从犹太眼睛所看出来的）关于异教徒的生命力和富饶性的图像、是“老大”（der groe Pan）——但却被犹太人的仇恨和优越感给扭曲成了怪兽。

这样的“利维坦意蕴”，又受到另一种相反意蕴的挑战。这种相反的意蕴，开启了完全另一种视野，而且也可以使霍布斯的利维坦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因为，既然利维坦兼指蛇和龙，于是我们就会想到：蛇和龙这两种在神话和传说里意义相同的动物，固然在近东和犹太的神话里是敌人和坏人，但是另外一些非犹太的民族却反之，认为蛇和龙是保护神或善良的神的符号。中国的龙当然是个例子，但并非唯一的例子。凯尔特人也崇拜蛇和龙。朗勾巴登（Langobarden）、芳达棱（Vandalen）以及其它许多日耳曼部落，都把龙或蛇当作部落标志。盎格鲁-萨克逊人古早以来就把龙当作王室军队的标志；1060年哈洛（Harold）王在黑斯亭（Hastings）迎战来袭的诺曼人（Normannen）时，英格兰军中举的就是一面龙旗，后来“占领者威廉”（Wilhelm der Eroberer，诺曼人）打赢了这一战之后，就把这面龙旗送到了罗马交给教皇。我对于这些史实的知识，受惠于麦耶（Herbert Meyer）良多。据他说，龙旗其实起源于日耳曼，而非中东；它最早源自英格兰，即使诺曼人占领英格兰之后，一直到十五世纪，它都始终是英格兰的部落标志。当罗马皇帝“叛徒尤瑞安”（Julian demApostaten）告诉马色利努斯（Ammianius Marcellinus），他已经把“紫龙徽”（purpureum signum draconis）放在他的长矛上了的时候，那么这也只意味着：他恢复了古代的、非基督教的─罗马的、以龙为装饰的步兵军徽而已──这个军徽，一直要到康士坦丁大帝（Kanstatin der Groe），才替之以基督教的“字母交迭图形”（Kohortenzeichen）。

当然，在欧洲各族人民（Vlker）间进行大型的政治恶斗的时候，一个“深层的神话脉络的”气氛，总是会起一些作用的。而所有关于利维坦的深刻讨论（它们总是激荡出一些非常有特色的火花），似乎也根源于此。若果如此，那么，就很有必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在这个观点下，霍布斯——既然作为“利维坦的先知”——用了利维坦这个符号，究竟有没有采取一个确定而清楚的立场（Front）？这个问题，近来已经益感迫切了。一位犹太籍的学者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在他一本1930年出版的书里，探讨了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theologisch-politischer Traktat），并且确定了：斯宾诺莎在很大的程度上继承了霍布斯。他还说：霍布斯把犹太人视为“政教分离”——这种离经叛道的、瓦解国家的主张——的始作俑者。不过，说霍布斯是在反抗典型的犹太—基督教把“原始的政治统一体”给分裂开来，这个说法只在一定范围里正确。把“世界的”和“精神的”势力（Gewalten）给区分开来，这对于霍布斯来说，是异教徒（非基督徒，Heide）所根本无法理解的，因为对于异教徒（非基督徒）来说，宗教本来就是政治的一部分；而犹太人则是从宗教的方面提出了这个统一体[即政治是宗教的一部分]。只有罗马的教皇教会和酷爱权势的长老教会或教派，才倚靠“精神的”和“世界的”势力之间的“区分”（Trennung）过活——这种区分会瓦解国家——异邦人的迷信（Aberglauben）和误用（Mibrauch）、由恐惧和迷梦所生出来的鬼神信仰（Geisterglauben），摧毁了异教徒（非基督徒）原本对于政教合一的看法。对抗罗马教皇教会所追求的“黑暗之国”（Reich derFinsternis）、恢复“政教的”原始统一，这正是——如斯特劳斯所确信的——霍布斯的政治理论的根本意义所在。这是很中肯的。

