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再战
六天战争的战败加深了阿拉伯世界对于以色列军事优势的认识，也迫使埃及军事和政治领导当局修改以往的想法。纳赛尔不光修改了对战争目标的期望，也修改了实现目标的手段。“解放巴勒斯坦”（实质上是荡平以色列）从眼前的和具体的目标推迟到遥远的未来，甚至是几代人后的未来。纳赛尔提出“分阶段战略”，第一阶段是“打退进攻”，具体来说，就是恢复六天战争之前的边界。“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益”推迟到第二阶段。这样，武装斗争就不再居于中心，而是从属于政治斗争，作为打破政治僵局的催化剂，喀土穆宣言的“三不”决定了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的政治底线。纳赛尔试图在拒不承认以色列生存权利的情况下，通过政治途径迫使以色列从被占领土地上撤退，他的一厢情愿没有悬念地一无所获。时代不同了，这不是西奈战争的时代，美国非但拒绝和苏联联手对以色列施加压力，反而成为以色列最大的政治后盾。在理论上，美国也要求以色列从被占领土地上撤退，但要求在真正和平的前提下。“三不”和美国概念的“真正和平”自然相距甚远。
但以阿对峙是苏联影响长驱直入的契机。从英国军事史家李德·哈特最推崇的“间接路线”角度来说，在中东拔除美国和西方影响，可以在政治上扩大影响，在军事上包围西欧，在经济上控制能源和航运，这是苏联介入中东的主要动力。为此，苏联大力帮助埃及和叙利亚重整军备，从装备、训练和战术上全面援助，并通过无所不在的苏联顾问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实质性的控制。对于埃及来说，重整军备、加强训练只是“解放失地”的第一步，在全面战争中打败以军更加遥远，因此，就眼下而言，埃及只有眼睁睁地看着以军在西奈继续他们的占领。纳赛尔不能忍受无所事事，决心打破僵局，于是决定发动消耗战，希望达到三个目的：
1.“温水煮青蛙”式地磨耗以军的实力和士气，拖垮以色列的国力、军力
2.以色列只有发动全面战争才能迫使埃及住手，但这门槛很高，政治经济代价太大，所以只有从运河后撤，接受埃及的有限胜利
3.把美国拉进来，最好拉到与苏联的战争边缘，这对还深陷在越南战争中的美国是不可承受之重，这样可以间接迫使美国对以色列施加压力，迫使以军从更多被占领土地撤退
消耗战以对埃军有利开场，以色列对伤亡敏感，缺乏有效反制，处境艰难。但当以色列出动空军反制后，埃军伤亡和损失最终超过了忍耐限度，苏联派飞行员直接驾驶埃及战斗机保卫埃及天空也没有奏效。最后，纳赛尔接受了停火，停火在1970年8月8日生效。外交方面的努力由贾林开始，后来罗杰斯继续，但没有成效。僵局重新出现，这对以色列有利，但对埃及难以接受。纳赛尔在消耗战开始时誓言：“用武力夺走的，终将用武力夺回”，但这没有实现。纳赛尔于1970年9月在郁闷和失望中去世，安瓦尔·萨达特继任，他接过了中东政治和军事上的僵局。萨达特没有纳赛尔那样的威望和人脉，他又是一个清醒和实际的人，懂得埃及最大的政治就是战胜以色列，懂得政治杂技只有军事胜利做后盾才玩得起来。他需要尽快取得一个军事胜利。
萨达特从一上台就大力加强军事准备，设立了一系列鼓舞人心的日期。他宣布，“ 1971年将是决定性的一年！”他强调，要是不能政治解决，就将军事解决。他的第一步是与苏联签署“友好合作协议”，要得到苏联的大规模军援和经援，远远超过纳赛尔时代的水平。但是埃及军队远远没有做好准备，萨达特在1971年最后没有发动战争，他的借口是印巴战争后“局势不清”。
1972年，萨达特继续努力为埃及军队获得更多的先进武器。他自己在2月和4月两次访问莫斯科，但苏联的回应不能使他满意。在6月，他派国防部长萨迪克再次访问，还是没有结果。7月中，埃及总理西德基率领一个高规格代表团访问苏联，依然没有得到萨达特想要的东西。萨达特开始怀疑苏联冷淡是美苏缓和的缘故。
越南战争使美国陷入前所未有的政治、军事、经济困境，美国不仅在国际国内丧失民心，还在经济上被从二战废墟中复苏过来的日本、德国攻城略地，美元的金本位制度就是在这个时代废除的。在军事上，美国在越南继续打着注定不能胜利的战争，还要在中欧、西欧和东北亚驻扎大量军力，对峙苏联。对于苏联而言，这是在全球乘虚蚕食美国势力范围是一个好机会，但无节制的经援、军援也逐渐成为不可承受之重。同时，计划经济和军工优先的弊端在苏联经济体系中种下的种种痼疾也开始发酵，也开始动摇苏联的综合国力。因此，美苏都需要缓和。在1972年5月22-30日，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举行最高首脑会谈，制定了缓和方针，从此冷战走入缓和阶段。
