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的内容比较严肃，建议打起精神阅读。
提到“斯坦福监狱实验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SPE”，我相信很多人都不是第一次听这个名字了。关于它，在我们的互联网上有很多解读，比如“表现了人性本恶”、“环境会改变人”、“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恶”等等。
当然，这些“解读”都相当直白简单，看上去也似乎像是那么回事，然而事实上，它们离“斯坦福监狱实验”想要说明或证明，或者试图证明的现象还很远，甚至是背道而驰。在这篇内容里，我会尝试把这个实验的真实情况，给求知欲旺盛的各位一个稍微靠谱一些的介绍。
一，为什么要进行“斯坦福监狱实验”？
相信很多人都能对这个实验说出个大概，笼统来说，一个叫做 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的美国心理学家，1971年在斯坦福大学里模拟了一个监狱，招来了一帮人扮演看守和囚犯，最终因为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虐待和危险行为，实验被迫中止。而津巴多在随后对实验结果进行复盘和研究中，提出了一些假说和研究结论。这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最为普遍的关于斯坦福监狱实验的介绍。
但为了弄清这个实验究竟是在研究什么，它的研究结果到底有大的可信性，我们必须详细地深入实验准备和进行的细节。虽然可能这部分节奏会有点慢，但请跟着我一起来重新认识一下这个著名的实验。
在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官方网页上（www.prisonexp.org），关于实验的目的是这样描述的：
“我们想要观察成为看守和囚犯时的心理效应，因此我们模拟了一个监狱环境，并且将发生在墙内的人们的行为详细地记录了下来。”
而关于实验目的的更加详细的解说，津巴多本人在1996年接受采访时，提出设计这一实验的目的在于关注特殊角色的权力、制度、符号、组织认同感和情景状况，是如何改变普通人的行为的。
“我用了很多年来研究一些课题，例如 去个体化、去人格化 等等。当普通人被赋予了匿名的身份，或是他们可以将其他人视为敌人或非人时，他们会更容易地做出反社会的行为。”
进行一下重要名词的解释：
去个体化：指在群体中的个人丧失同一性和责任感的现象，导致个人会做出正常独处时不会进行的行为。简单来说，当一个人高度认同自己属于某一群体时，即使这个群体的行为方式与自己日常不符，但也会为了融入群体而丧失自控力，选择遵从群体的行为方式。
去人格化：对他人的人格进行否认，将对方视为动物（猪、狗、老鼠、昆虫）或是非生命体（木头、沙包等等），从而将自己进行的非道德行为（胁迫、伤害、杀害、强奸等等）合理化，达到脱离于自身道德标准，从而逃离内心道德矛盾的行为。
反社会行为：这是往往被误解的一个概念，“反社会行为”的目标并不是整个社会，而是指其行为有违社会公众良俗，例如故意破坏财物、虐待、强奸、伤害或杀害他人、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等等。这种行为的受害者可以是某个特定个体，也可以是不特定的人群、整个社会。持续性进行反社会行为的人可以被诊断为“反社会型人格障碍”。
相信细心的读者们肯定发现了，真实的斯坦福监狱实验目的的描述，与一搜一大把的网络内容上有一些细节上的出入：匿名、去个体化、去人格化 这些关键的信息其实都被一一抹去了。但恰恰，这些才是我们理解这个实验的关键。
这个实验的出资方是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Office of Naval Reserch），最初的实验目的在于调查军队中看守和囚犯之间发生冲突的原因。而这笔经费到了津巴多手上，他便开始了自己的实验准备。
二，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准备