从德意志方面来说，有谢斯基（Hermut Schelsky）非常正当的辩驳：霍布斯并不像表面那样是一位理性主义者、机械主义者、感官主义者、个人主义者或任何什么“主义者”，反而，谢斯基认为，霍布斯是一位政治行动的思想家：他所处理的都是政治的现实，他的著作都是政治行动的学说，而非用普遍概念所构筑成的思想体系。霍布斯“用利维坦的图像”，对抗了“所有宗教性的国家思想，而把自己置身于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之列。他的同路人是马基雅维利、维科，以及现代的尼采和索雷尔”。但是，“霍布斯利维坦概念的深层意义”在于：利维坦是个只有以尘世的方式、只有在人类的政治行动中才表现得出来的“现世的”（irdische）、“会死的”（sterblische）上帝，而人们必须从“自然的”混乱情况里，不断重新地找到这个上帝。这就是霍布斯所开辟的道路：“向着任何形式的政治神学，展开他自己的历史性斗争”。利维坦就是这个斗争的巨大标志。如果根据谢斯基的这个看法——这也是他对于政治行动的思想家的论点，那么重点就在于：霍布斯所创造的利维坦的神话，究竟是不是真的恢复了原本的生命统一体（Lebenseinheit）、它作为政治─神话的图像，究竟是不是保卫了自然的统一，使它免于受到犹太─基督教的政教分离的威胁、以及，它究竟是否能够应付这种斗争的强烈和险恶。

Ⅱ

我们首先依据书和文本来问一个问题：霍布斯自己对他的利维坦说了什么？或者，在这本以“利维坦”为题的名著里，根据书中本身的表达和解释，利维坦究竟表现为什么样子？

《利维坦》1651年英文初版的封面铜版画

《利维坦》1651年英文初版的封面，有一幅铜版画，画的下方是书名“利维坦”、上方是《约伯记》四十一章二十四节的一句话：non est potestas super terram quae comparetur ei。这幅画使得霍布斯这本书给人的第一印象就非常深刻：一个由无数小人所组成的硕大无比的大人，右手持剑、左手举着主教的令牌，在保卫着一个和平的城市。在两手（右手是“尘世的”、左手是“精神的”）的下方，各有一排五个标记：剑的下面是“城堡”、“王冠”、“加农炮”、“步枪、长矛和军旗”，最后是“杀阵”；相应地、平行的，是精神的手臂下面的：“教堂”、“主教冠冕”、“尖头的标记”、“三段论和两难”，最后是一个“宗教会议”。这幅画很清楚地表达出了“尘世的─精神的”冲突所使用的权力工具和斗争工具。政治斗争，连同其无休无止的、无可免除的、充斥在所有人类活动领域里的“友─敌”冲突（Freund-Feind-Auseinandersetzung），在两边都产生出特殊的武器。相应于城堡和加农炮的，是另一边的设施和知识方法——它们的斗争价值并不会比较少。所有耸动的标题都会使书名比书的内容更有名，利维坦亦然，但是，这本书之所以有偌大的影响力，除了书名之外，这幅封面也居功厥伟。概念和标记，都是政治武器，而且是特殊的“间接的”（indirekter）暴力武器——这个伟大的认识，透过封面这幅画，就生动地表现出来。