对萨达特来说，缓和来的不是时候，萨达特感到苏联从先前答应帮助加强埃及军力的承诺上后退了。另一方面，苏联对埃及（还有叙利亚和其他中东国家）战胜以色列并不看好，也不希望再一次战争失败迫使埃及和叙利亚转向意想不到的方向，所以极力阻止萨达特的整军备战，甚至私下和西方商定对埃以的军火供应锁定在现状，以减少战争风险。苏联在中东的算盘是像核威慑一样，维持紧张局势，但不爆发冲突。但萨达特的决心已定，苏联顾问在埃军上下无所不在，随时有可能把埃及的最终作战意图泄露出去，于是萨达特在1972年果断下令所有苏联顾问统统撤离。尽管苏联极端恼火，但双方都施加克制，没有把事情闹得更大。
1972年9月，萨达特再次作获得更多先进武器的最后努力，派总理西德基再访莫斯科。然而，西德基只得到了苏联的一纸声明：根据联合国宪章，阿拉伯人民“有权用各种手段解放自己的土地”。西德基依然只得到口头支持，没有得到埃及需要的军事装备。与此同时，埃及国内的动荡在增加。激进的学生示威强烈抨击萨达特的言行不一，要求采取实际行动，解放失地。
萨达特没有选择，只有发动战争，打破中东政治僵局，哪怕承受重大伤亡也在所不惜。他希望用战争的“冲击波”粉碎超级大国的现实政治算计，迫使苏联出手援助埃及和叙利亚，如果不为了保护苏联的影响，至少也要保护苏制武器和苏式训练的声誉。
但在萨达特与国防部长萨迪克商讨军事行动时，两人爆发尖锐的争论。埃及总参谋部是有解放西奈的作战计划的，代号“花岗岩1号”。但是萨迪克认为，埃军还远没有准备好这样的战争。萨达特反驳说，不能再等了。如果主要目标不能达到，那就降低目标；如果打不动全免战争，那就打有限战争。萨迪克反驳说，埃及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以色列对有限进攻只还以有限反击，如果以军对埃及的有限进攻做出全力反应，埃及根本无法抵挡，这将把埃及推进灾难性的困境。只有在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时，有限战争才成为选项。萨迪克坚决反对以民族危亡来赌博，拒绝执行萨达特用军事投机来打破政治僵局的做法。但两人的争执没有持续多久。10月26日，西德基从莫斯科回国后10天，萨德基被免职，阿迈德·伊斯梅尔-阿里接任。但是这个人事变更的意义被以色列彻底忽略了。以色列方面以为这样的人事变动只是萨达特要改进与苏联关系，萨迪克有强烈的反苏立场，也鼓动萨达特把苏联顾问赶出埃及。伊斯梅尔曾在纳赛尔时代担任埃军总参谋长，因为以军大胆袭击而被纳赛尔解职。但伊斯梅尔为人勤勉，忠于职守，没有政治野心，没有反苏的历史包袱，萨达特和伊斯梅尔也比较默契。
萨达特曾以以色列撤出西奈和加沙作为埃以和谈的条件，被以色列断然拒绝。叙利亚的阿萨德也坚持要首先交回戈兰高地，然后才可能和以色列和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埃及和叙利亚两家一拍即合，厉兵秣马，准备再战。埃及的战争目标重新制定，“花岗岩1号计划”被“花岗岩2号计划”取代。计划不再要求征服整个西奈，新的占领目标是占领从苏伊士运河向东延伸100公里的地带，也就是说，从苏伊士湾的阿-图尔到莱菲迪姆（比尔-加夫加法）一线，包括米特拉和吉迪山口，一直到地中海边的纳哈尔-亚姆。叙军目标依然锁定在夺回戈兰高地。战争目的是确保一个有限的胜利，迫使以色列走上和谈的道路。
六天战争和消耗战的教训使得埃军着力想办法避开两个以军的强项：空军和装甲力量。埃军尽管得到大量苏联先进装备，还是对依赖空军和装甲力量正面压倒以军没有信心。这不单是装备的问题。即使不谈空军，在进攻性的地面机动作战中，果敢、主动、灵活、随机应变是至关重要的。将士优秀的素质不仅在于勇敢顽强、枪法好，更在于在牢记战斗意图的情况下，根据复杂多变的战场实际，灵活应用战术，发扬火力和机动性，实现既定目标；甚至在符合指挥意图的精神的条件下，发挥主动性和进取精神，抓住转瞬即逝的战机，扩大战果，超越既定目标。缺乏这样的素质而片面强调主动、积极的话，很容易对战场失控，反而促成溃败。以军在这些方面的素质更加优秀。但埃军也有长处，主要是火力强大，兵力充足。历次战争经验表明，埃军在静止的防御性作战中还是有效的，这时勇敢和纪律更加重要，主动、随机应变和灵活反而不大重要。更重要的是，萨达特规定埃军只需要达成有限目标，这样作战集中在相对狭小的地域，两侧有地中海和红海的天然屏障，对机动灵活的要求相对不高，给阵地战创造了条件。如果埃军无法用铁拳砸碎以军，那就把铁墙向前推一步，让以军在反攻中撞得粉身碎骨。因此，埃军计划反其道而行之，用本质上是防御性的武器和战术来反制以军的主要长处。