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大楼的地下室，一个伪装监狱很快被建立起来。整个区域被分为两大块：囚犯活动区域 和 看守活动区域。囚犯活动区域里有3间牢房，每间牢房大小不足5平米，关押3名囚犯；另有一小空间与牢房区域分隔开，被当作惩戒用的禁闭室。一间和牢房大小相同的房间用作淋浴室（没有门）。看守活动区域里有宽敞的休息室和活动室，与囚犯活动区域用一道铁门隔开。为追求实际效果，囚犯的牢房大小、铁窗铁门等等细节，都参考了斯坦福当地的监狱来施工。
1971年8月，在当地的两份报纸上，津巴多登出了招募广告。广告是这样写的：
征求男大学生参与监狱生活心理学研究。时长1-2周，每天15美元报酬，8月14日开始。
这样简简单单的一条广告，很快收到了75份报名。经过初筛和面试，津巴多的团队留下了其中的24人，筛选的标准是中产阶级家庭的白人男性，具备基本的心理稳定性，身体健康。而那些有犯罪前科、心理问题和疾病的，都被排除在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保证参与实验的人员是大众意义上的“好人” —— 至少在表面上是。
入选的24人被随机分为两组，每组12人。其中9名为正选看守，3名为备选看守；9名为正选囚犯，3名为备选囚犯。在签署完实验协议后，实验随即开始。
为了管理看守，津巴多让自己的助教大卫杰夫扮演典狱长的角色，并且给予看守们行动指示。而事实证明，大卫杰夫也相当忠实于自己的角色，为了让实验顺利进行，他积极鼓励看守们要严格对待囚犯。
看守们在实验开始之前一天进行了基础的培训，其中包括坚决遵守法律，执行上级命令，但不许在物理上伤害囚犯，不许没收囚犯的饮食。为了实现“匿名”的效果，所有看守都被派发了统一的制服，佩戴镜面墨镜以避免与囚犯的眼神接触，并且人手一根警棍用以代表统治地位。
至于看守们的行为准则，按照实验设计，需要他们尽可能地让囚犯们感觉到被控制、无助。每个囚犯都将被给予一个数字编码作为标识，而不是使用他们自己的名字。这样一来就可以实现囚犯们的“去人格化”，让看守们不再将他们看作人，而是一串简单的数字。而这也是大多数监狱中所使用的手段。
然而，津巴多后来承认，与实际的监狱环境相比，这些看守其实还是明显缺乏压力的：在现实的监狱中，看守要面临更多来自上级和同僚的压力，如果他们表现得“不称职”，往往会被上级质问或者干脆开除。但在这个实验里，这种压力在表面上并不存在。
9名正选看守被分为3组，每组3人。每一组看守要连续执勤8小时，之后换班。不在执勤中的看守可以随时离开“监狱”下班，如果遇到临时无法出席的情况，就由替补看守补上。三组看守可以保证监狱里24小时都有人执勤。
1971年8月15日，实验正式开始。
三，真实的“斯坦福监狱实验”
8月15日当天，被分为囚犯组的实验参与者们，在家中被突然袭击。Palo Alto市的警察（真警察）以涉嫌持枪抢劫、盗窃等等罪名，将他们一一逮捕带回警局，并且按照正式的逮捕程序对他们进行了录入指纹和拍照，之后这些“囚犯”们被带上车，送入了斯坦福大学里的“监狱”。在监狱中，他们被搜身，脱去自己的衣服，并换上了囚犯的制服。所有人的脚被铁链拴在一起，之后典狱长大卫杰夫出现，给囚犯们宣读了监狱的管理守则，进行了训话后命令所有囚犯按照编号，进入自己的牢房。
第一天似乎就这样静悄悄地过去了。囚犯们不敢破坏监狱里的规矩，谁都不敢交谈，只是静静地呆在自己的牢房里。熄灯之后，囚犯们都默契地上床睡觉，但没过多久，看守们便吹着尖利的哨子出现了，不断地用手中的警棍敲打着牢房的铁门，把这些刚刚睡着的囚犯们吓醒。随后，看守们进行了点名 —— 其实就是念出一串数字后要囚犯喊“到”。之后，他们像无事发生一样，离开囚犯区域，熄灯。大约40分钟之后，他们故技重施，再次将刚刚入睡的囚犯们喊起来。
几次重复之后，囚犯们开始忍受不了这种折磨。8月16日凌晨2:30，第一次反抗开始了。囚犯们纷纷将自己身上标有数字的号牌撕下来，对看守们大喊大叫，并且要求得到释放。然而，看守们早已预料到了这种情景的发生，他们用灭火器喷向愤怒的囚犯们，并且将3名待命的备选看守也叫来监狱中，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暴力越狱。之后，每一间牢房中的反抗分子都放弃了无用的抗议。第一个站出来反抗的囚犯被关进了狭小的禁闭室。而被灭火器喷得面目全非的囚犯们被一个个带到淋浴室冲洗。
而所有牢房中的床垫，都被看守们一一撤去，洗完澡的囚犯们只能穿着内衣睡在水泥地板上。
天亮后，典狱长大卫杰夫来到监狱，值班的看守们向他汇报了前一天晚上发生的反抗行为，同时看守们自发地提出建议，可以奖惩并用，对付这些“危险的犯人”。