不过，读者如果努力要从这本书本身的内容和说明里，以文字检查（Textbefindung）为基础，去把利维坦的图像的意义给弄明白，那么，是会大失所望的。因为，书名和封面所激起的那种神秘的印象，都无法从书中的文字——至少是涉及利维坦的部分——得到确证。在书的封面上所出现的利维坦，如前面所说，并不是——如《约伯记》所描绘的那样——一条龙、一个水怪或是什么蛇、鳄鱼、鲸鱼之类的东西，而是一个巍峨的大人。在书中，“大人”（magnus homo）和“大利维坦”（magnus Leviathan）是交互使用的，所以，两种图像：旧约的水怪和柏拉图的“大人”（μ?χρο? ανθρωπο）的想象，总是直接而且同时交织在一起的。这并不需要去计较，反而，它会有它的力量。在许多神话图画里，人和动物本来就会相互混杂，甚至，如果一个大人和一只大兽合而为一了，那么这个神秘的现象还会更可信。全书只有三次提到利维坦。书中一开头就说：国家（civitas或republica）是一个大人、一个巨大的利维坦、一个人造物、一个人造的动物（animal artificiale）、一个自动机（automaton）或机器（machina）。这里——没有特别的解释或说明——暗示了：“大利维坦”这个表述，是这个“大人”或“大机器”的名字（Bezeichnung），这样，就有三个图像了：一个“大人”、一只大兽，以及一个由人工和人的才智所产生的大机器。第二个讨论到利维坦的地方，是第二书，论国家，第十七章。这里说明了国家的出现：经由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别人订定契约，出现了一个代表的人（Person）或体（Krperschaft），它使签约的人群变成一个统一的位格（Person）、也就是国家。霍布斯说，这就是那个“大利维坦”的出现过程，或者，他补充道：如果“更尊敬一点说”，就是“会死的上帝”（deus mortalis）的出现过程，这个会死的上帝透过它的权力的恐怖（terror），而迫使所有人彼此和平相处。除了“大人”、大兽，以及大机器之外，这里——仍然没有进一步的解释——出现了第四个图像：上帝，而且是一个会死的上帝。这样，似乎就完成了上帝、人、动物、机器的一个整体（Totalitt）。它们全部合起来，叫作“利维坦”——这个旧约里的名字。霍布斯真正对旧约里这个图像的解释，是在第三次提到利维坦的时候，也就是二十八章结尾。不过这个解释非常简短，和神与兽、兽与人、人与机器的神秘混一所必定会引起的巨大期待非常不相称。霍布斯在这里处理的是惩罚和奖励，这二者是霍布斯认为影响人的行为的必要手段，而且主要是用来约束人的傲慢和其它坏性情。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国家的领导者或统治者，或是英文的“Governor”或拉丁文的“rector”——才能使用惩罚和奖励。这个“rector”——而不是“国家”，作为全体或政治统一体──因为他的 “ingens potentia”[巨大的力量] 而被比拟为「伟大的利维坦」，因为上帝在《约伯记》四十一章二十四节说，利维坦是地上任何权力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

这是霍布斯自己对利维坦所提出的唯一的确切的解释。霍布斯所引用的圣经这一节里的句子：Non est potestas super Terram， quaecomparetur ei（地上没有别的权威可以和它相比）；Factus est ita, ut non metuat（它之所以被造，就是为了无所惧怕）；Videtsublimia omnia infra se（它藐视一切高大者）；et Rex est omnium filiorum superbiae（它是傲慢之子的王），都只是指的：唯有主权暴力的拥有者，才完全握有尘世的最高权力，并且用“这种权力和力量的恐怖”（如十七章所说）来使全部的人、尤其是“傲慢之子”（尽管他们是成人“而非‘子’——孩子”），都臣服于他。十七世纪的政治情势，是“绝对国家权力”与“层级（stndische）贵族和教会”的相抗，在这里，如果以这种确切的解释来理解利维坦，那么利维坦也就不再是圣经里所谓的最强有力的动物，不再代表最高的、不可分割的、最强大的尘世权力了。在后面的第三十三章里，霍布斯——这位圣经批判和圣经来源批判的先驱者——研究了旧约的各个篇章。他在这里也对《约伯记》做了一些批判性的评注——后来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里（第十章，18页）也做了同样的事——不过，那里却没有任何关于利维坦这个神秘图像的讨论。而在他（1682年出版的）《答布拉姆哈尔（Bramhall）主教》（这位主教以《捕捉利维坦》[The catching of the Leviathan]一文攻击了霍布斯）里，也一样没有对利维坦的图像多作阐释——尽管这篇文章本来是可以多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的。