值得指出的是，苏军出于自身对未来战争和敌我特点的考虑，也异常重视反坦克和防空。苏联的萨姆-2（苏联代号S-75“德维纳”）高空远程防空导弹在越南战争中已经显示出巨大的威胁，在越南北方被击落的B-52大部分是萨姆-2打下来的。萨姆-2对于入侵的美国F-4“鬼怪”、F-105“雷公”、A-4“天鹰”等战术飞机也有良好的战绩，“飞行的电线杆”一升空，天上的美国飞行员立刻心动过速。萨姆-3（苏联代号S-125“涅瓦”）更加适合中低空防空，具有更好的机动性，也具有更好的反电子对抗能力。萨姆-2和萨姆-3系统都可以装上卡车机动，但一旦展开、进入战斗状态后，还是固定的。换句话说，萨姆-2和萨姆-3不能在机动中发射。更先进的萨姆-6（苏联代号2K12“瓜德拉特”或者“立方体”）不仅采用先进的火箭-冲压发动机来增加速度和射程，还装载在履带式装甲底盘上，可以随机械化部队开进，在理论上一停下就可以投入战斗，不需要构筑阵地和展开，反应速度、命中率和反电子对抗能力都有跨代的提高。便携式的萨姆-7（苏联代号9K32“箭-2”）则使得步兵也具备了超过步枪、轻机枪的防空能力，对超低空的战斗机、直升机构成严重威胁。
除了各种防空导弹，苏联的ZSU-23自行高炮把高射速小口径高炮与火控雷达整合到同一个履带式装甲底盘上，不仅具有高度的机动性和很短的反应时间，还填补了防空导弹的最短射程和最低射高的死区，在理论上甚至有行进间射击的能力，当然在实用中还是停车后再射击的情况为多。由于ZSU-23具有相当于履带式装甲车的机动性和越野能力，在火力和探测上自成体系，单车或者小组不仅可以伴随装甲部队行动，还可分散隐蔽部署，打防空游击。由于雷达和防空导弹的发展，70年代的空地突防强调超低空贴地飞行，利用雷达死区和转瞬即逝的拦截窗口降低防空的有效性。但ZSU-23的四管23毫米高炮射速高，指向灵活，可以随时开火，不存在最小射程和最低射高问题；雷达则可以全天候有效捕捉超低空飞机，在车载火控系统的控制下自动操纵23毫米高炮开火，在飞机路径上形成致密弹幕。这对低空突防的以色列飞机是非常要命的威胁。
在苏联的援助下，埃军开始建立世界上最强大的防空体系之一，用高中低空层层配置的先进防空武器构筑严密的前沿防空，系统完整性和火力严密性甚至超过多数华约国家。美国空军已经在越南领教了使用半固定阵地的高空防空导弹的威胁，但没有意识到自带雷达和火控的自行高炮的威胁，对于新型全机动的防空导弹也缺乏认识。以色列空军也没有意识到以地制空的新问题，继续盲目信任空地突防优势，对埃及防空导弹和自行高炮进驻运河西岸缺乏警觉。
在反坦克方面，苏军虽然保留世界上最大数量的坦克集群，但依然高度重视步兵反坦克。这当然和二战历史经验有关，也与苏军坦克技术特点有关。战后苏制坦克基本上都是采用滑膛炮，炮管轻，炮口初速高，在近距离上穿甲威力大，但在远距离上炮弹存速低，精度低，穿甲能力打折扣，射程也相对较近。所以苏军坦克战条令强调打近战，这就需要反坦克步兵掩护和填补空档，反坦克火箭筒和反坦克导弹成为苏军机械化步兵的主要装备。二战时代“巴祖卡”与“铁拳”使冒进的坦克付出血的代价，RPG-7火箭筒比战时的先祖有了巨大的改进，在便携性、射程、精度和穿甲能力方面都有了巨大的进步。尤其重要的是，RPG-7成本低廉，使用简易，特别适合于大量配发步兵，至今依然是世界各地非正规武装的最爱，从摩加迪沙到格罗兹尼到伊拉克到阿富汗，已经使用50年的RPG-7依然在世界各地给坦克兵们带来噩梦，在十月战争前夜，这还是面世才10年的新式武器。
但火箭筒毕竟是直射武器，射程超过200米就缺乏准头。AT-3“萨格尔”（苏联代号9K11“马柳特卡”）反坦克导弹的有效射程则覆盖500-3000米的范围，精度更是便携式直射武器所不可能比拟的。“萨格尔”使用较老式的手动线导制导，在导弹发射后，射手通过目视观察或者潜望镜观察弹尾的发光点，用摇杆遥控导弹飞向目标。空心装药战斗部产生金属射流，产生远比常规破甲或者碎甲弹更大的穿甲效果。“萨格尔”导弹在500米内有一个死区，不能使用，但这可以通过与RPG-7混编来互相弥补。“萨格尔”导弹最大的缺点是飞行时间较长，目标坦克发现遭到攻击时，可以用烟幕或者机动来干扰瞄准，也可以向射手方相猛烈射击来迫使射手放弃瞄准。“萨格尔”导弹对射手操纵导弹飞行的技巧要求较高，需要长期严格训练才能达到熟练。但这在十月战争前夜依然是划时代的先进武器，根本改变了坦克与步兵之间的力量对比。
埃军已经大量装备了苏制T-55坦克，但其100毫米滑膛炮不敌以军已经大量装备的105毫米英制线膛炮。埃军正在获得最新的T-62坦克，其115毫米滑膛炮优于英制105毫米炮，而且具有夜视装置，但数量尚少。在缺乏空中掩护的情况下，埃军坦克对在机动的近战中用数量压倒以色列坦克信心不足，所以大体上是当作自行反坦克炮使用的。渡河后第一波登陆的步兵连这点坦克支援都不能指望，只有依靠手中的便携式反坦克武器，所以埃军步兵装备了大量的反坦克武器，尤其是“萨格尔”反坦克导弹。