看守们选出了3名在前一天晚上较少参加反抗行为的囚犯，将他们安排在同一间牢房，发给他们床垫和新的囚服，还给他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饮料，让他们可以吃饱喝足后舒舒服服地在床垫上睡觉；同时，对于其他囚犯，这一天里没有给予任何食物。12个小时之后，这三名囚犯被送回原来的牢房。而在这期间，为了惩戒反抗行为，其他6名囚犯被看守们一一叫出牢房，强迫他们做俯卧撑，喝水后不许去厕所，而是每间牢房里发一个铁皮桶用于排泄，让囚犯们不得不和自己的粪尿呆在一起。
自实验开始后，36个小时过去了，出现了第一名崩溃的囚犯。编号为8612的囚犯哭喊着自己无法熬过下一个晚上，并且哀求着看守放他出去。在观察了这名囚犯的情况后，一名助教同意了将他释放。
这名8612囚犯多年后成为了一名监狱心理医生。
8月18日，实验第4天。前一天看守们的“奖惩并用”行为得到了效果，监狱中的囚犯们彼此之间不再交流，并且产生了两派分化。
“抗争派”认为自己所遭受的是非人待遇，囚犯们应该联合起来继续抗争，以争取合理的待遇。而那些不愿参加抗争的囚犯是叛徒、软蛋，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才使看守们可以有恃无恐地虐待所有囚犯。
“合作派”则提出，看守们都是有底线的，只要囚犯们不继续闹事，积极配合管理，生存条件就会自然改善。那些成天想着闹事的人过于幼稚，只会让环境变得更加糟糕，连累自己一起受苦。
在“抗争派”和“合作派”对立的同时，也有一名囚犯产生出了严重的抑郁情绪。0819号囚犯开始在自己的牢房里放声大哭，看守们立刻找来了一名牧师来开导他，但0819号囚犯提出自己非常难受，需要看医生。津巴多命令看守们将他从监狱中带走，并对他实施释放。然而，为了维护权威性，看守们回到监狱，对其他囚犯们宣称0819号是装病，是个坏榜样，因此要被隔离处罚。
实验来到了第五天，按照原本的计划，这一天要模拟监狱的探监。津巴多让他的团队设置了简单的探视环境，要求所有前来“探监”的家属必须等待几个小时之后才能与囚犯见面，并且见面时间不得超过10分钟，且全程有看守监视。家属们在急切地等待后见到了自己仅仅4天没见面的孩子，而探视之后的结果是，几乎所有的亲属在得知了囚犯们得不到充足的睡眠和食物后都怒不可遏，并且纷纷要求起诉斯坦福大学和津巴多本人。
而另一方面，津巴多也迎来了一些心理学系同事们的参观，不少同事都认为这一实验存在设计上的问题，而且看守们的行为过于残忍暴力。一名与津巴多亲近的同事对他说，他已经被这种环境和虚假的“上层管理者”的身份所影响，变成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这些反馈让津巴多开始反思，并且决定中止这一实验的继续进行。
8月20日，实验第6天。这天早上，津巴多来到“监狱”，宣布了实验中止的消息，并且许诺给每名实验参与者按照14天全勤发放酬劳。之后，他分别与囚犯群体、看守群体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并且最后把大家都叫到一起，听取了参与者们对于监狱经历的看法。最终，他要求每名参与者在一周后，以写信的方式告诉自己，他们各自的经过沉淀的思考和情绪。随后，临时监狱被拆除，一切恢复原状。
四，“斯坦福监狱实验”记录下了什么？又证明了什么？
根据实验的全程记录，12名看守中有4名表现出了明显的虐待倾向，而没有任何一名看守表现出逃避和不配合的态度。尽管斯坦福监狱实验往往被用来说明“人性本恶”的观点，但只有三分之一的看守表现出虐待倾向，这似乎并不足以代表所有人类的特性。
事实上在心理学研究中，津巴多的这一实验，在很多情况下都是被质疑的对象。
首先最容易被质疑的，就是实验的时间长度。按照最初的设计，斯坦福监狱实验将持续1-2周时间，但其实仅仅维持了5天。这一时间长度对于一部分参与者来说，其实并不足以让他们“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监狱时光”。
一名曾担任看守的实验参与者，在《纽约客》对他的采访中曾表示，自己曾经在高中和大学里参加过剧作社团，所以他在实验当时的状态，与其说是自己“真实一面”，其实更像是在演戏。他承认当时的想法就是，自己想要把恶人演到极致，来看看这些同样是假的囚犯们能扛到什么程度。而他就是那4名表现出明显虐待倾向的看守之一。
同样，第一名退出实验的8612囚犯，也在2015年访谈中坦陈，自己当时参与实验的原因是认为在监狱中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准备考试。但当他发现在监狱中看书复习是不可能的时候，便选择了装成精神崩溃来退出实验。津巴多本人对此说法表示怀疑，并且提出自己必须对所有实验参与者的健康负责，因此无论他是装的还是真的精神崩溃，当时都只能选择让他退出实验。