反之，霍布斯倒是在1656年的一篇（反对布拉姆哈尔的）小文章（《关于自由、必然性和机会的问题》，The Questionsconcerning Liberty, Necessity and Chance）里，提到了：如果要反驳利维坦，那么“比希摩斯对抗利维坦”（Behemoth againstLeviathan）会是一个适当的标题。这样，他就把《约伯记》中所描写的另一个怪兽“比希摩斯”给当作书名了。在这个标题下，他对1640—1660年的长老教会和清教徒革命作了一个历史的描述。这本书起先没有得到王室检查机关的出版许可，所以到1682年才首次出版——当时霍布斯已逝世。这本书虽然以“比希摩斯”为题，但是书中并没有对它多作阐释。“比希摩斯”在这里是一个象征，代表了清教徒革命过程中，由宗教狂热主义和宗派主义所引起的无政府状态——它摧毁了英格兰原本的共同体。那么，在霍布斯看来，“利维坦”和“比希摩斯”这两只怪兽彼此是个什么关系呢？如果霍布斯用“利维坦”来指国家，而以“比希摩斯”指革命，那么，这诚然不是出自神话的幻想。不过，十七世纪的英格兰人把这只水兽当作是“和解秩序”的象征，倒也并非偶然，因为利维坦——这个“巨鲸”——是比较接近英格兰民族的想象的。但是就本质来说，这两种动物，一是强迫达成和平的国家秩序，一是自然状态的革命无政府力量，两者的“暴力”性质是无分轩轾的。对霍布斯来说，“国家”只是一个被巨大的权力所不断阻止的“内战”。照这样看，这两者间的关系就是：利维坦“国家”这个巨兽，持续地压制比希摩斯“革命”这个巨兽。根据一位著名的英格兰霍布斯研究者佛汉（C.E.Vaughan）的说法，利维坦是比希摩斯的“唯一纠正”（das einzige Korrektiv）。根据这个说法，国家绝对主义（staatlicher Absolutismus）是一个压制者（Unterdrücker），不过它所压制的，基本上是众多个人、亦即一个不可被压制的“混乱”（Chaos）。卡里勒（Carlyle）以他简洁的手法称之为：无政府加上警察。李特布什（Paul Ritterbusch）的解释，则肯定了利维坦和比希摩斯之间的“平起平坐”，并且为霍布斯的国家学说加进了一个清楚的图像。

这样，根据文本的检查，在霍布斯这本以“利维坦”为名的书里，利维坦的意义就仅只在于：它作为圣经里所生动描绘的动物，可以非常具体地来表现（veranschaulicht）“尘世中最强的”、“以无比优势驾驭其它较弱权力的”权力。利维坦这个图像的意义，似乎就只限于用来作这样的“表现”（Veranschaulichung）。不过，“利维坦”这个字眼在“普遍语言史”里的使用，是否确实如此，还必须做一番检验。因为，当霍布斯以“利维坦”作为他的国家观的象征的时候，正是一个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