素质优秀的军队善于把性能平庸的武器超性能发挥，素质平庸的军队就只有用先进的武器性能弥补技能和战斗力的不足了。但武器性能毕竟是死的，人是活的。素质优秀的军队不仅善于超性能发挥自己手中的武器，还善于用战术技术反制敌人的先进武器。素质平庸的军队单纯依靠武器性能打造铜墙铁壁最终是要出问题的，这正是十月战争后来发生的事情。但现在，密集的高性能防空导弹和反坦克导弹，这就成为埃及向前推进的移动铁墙的基本保障。与此同时，埃及大力提高军人素质，强化训练，大力宣传“解放神圣领土”，所有大学毕业生都要入伍，直到取得胜利才会恢复大学生免征兵役。埃军围绕着“花岗岩2号计划”进行了大量操练和演习，目标明确，强度空前。
从1973初年开始，伊斯梅尔就大力督促阵地准备。除了已有的常规道路和桥梁，埃及还在离苏伊士运河不远的淡水运河上架起了很多水下暗桥，桥面在水面以下，卡车和人员可以趟水安全通过，但难以从空中发现。埃军还沿着运河修建起86处高大的加高沙土垒墙，每个有30米高，可供观察运河对岸，还可以从加高垒墙上用直射火力射击对岸。为了便利向前方的运输，埃军还修建了几十条通向运河的简易公路。
1973年1月，“花岗岩2号计划”的制定初步完成。计划在战略上强调保密和突然袭击，而且只与叙利亚人合作，并不通知其他阿拉伯国家。这个决定增加了达成突然袭击的机会，也迫使兵力不足的以军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这个决定也假定其他阿拉伯国家和苏联将被迫帮助埃及和叙利亚，即使他们事先对这个秘密计划一无所知。这个假定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
埃及最高司令部的大部分高级军官（包括国防部长伊斯梅尔）都是按照苏军条令训练出来的，所以以色列方面想当然地认为他们会严格按照苏联条令行事。苏军条令对于渡河作战规定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渡河和占领桥头堡；第二阶段从桥头堡向最终作战目标突破。条令强调：一旦足够的力量已经渡河，应该快速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换，这也是渡河作战的常规。但是埃及的战争计划包括了三个阶段：第一，渡河和建立桥头堡；第二，巩固桥头堡；最后，才是突破和占领作战目标。
在第一阶段，重点是保持进攻力量的完整，而不是寻求迅速向纵深突破。通常进攻一方会努力向纵向发展，建立桥头堡，击溃敌人，尤其是敌人炮兵，以防止渡河地点受到炮击。但埃及计划的优先目标放在向两侧横向发展，防止以军从侧翼突击，或者从背后包围。埃军的目标是在防空导弹的保护伞下建立一个连贯、坚实的桥头堡，正面由密实的反坦克屏障保护，后方则是苏伊士运河本身，运河西岸上的几百辆坦克和大量反坦克炮可以对东岸埃军提供直射火力支援。
第一阶段的要点在于渡河和占领连贯的大约深10-12公里的桥头堡，这要求在D+1天（也就是10月8日早上）完成。只有在第一阶段完成后，埃军才会进逼炮兵公路上的以军炮兵阵地，确保运河上的桥梁处于以军炮兵射程之外。渡河任务由第一梯队完成。第一梯队由5个步兵师组成，第18师沿坎塔拉-阿里什轴线进攻，然后转入防御；第2师沿伊斯玛利亚-塔萨轴线进攻，然后转入防御；第16师沿德维斯瓦-塔萨轴线进攻，然后转入防御；第7师沿沙鲁法-吉迪山口轴线进攻，然后转入防御；第19师沿苏伊士城-米特拉山口轴线进攻，然后转入防御。另有第130两栖旅渡过大苦湖进攻，然后转入防守。每个师有两个步兵旅，并得到一个坦克旅（三个营）、一个SU-100自行反坦克炮营和一个反坦克导弹营的加强。大苦湖以北的第18、第2、第16师归第二军团指挥，大苦湖以南的第7、第19师和第130两栖旅归第三军团指挥。这样的牛刀杀鸡不仅在实力上全面压倒单薄的运河沿线的以军常备军守备力量，而且沿运河全长从5个方向渡河还避免暴露侧翼，分散了以军反击的力量。这将给埃军全面的数量优势。