而回到最初的“选角”阶段，尽管我们可以看到津巴多的团队从75名应征者中排出了“可能存在问题”的候选者，最终剩下了24名“正常人类”，但他们真的正常吗？
2007年两名心理学者 Thomas Carnahan 和 Sam McFarland 尝试重现这一步骤。他们用几乎同样的措辞，在报纸上刊登出了体验监狱生活，进行心理学研究的“招募启事”。而在对所有应征者进行心理测试时，他们发现了问题：与正常普遍的心理测试结果相比，大部分应征者的心理测试结果表明，他们在攻击性、向往权力、利己主义、自我中心这些方面都明显高于普通水平，而在同情心、共情能力、利他性上，又显著低于普通水平。
这也许说明，“真正普通”的人群会第一选择不参加这种活动。而真正对这类“志愿者募集”活动积极响应的人，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的心理问题。
而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情况，尽管没有反映在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结论中，但也值得我们思考。一名曾被分为囚犯组的人，Richard Yacco在回顾中曾经写到，尽管囚犯组曾经发生过对立和分裂，但随着看守的压迫和虐待逐渐升级，最终囚犯们其实已经达成共识，必须联合起来进行被动的抵抗 —— 尽管这样可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收获，但至少能够让囚犯在进行抵抗后，得到其他囚犯们的尊重。
至于看守们在执勤期间所表现出的虐待倾向，无论是津巴多本人还是参与其中的看守，都对此有着一定程度的认识。关于虐待倾向出现的原因，可以归为以下几个方面：
1，看守的“集体主义”和“匿名”。在穿上了统一的制服后，看守们彼此之间会将对方视为和自己相同的个体，因此当看到其他看守做出了虐待行为后，他们往往会选择模仿或服从于与自己属于相同群体的行为。
更重要的一点是，看守通过相同的制服和看不到眼睛的墨镜，可以大幅度地减少个体特征，实现“去个体化”，让自己匿名于集体之中。这样的结果就是看守们会将囚犯对自己暴力行为的反抗，合理化为对自己所属的整个群体的攻击。
2，看守与上级之间的“媚上关系”。由于对自己从属于看守这个群体深信不移，因此看守们会遵从行为准则 —— 尤其是行为准则本身就充满矛盾，例如“不能伤害囚犯”和“要囚犯必须服从”的要求之间。在存在着上级“典狱长”和“最高管理者”的架构下，看守中的一些人会自然产生出博取上级欢心的意识，而博取上级欢心的最好方法就是通过高压手段，让囚犯们彻底服从。而当一名看守开始这样做了之后，其他的看守就会自然而然地效仿，甚至是采取更为激烈的手段来表现自己的忠于职守。
在监狱实验中，尽管管理者和看守之间不存在“绩效考核”关系，但暴力升级的情况依然发生。如果在一个对看守进行考核甚至是监视的环境里，这样的行为显然更容易发生。
3，囚犯的去人格化。上面我们谈到了看守们竞相通过虐待囚犯来表现自己的能力，而使他们可以放心去这样做的原因之一，便是囚犯们的去人格化 —— 穿上相同的囚衣，只靠数字进行称呼。这样的例子其实在人类历史中比比皆是，将普通人的人格特征加以忽视，改用外号、标签、物体的方式进行标识，从而把自己的暴力行为无害化、正当化（比如“我只是在砍木头”，“我只是踩死一只蟑螂”），这往往可以让施暴者的“良心”不受谴责。
在这一段的最后，我必须要谈到“实验结果回收”的问题。
津巴多在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最后一天，分别与囚犯组和看守组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之后还要求参与实验的成员在一周后用写信的方式发来回馈。这样的做法是否有效，其实也是心理学研究者们所争论的话题之一。
我们都知道，“面对面沟通”是一种经常被看作很开放、很高效的沟通方式，然而事实上，它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理想。尤其对于一些敏感的话题，或是“面对面”双方的地位过于悬殊，或是某一方通过语言对另一方进行表面上或暗示性的施压，或是某一方不善言辞…等等的情况下，面对面沟通往往会造成并不直接、或并不真实的沟通结果（你可以设想一下你小时候和老师直接谈话，或是跟大老板面对面开会时的感受）。