前面所指出的“基督─神学的”和“犹太─神秘的”观点，虽然都被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取代了，但却并不是一下子就消失不见的。“反宗教改革”（Gegenreformation）为它们提供了新的动力。康帕内拉（Campanella）关于“太阳国”（Sonnenstaat，1602）和“西班牙国王”（spanische Monarchie，1640）的著作，都是好例子，里面用了许多圣经和占星术的证明，不过并没有直接提到利维坦。对于巴洛克时代追求“徽章”和“讽喻”的倾向来说，利维坦并不是一个适当的课题。但是，由于新教运动对圣经的虔诚，它却重新被注满了鬼魅般的力量。“恶蛇利维坦”（The vile serpent，the Leviathan）对于十四世纪的威克里夫（Wyclif），和对于此后两百年的俗世文学来说，意义都是一样的。在路德的《桌边谈话》里，利维坦是现世的君主，它得到上帝的特准，可以去迷惑人类，但是上帝同时也绑着它，而且为了好玩，每天和它玩三个小时。Ita Leviathan est magnus ille draco，quem firmavit deus ad illudendum ei，quem per suospios irritat，et ipse narret sich mit yhm singulis diebus tribus horis"。它（其实是“比希摩斯”和“鲸鱼”和“利维坦”）是“用来指称魔鬼的一个婉转的字眼或形体或图像”。说上帝每天和利维坦玩几个小时，这原本是《约伯记》里富有神秘派气味的意蕴，在那里，已经听得出来某种对于现世权力的嘲讽了，不过当然不是“主观─浪漫的”（subjektivistisch-romantisch），因为整个想法仍然是“鬼怪─形上学式的”（Dmonisch-Metaphysisch）。布丹（Bodin）的利维坦也保存了这种古老的鬼怪意蕴。在他的《魔鬼书》里说：“利维坦是魔鬼，一如《约伯记》所云，它在地上的权力，无人能与相抗；《约伯记》告诉我们：它不以肉体为满足，更且攫取人的灵魂，正因为如此，所以你不能和它订立契约。这也适用于那些相信自己的权力里具有某种秘密鬼魂（geheime Geister）的人。”布丹在这里很可能受到了犹太神秘派和一般的犹太教的影响，布丹本人无疑是非常相信犹太教和犹太神秘派的。与霍布斯同时代的派累勒（Isaak deLa Peyrere）——斯宾诺莎对“神迹信仰”的批判，受到他很大的影响——的观点，也源自犹太教。在他1655年出版的一本（因为种种理由而非常重要的）论“先亚当族人”（Prae-Adamiten，指的是非亚当后裔、反而别有血统的人）的书里，他说，由于有《约伯记》四十一章的这段文字，所以迦勒底（Chalder）的巫师乃可以用“利维坦”来称“魔鬼”（Daemon）。他还很清楚地补了一句：显然有一个“陆上的利维坦”和一个“海上的利维坦”，或者——这只是同一件事——有一个“陆上的魔鬼”和一个“海上的魔鬼”。派累勒在这里引述了霍布斯当时法国著名的《约伯记》评论家寇都库斯（Philipp Cordurcus）。寇都库斯在1651年，也就是霍布斯出版《利维坦》的同一年，出版了附注疏的《约伯记》拉丁译本。他在前言里提到了《启示录》十二章的大祸（groes Weh）、提到了那只古龙蟒——qui Diabolusappellatur, humani generis hostis——这只龙蟒颂扬异教邪说、颂扬伪造经文。寇都库斯是反对异教徒的，尤其反对卡尔文（Calvin），不过有趣的是：寇都库斯自己在精神上也是新教徒，而且迟至1645年才改宗皈依天主教（旧教）。他在这本书里并没有把利维坦和比希摩斯牵到《启示录》里，而是把它们诠释成：《约伯记》里的比希摩斯是大象、利维坦是鲸鱼，而且不是象征，而是“实像”（proprie）。不过他也提到了这两种动物的“形上”意义，就是说：这两种动物意指现世的王或君主，它们的统治，得到了上帝的恩准。它们也被比拟为一支军队。不过，他补充说：利维坦不只是指一头巨鲸，而且也是指把大象弄死的龙。

整体而言，从1500到1600年之间，图像（Bild）就已经不再具有原本的神怪的力量了。中世纪的大众信仰虽然在路德的时代犹然存活着，但是现在[1500到1600年之间]则已然消失了；[原本的]恶灵现在转变成了一个怪诞、甚至很幽默的鬼魂（Spuk）。利维坦的图像，在十六世纪的文学中，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这只要看看从博斯（Hieronymus Bosch）到所谓地狱布鲁盖尔（Hllen-Brueghel）这段时期是如何画魔鬼（Teufel oder Dmon）的，就可以知道了。在博斯（他是1500年前后的人）那里，仍然看得到中世纪对鬼怪的坚定信仰；他的鬼怪（Teufel）是存有上的实在（ontologische Wirklichkeit），而非某种惊恐想象（Schauerphantasie）的产物；背景都是地狱，地狱之火从很多点上烧穿了充满现世色彩的布幕；这些背景都不单单只是一个怪异场景的背景或舞台而已。而在布鲁盖尔（他是1600年前后的人）那里，这种满布危险的实在，却早已销声匿迹，而变成了一种美学上和心理学上的有趣的样式（Genre）了。在博斯和地狱布鲁盖尔之间，是一段现世现实主义（diesseitige Realistik）的时期，它在绘画上以农夫布鲁盖尔为代表，在文学上则以马洛（ChristopherMarlowe）和莎士比亚的大型戏剧为代表。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曾经数次引用过利维坦，不过都是非常具体的（sachlich）：都是一个强大、巨硕而敏捷的水怪，而不带有任何政治谜思的意义。即使在《亨利五世》第三幕，当利维坦被用来形容骁勇野蛮的士兵的时候，它也一点都不是中世纪神学里的那种鬼怪、或某种形而上意义的敌人。