第二阶段是巩固桥头堡，意在使埃军在有利的静止防御作战条件下大量消耗以色列坦克和空中力量。埃军假定以军将按照一贯的条令行动，也就是说要求迅速结束战斗，然后把战斗引向埃军后方。因此，埃军认为，以色列装甲部队将猛烈冲击桥头堡，空中力量提供近距空中火力支援。这就是埃军的机会，可以用防空导弹保护伞消耗以色列空军，用反坦克导弹粉碎以军装甲力量。埃军设想在渡河后15-30分钟内遇到分队规模（从几个坦克排到一个加强坦克营）的反突击，这由运河沿线和炮兵公路上的装甲预备队实行；2小时内，横向公路及更加深远后方的西奈师3个装甲旅的其余部队会投入战斗。然而，埃军前锋具有足够兵力和反坦克火力，可以抵挡这些反突击。但从以色列本土横跨西奈赶来的2个预备役师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投入战斗，埃军总参谋部没有底，而坦克渡过运河需要时间。为了填补最初的防御空隙，给先头登陆的部队增强反坦克力量，所有不参加最初渡河的部队的建制反坦克导弹统统调拨给先头部队，在装甲部队过河后再归建。另外向敌后派遣空降和两栖突击队，尽量迟滞以军增援部队的到达。同时，渡河部队将在装甲增援赶到之前，不急于与侧翼友邻打通连接，而是两翼向运河方向折回，各个桥头堡各自为战。这样可以缩短防线，增加反坦克火力密度，两翼还可以得到运河西岸隔河射击的埃军坦克炮和反坦克炮的火力支援。
埃军计划里没有明确规定结束第二阶段、转入第三阶段的时间。第三阶段将在以军装甲和空中力量确定受到显著损耗时才启动。在第二阶段的过程中，埃军计划把第二梯队运动到运河东岸，准备用于第三阶段的进攻。这些部队由两个装甲师、两个步兵师、支援的炮兵和防空导弹营组成。在第一梯队攻克前沿、打开缺口后，由新鲜的第二梯队向敌后纵深进攻，这样的滚动攻击是装甲兵的典型战术。在第二梯队向敌后进攻时，在渡河和巩固作战中受到重创的第一梯队正好休整，并保护第二梯队的后方，伺机增援。
第三阶段要求向东突破100公里，意在用两个突击方向实现，每个突击方向由一个装甲师和一个机械化步兵师执行，进攻将得到第一梯队的坦克和步兵增援。第一个进攻轴线是在第三军团地域向米特拉和吉迪山口方向，第二个进攻轴线是在第二军团地域向塔萨和莱菲迪姆（比尔-加夫加法）方向。另有两个辅助进攻方向将在两个主攻方向的侧翼展开，意在占领南方的阿-图尔和北方的纳哈尔-亚姆。
渡河和建立桥头堡的第一阶段的计划非常详尽，包括所有具体步骤。H小时预订在1400小时。在H+3到H+4小时，5个步兵师都要求建立3-6公里宽的桥头堡；战斗将在H小时15分钟前打响，190架飞机将实行空袭，攻击离运河100公里以内的以军指挥中心、通信中心、炮兵阵地和坦克集结地。与此同时，1300门火炮开始炮兵火力准备，用于瘫痪以军的运河哨所和炮兵阵地，并阻扰试图向运河机动的以军坦克的行动。
在空袭、密集炮火还有从运河的埃及一侧的高大加高沙土垒墙上射击的坦克火力的掩护下，得到反坦克导弹加强的步兵营开始用橡皮冲锋舟渡河，迅速占领对岸的堤坝，坝上没有以军防守，占领以军的运河哨所要留到后面。在30-60分钟内，每个师的防御正面要建立起坚强的反坦克火力墙：140具RPG-7（最大有效反坦克射程500米），58门106毫米无后坐力炮（有效射程1600米），24具“萨格尔”反坦克导弹（有效射程3000米）。在H+3小时内，还有更多的反坦克武器到达，每个师的正面将有：314具RPG-7、108门无后坐力炮和48具”萨格尔”导弹。所有这些都还要加上运河埃及一侧的支援火力，在高大的加高沙土垒墙上的坦克和反坦克炮可以为160 米外对岸阵地提供有效的直射火力，掩护侧翼，反坦克火力密度空前。
每个师还配属一个突击队营，用于阻击和干扰以军坦克的增援。埃军估计以军机动部队应该部署在离运河30-50公里远的地方，战斗打响后可以在几个小时内赶到运河。埃军突击队要渗透到以军后方15公里，在公路上布雷，设置伏击，阻挠增援，还要袭击以军指挥所和炮兵阵地。
最先渡河的埃军步兵的任务是保护工兵，后者的第一任务是突破运河以军一侧的加高沙土垒墙，这是一个很有挑战的工兵难题。在消耗战时期，埃及一侧修建了高大的加高沙土垒墙，以色列一侧也相应修建，一方面阻止埃军登高观察，另一方面也增加埃军渡河困难，装甲车辆难以爬上陡峭的加高沙土垒墙，而炸药也无法有效地打开突破口，炸开的缺口会马上被滚落的流沙堵住。完全用炸药最后是可以打开缺口的，但需要大量的炸药和时间。埃及计划用从西德进口的高压水泵冲刷加高沙土垒墙，用水流把沙土冲走，解决了这个问题。背后几步远就是苏伊士运河，水源不用担心。冲开加高垒墙后，推土机将进一步平整缺口，形成便于车辆通过的通道。埃军需要在70个地点同时在加高沙土垒墙上打开缺口，每个师的作战地域有11到16个渡河点，其中3个用于架桥，其余的供浮筏和两栖车辆使用。埃军预计需要 7个小时坦克才能开始渡过运河。
但这只是埃军工兵作业挑战的一部分。埃军工兵还需要浮筏、步兵用的轻型桥梁和坦克用的重型桥梁并举，确保大部队快速渡河。这将是一个了不起的工兵成就。由于计划要求两个步兵旅在3小时内完成渡河，埃军决定机械化步兵下车渡河，作为攻击步兵的第二梯队。
H小时后3-4小时，天色应该渐黑，突击队营应该由直升机降落，开始阻击从北方的以色列本土赶来的以军预备役装甲部队。突击队要在中部战线的米特拉和吉迪山口以西、南方的苏伊士湾以军一侧的山区和战区北方的坎塔拉-阿里什公路沿线各地降落，布设阻击阵地。