同样，在事件发生一周之后写信沟通的方式，也很难说是有效的沟通：对于从未接受过心理、写作表达方面培训或锻炼的人来说，写一封信来表达出自己真实而全部的想法，并且能够做到逻辑通顺语句洗练，这其实比面对面谈话可能更加困难。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也许“斯坦福监狱实验”对于参与者的真实影响，我们能够得知的部分还远远不够。
所以尽管“斯坦福监狱实验”饱受诟病，但至少也为我们解读一些社会现象时，提供了关键词：匿名，去个体化，去人格化，媚上… 当然，我相信你肯定也会有自己的解读。
五，“斯坦福监狱实验”是否可以重现？
一个实验是否可以重现，这是在科学研究领域里非常重要的考量标准。一个不可重复的实验，基本可以认定为是一个失败的实验。而对于斯坦福监狱实验，由于其存在着规模、时间长度、实施的道德标准、实验结果回收等等问题，从一开始便被认为是难以重复进行的社会性实验。
在斯坦福监狱实验被迫中止之后，一部分原实验的参与者们组织起来，准备自己重现这个实验并“坚持下去”。然而这一尝试很快再次宣告失败，因为该组织再次发生了内讧。一部分剩余下来的最初参与者们（有看守也有囚犯）提出，要建立一个新的组织来真实地重现监狱实验，但只招收囚犯，而由这些最初参与者们来担任看守。这一计划最终不了了之，很显然，没有心理学的科学组织，这样的实验只能发展成为虐待狂和受虐狂的过家家。
2002年，英国BBC曾经制作了一档纪实节目，被称为“BBC监狱实验”。节目的监制是两名心理学家，昆士兰大学的心理学教授 Alex Haslem 和 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心理学教授 Steve Reicher。在这档节目中，制作组希望能够将“斯坦福监狱实验”拍摄成为一部真实的纪录片，因此组织了15名志愿者，分别担任看守和囚犯的角色。与斯坦福监狱实验不同的是，制作组设计了“升迁机制”，提出只要囚犯表现的足够优秀，便可以得到升迁机会成为看守。而这一机制成功地瓦解了囚犯团体，一部分囚犯表现出积极的配合欲望，而另一部分则将这一机制看作是制作组的阴谋，不予理睬。
在实验第三天，制作组宣布取消了“升迁”，这一变动导致了囚犯们的迅速团结，并且开始积极主动地反抗看守；看守们此刻反而发生了分裂，一部分看守提出愿意积极支持囚犯们的反抗行动，甚至给他们提供了食物，而另一部分看守陷入恐慌。节目组不得不在冲突上升到过分暴力前，将这一实验喊停。最终这些拍摄素材被做成了一部4集的真人秀节目《The Experiment》。
但对于这次重复性尝试，津巴多本人给予了极度的恶评，他提出自己进行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不需要任何的重复性测试”，而且认为BBC策划的这个实验充其量仅仅是一个真人秀，并不是严肃的心理学实验。但BBC方面的两名心理学家则称，这次实验并非是对斯坦福监狱实验的重复，而是一次边界性的探讨。他们提出，与津巴多本人亲自指导的斯坦福监狱实验相比，BBC的实验中两人并未直接干预，也没有给予看守们行动上的指导，因此看守们的反应与斯坦福监狱实验中截然不同 —— BBC实验中的看守承担了极大的压力，这与现实监狱中所发生的情况是相符的。而在囚犯组中的“领头犯人”，往往会成为社会变革或抵抗运动中的决定性因素。
六，我们普通人能够从“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学到什么？
这个问题我写下来，其实并不是想要给各位什么“标准答案”。原因很简单：无论你实际上或是自认为属于“看守组”或是“囚犯组”，也可以通过这些虽然不成熟，但依然有一定意义的实验看出，任何一边其实都不是铁板一块。尽管社会角色相同，隶属于同一个组织、派别，又有着“去个人化”，“去人格化”的这些工具存在，但不变的是我们在那些制服、符号、标签、数字的背后，依然只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的人。
只要认识到了这一点，你就会有个体认知，就有可能去思考自己的选择和行为，就有希望摆脱开那些设计好的社会工具，让自己重新成为自己，做出符合你自己本意的判断。
这也许是我学到的感悟，但我相信你能比我领悟到更多。
谢谢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