在霍布斯写作《利维坦》的时候，亦即1650年前后，英国的文学界中——撇开那些狂热的“言必称圣经派”（Bibelzitierern）不谈——占主流地位的利维坦形象，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神秘性、也不再是一个恶魔了。不过，它仍然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在十六、十七世纪的风格里，它是一个讽喻（Allegorie）。弥尔顿在《失乐园》里，直接就说利维坦是个大水怪，而没有赋予它任何神秘性。在戴克（ThomasDekker）1607年初版的一部对地狱的讽刺性描述里，有一个地狱使者，向一位刚刚死掉的伦敦守财奴说明地狱的地理状况，而他就自称是“这位伟大的利维坦的仆人”。在这里，如果我了解正确的话，那么，利维坦虽然还是个魔鬼，但既没有中世神学的意义，也没有但丁对地狱的描述那样的意义，更没有斯威登堡的地狱图那样的意义，反而完全是文学上的讽刺意味，充满了英格兰的幽默风格和气氛。另外，1630年左右桑德森（Sanderson）的布道词里也有一个地方提到，上帝是如何“和世上的大利维坦们”打交道的。这里，“利维坦们”指的就是世上的“大人先生们”（die Groen）。后来的语言使用，大概都是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发展下去的。所以例如柏克会说贝德佛大公（Herzogvon Bedford）是“众生中的利维坦”，而德•昆西则会在1839年一次诉讼中把他强势的对手称作“拥有两块领地的利维坦”。最后，利维坦变成了一个幽默的指称，可以用来指所有可能但不常见的高大的或强势的人、物、房子和船舶。而俚语，则也侵占了这个尊贵的字眼。这样的语言使用，霍布斯当然起了一定的作用。我不知道李恭（Richard Ligon）是否受到了霍布斯的影响，但他的《巴巴窦斯岛的历史》里有一段话听来就很像霍布斯：“在这个利维坦里，导致和谐的，是一个统治良好的共同体。”不过洛克，这位霍布斯的敌手，之所以没有放过“利维坦”这个深具争议的用法，则是很好理解的：“一个霍布斯主义者会回答说：如果你不‘守信’]，利维坦就会惩罚你。”曼德维耶（Mandeville）的蜜蜂寓言（1714）则已经和霍布斯完全同调了：“诸神业已决定：汝等芸芸众生，须彼此善加结合，共组一强大的利维坦。”

由于霍布斯有某种心理上的特性，所以，最后，很有可能，在“利维坦”这个图像的后面，还隐藏了一个更深邃的、充满神秘气息的意义（Bedeutung）。霍布斯和他同时代的所有思想家一样，对于密传的东西（esoterische Verhüllung）情有独钟。他曾经这样说他自己：他偶或写写“序曲”（Ouvertüren），但是这只揭露了他真正思想的一半，而他这样做，正和那些只把窗户稍开一会儿的人一样：他们因为害怕强风，所以立刻又把窗户关上了。在《利维坦》书中三次提到利维坦的地方，可能就是三次乍开即关的窗户。如果朝这个方向继续努力，那么我们或者是会被带向对霍布斯生平或个人心理的研究，或者是被引向一种研究，就像雷洛伊（Maxime Leroy）被引向去研究笛卡儿的蔷薇十字会秘密身分一样，这样，就很可能在利维坦相关的方面，找到一些（把利维坦用作隐密符号的）神秘派的（kabbalistische）等等的神秘学说。的确，中世纪基督宗教的大众信仰，何以在十六、十七世纪完全销声匿迹，这里面确是有些神秘的。不过这个艰难的研究，在今天，连一个实际的着手处（Anfang）和门路（Ansatz），都还付之阙如。此外，任何仅仅只是生平上和个人心理上的研究结果，无论多重要，都不可能有效地回答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的问题所针对的，是——作为“专横的、历史的力量”的——政治谜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