在H小时到天黑之间，埃军计划将第130两栖旅投入战斗，这个旅装备有苏制PT-76轻型两栖坦克和BTR-50两栖装甲运兵车，适合两栖作战。这个旅的任务是从大苦湖南部狭窄的水域渡过去，迅速堵住米特拉和吉迪山口。
进攻开始7小时后，机械化旅的坦克、装甲运兵车和步兵旅的配属坦克营开始向运河东岸（以军一侧）运动。全部加起来，每个师的作战地域应该有120辆坦克。紧接着，迫击炮和重炮也要渡河到东岸。下一步，在H+10小时，步兵旅的配属坦克营连同机械化旅准备进攻，把桥头堡拓宽到16公里，加深到8公里。进攻将在H+17小时完成。与此同时，在H+11小时，配属给5个步兵师的5个独立坦克旅开始渡河增援。这个阶段完成后，每个师将在运河东岸有218辆坦克。应该指出的是，渡河埃军装备的大量坦克主要是按照自行反坦克炮使用的，并无意捏成装甲铁拳和以军打机动坦克战。这是有意为之，为了避开埃军不擅长坦克战中需要的主动、应变的缺点。
从10月7日早晨开始和接下来的一整天，坦克和机械化旅将把桥头堡加宽到20公里，加深到10-12公里。这些目标达到后，第一阶段的战术目标就实现了。到这个时候，师级桥头堡应该连片，形成两大片军级桥头堡，一直延伸到俯瞰整个运河平原的山岭地带。
以军一侧的炮兵公路（哈齐齐特公路）和第二道防线（预先建造好但没有固定驻防）正好处在埃及桥头堡地带的前缘，攻占以军第二道防线因此也属于第一阶段的作战目标。只有这时，第二阶段才能展开。这将是巩固阶段，埃军将巩固桥头堡地带，等待以军攻击，消耗以军力量。与此同时，渡河到东岸的另外两个装甲师和两个机械化师组成第二梯队，与支援的炮兵和防空导弹一起，将准备开始第三阶段的作战行动。
这个计划是埃及新任总参谋长萨阿德·沙兹利中将的杰作。但沙兹利只对第一和第二阶段的作战制定了详尽的计划，对第三阶段不仅没有明确规定的时间，也缺乏详尽的计划，只有一个大体的意向。这不是偶然的。沙兹利认为埃军不具备执行第三阶段的实力，把第三阶段列入计划是一个政治考虑，使萨达特满意，也使叙利亚满意，但沙兹利根本没有打算付诸实行。萨达特对收回西奈做了很多保证，如果埃军进攻浅尝辄止，埃及民众未必会答应，预计的埃军损失可能不足以补偿有限的政治收益。另一方面，如果叙利亚意识到埃军只打算占领运河沿岸十多公里宽地带，将不足以对以色列造成足够的压力，戈兰高地的叙军就有可能单独面对以军主力，这样叙利亚有可能索性退出并肩战斗。在政治压力下，沙兹利不情愿地制定了第三阶段计划，但在向各级司令官下达计划时，明确要求只下达渡河和巩固有关的命令，对进一步东进只笼统提一下，并无打算真正实施。
沙兹利是一个人物。他上任后，整顿军务，埃军一改衰相，从精神面貌到战术素质都有大幅度的提高。苏联最新装备的源源涌入，更使埃军如虎添翼。沙兹利命令埃军在苏伊士运河西岸不断演习，天天演“狼来了”，弄得对岸以军神经紧张。以色列一度宣布全国进入战争状态，发出总动员令，召集预备役，但最后证明埃军只是演习。以军被日复一日的虚警弄得麻痹大意，但事实上，埃及和叙利亚已经做好战争准备，将在犹太人最神圣的赎罪日（10月6日）发动进攻。
埃及总参谋长萨德·沙兹利中将是埃军里比较特别的一个人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面对隆美尔的进攻，英军总司令下令全线撤退。还是英军中年轻中尉的沙兹利自告奋勇留下来，在敌后埋放地雷和爆炸装置。1956年，沙兹利创建了埃及伞兵，并担任第一任伞兵司令。在六天战争里，沙兹利在西奈指挥一支特种部队防守中部的山口。埃军总溃退开始后，沙兹利特遣队和上级失去联系。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沙兹利沉着地带领部队突围，是少数人员和装备齐全、成建制突围的埃及部队之一。以军对沙兹利并不陌生，在六天战争中，抓住沙兹利成为西奈以军暗地较劲的竞争目标，阿丹正好带部队直插米特拉山口，看着沙兹利突围成功，只有长叹。成为埃及总参谋长后，沙兹利处心积虑要重返西奈，不光主持制定突破巴列夫防线的策略，还制定了“狼来了”策略，最终成为“阿拉伯世界里第一个打败以色列的人”，尽管这个打败只是战术上的，并没有赢得战争。
沙兹利的作战计划在战术上是成功的。克服宽大水障的渡河作战很是复杂，埃军不仅面对巨大的战术、技术、后勤困难，还有“以军不可战胜”的心理负担。沙兹利齐头并进的作战方案违反了集中优势兵力的一般原则，但埃军兵力的绝对优势使得分散进攻并不稀释攻势，进攻部队不需要向单一地点集结和蜂拥过河，还减少了指挥和后勤上的麻烦，也避免了过早惊动以色列和成为以军空中火力和炮火的集中打击目标。各师在本地就地进攻，建立了多个稳固的桥头堡，减少浪费时间和易受打击的横向运动，而且大大加强了桥头堡体系的稳固性和坚韧性，即使有一两个桥头堡被以军反攻而暂时失陷，埃军依然可以从剩下的桥头堡出击，恢复东岸防线。
各师桥头堡的半圆形防御体系已经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暴露的侧翼，一旦连片，更是不给以军反突击的漏洞。更重要的是，最初战斗的胜利可以使埃军官兵克服对以军的心理障碍，对后续战斗和埃及军心民心是极大的鼓励。
埃军一番常规地在渡河之后实施相持巩固阶段，而不是乘胜突破，向纵深高速发展，这也有违一般原则。同样，沙兹利是考虑到埃军的具体情况。在以军实力尚未受到实质性削弱前，埃军对在沙漠里和以军打机动坦克战，心里很是没有把握。另一方面，运河沿岸的防空导弹的掩护范围有限，防空导弹渡河到东岸可以增加保护半径，但在以军炮兵威胁没有解除前太冒险。即使消除了以军炮兵威胁之后，埃军对防空导弹伴随地面部队滚动前进的技术保障也没有信心。没有空中掩护，突进的埃军坦克将遭到以色列空军的屠杀。
埃军认为，以军防御的基本战术是用装甲兵团打高速反突击，在埃军渡河之后，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冲向埃军阵地，埃军只有利用稳固和连贯的阵地大量消耗以军实力后，才可能乘虚反击。埃军对第三阶段的计划相对粗略，在理论上这不算缺失。埃军并没有期望第一、第二阶段得到完整实施，后来的发展超过了埃军的期望。另一方面，计划太超前，很可能脱离实际，根据战事发展再调整、充实更加合理。但事实是，沙兹利根本就没有打算实行第三阶段，这是沙兹利计划在战略层面上的失败。
没有铁拳的功夫，只有打造铁墙。但墙毕竟是墙，倚墙据守最终是被动的，何况没有打不破的墙。更有甚者，渡河埃军如果就地据守而不能牵制住以军主力的话，以军可以集中兵力首先击溃叙利亚方面的进攻，然后回师对付西奈埃军。仅仅控制运河沿岸狭长地带的埃军缺乏纵深，难以机动。如果以军集中攻击一点，其他地方的埃军难以远距离横向增援。东岸埃军防线一旦被以军在某一点突破，既可能被以军沿东岸卷击包抄，更可能直插西岸，切断后路。事实上，这正是后来所发生的：被动的战略最终导致被动的战争。
在战术层面上，沙兹利正确地利用了军事技术的进步，没有拘泥于传统的“坦克是最好的反坦克武器”、“飞机是最好的防空武器”观念，而是以己之长，击彼之短。在渡河作战中，步兵必然是第一波。渡河埃军步兵不仅要在第一时间顶住以军的装甲反攻，还要在巩固阶段掩护埃军装甲部队。以军的装甲优势并不在于装备优势，更不在于数量优势，但在历次战争中，以色列装甲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远为优秀，打得埃及装甲部队没了脾气。十月战争前的以军改组以装甲化为主题，步兵、炮兵全面削减。运河防线的设计也突出了这一点，哨所守军实际上相当于哨兵，反骚扰、反渡河的主力依然是炮兵公路和横向公路上的装甲旅。高度依赖坦克的问题在于：一旦敌人掌握了有效的反坦克手段，就陷入了高度被动。沙兹利抓住反坦克这个关键是正确的。
传统上，火力、机动、防护三位一体的坦克是步兵的天敌，不过事情不是绝对的。坦克车组乘员只能从几个比巴掌大不了多少的潜望镜窗口观察外部世界，实际上又聋又瞎，隐蔽良好的步兵是有条件突然发难的。手雷、炸药包的时代过去了，步兵反坦克武器正在完善。反坦克火箭筒不仅使用简单、成本低廉，而且在近距离使用时十分有效。这是步兵近战反坦克的利器，可以作为抵抗坦克冲击的最后火力屏障，但更重要的是反坦克导弹的发展，这不仅继承了火箭筒重量轻、威力大的特点，还根本解决了火箭筒在远距离上命中率低的缺点。反坦克导弹不仅可以用于防御型的步兵反坦克作战，还可以在适当的战场条件下，有效利用地形地物，用于步兵“狙击”坦克的猎杀作战。火箭筒和反坦克导弹使得反坦克步兵反而成为冒进坦克的致命天敌。在十月战争时代，反坦克导弹已经不是新生事物，埃军甚至在消耗战时代有限使用过反坦克导弹，但在战场上高密度使用，而且用于反坦克猎杀，十月战争是第一次，这也彻底改变坦克与反坦克作战的观念。
以色列的空中优势甚至超过装甲优势。消耗战时代的经验表明，不仅埃及飞行员缺乏经验和训练，连苏联飞行员都无法压住以色列的空中优势 。因此，沙兹利计划中索性把战场的天空腾出来，以地制空，用防空导弹控制战场天空，用雷达控制的自行高炮在超低空补盲。空军不出动还简化了空军与防空的协调，反正不会有误伤。在人的素质不够用的时候，只有依赖科技的力量。问题是，科技是有局限的，人的主观能动性是能够反制先进武器科技的。这包括具体的反制和对抗，也包括在战术、战役层面上用其他手段主动压制。以色列空军在吃尽防空导弹的苦头之后，确实大有收敛。但渡河以军一旦开始捣毁埃军防空导弹阵地，埃军防空网出现漏洞，以色列空军马上再次发威，反过来使埃军大吃苦头。反坦克导弹也是一样，“萨格尔”导弹在十月战争开始时大显神威，但以军坦克很快研究出反制手段，战争后期大量发射的“萨格尔”导弹就威胁大减，无力扭转以色列坦克的攻势了。埃及空军消极避战的结果是丧失了斗志，到以军渡河之后需要出动的时候也束手束脚，最终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战果。“坦克是最好的反坦克武器”，“飞机是最好的防空武器”，这不是绝对的，但确实是最靠得住的。
但不管怎么说，沙兹利的渡河作战计划堪称典范，后来的渡河战斗基本上按照沙兹利的设计按部就班，取得了流芳军史的成就。
突然袭击
紧急电话
1973年10月6日，这一天是犹太人的赎罪日。下午1300小时，萨达特在伊斯梅尔的陪同下，抵达埃军最高司令部指挥中心。沙兹利和各总部指挥官们已经在通信控制台旁各就各位，四周墙上挂满作战地图，正面玻璃屏幕上标示着最新情况，电话铃声、电报滴滴声、人们压低的谈话声充斥室内，空气中弥漫了战前的紧张和兴奋。
1345小时：作战飞机准时起飞。
1400小时：H时刻到了，榴弹炮、重迫击炮开始射击。
1405小时：第一波突击队开始向苏伊士运河推入橡皮冲锋舟，渡河开始了。
1420小时：反坦克炮进入运河西岸上的阵地，开始用直射火力向巴列夫防线上的以军哨所射击。
1421小时：4000名步兵越过运河西岸河堤，冲向水边，用事先准备好的720只橡皮船开始渡河。第一波突击队已经抢占对岸河堤反斜面上的反坦克阵地。第一波以军坦克已经出现。
1430小时：第一波登陆主力上岸，4000名步兵抢占了以军哨所之间的加高沙土垒墙，橡皮船已经在返航，接应第二波步兵。第一波以军坦克向上岸埃军冲击时，装备反坦克导弹的埃军突击队开始射击，但火力主要来自西岸的坦克、反坦克炮和反坦克导弹。埃军工兵也开始上岸，用水泵在沙坝上打开缺口，他们必须在5-7个小时内完成任务。
1445小时：第二波步兵登上东岸，此后每15分钟又有新的一波步兵登上东岸。
1500小时：埃军攻下了第一个以军哨所，抓获了第一批俘虏。以军空袭也开始了，埃军防空导弹开始发威。
1515小时：第四波已经登陆，第五波在做准备，桥头堡阵地依然只有不到300米深，但埃军已经渡过了20个步兵营，包括800名军官和13500名士兵。以军和埃军炮兵开始对射。
1530小时：埃军工兵在沙坝上打开缺口取得进展，舟桥部队开始向运河边集结。
1600小时：以军空袭继续，埃军防空导弹又打下了几架以军飞机。巴列夫防线上更多哨所被埃军攻克。
1615小时：第8波登陆，至此埃军已经有10个步兵旅渡过运河，包括1500名军官和32000名士兵。埃军已经建立了5个师级桥头堡阵地，平均宽度8公里，深度2公里。运河西岸的支援火力还在继续，但主要火力已经由东岸埃军提供。
1630小时：10个舟桥营开抵运河边，开始向运河里推入浮箱。
1700小时：工兵开始组装浮桥，巴列夫防线上更多以军哨所被攻克。
1715小时：埃军坦克和车辆开始在东岸集结，指挥交通的宪兵已经随步兵登上西岸，准备指引坦克和车辆进入阵地。
1730小时：第12波、也是最后一波步兵登上东岸。至此，埃军已经把5个步兵师及5个反坦克营渡过运河，师级桥头堡加深到3-4公里。
1750小时：天色渐黑，直升机在西奈纵深机降了4个突击队营，用于阻击以军增援部队。
1800小时：埃军第一批坦克、反坦克炮和车辆开始向渡口集结。
1815小时：工兵完成浮桥的组装，等待对岸沙坝上打开缺口。
1830小时：沙坝上第一个缺口被打开，师级桥头堡阵地加深到5公里，巴列夫防线上剩余哨所基本上都被围困。
2030小时：除运河南端外，沙坝上所有通道都已打通。在要求的70个通道中，最后打通了60个。第一座浮桥开通，坦克、大炮和车辆迅速过河。
2230小时：所有浮桥都已经通行。以军空袭集中轰炸运河上的桥梁，埃军防空导弹共击落27架以军飞机。
在8小时内，埃军工兵在沙坝中打开了60个缺口，冲刷掉近9万立方米的沙子；架设了8座重型桥、4座轻型桥，构筑了31个浮筏。到10月7日凌晨0100小时，共有800辆坦克和3000件重型装备渡过了运河。桥头堡阵地也加深到运河以东8公里。但以军坦克整夜都在奋战，先是试图挡住埃军的进攻，然后试图营救哨所里的守备步兵。
更早一些时间，10月6日早晨0600小时，阿丹家的电话铃响了。这是以军最高司令部的值班军官打来的。在核对身份、确认电话那一头确实是阿丹本人后，他通知阿丹火速赶赴最高司令部开会。
过去10天里，空气里一直弥漫着紧张气氛。最高司令部对埃及和叙利亚边境上人员与装备的集结一直在密切关注。高级指挥官们频繁地被招来听取通报和敌情评估，并参加讨论对策。10月6日的通报在0700小时开始。军事情报局长埃利·泽依拉少将发言指出，他预期战争在当天早上爆发。他的评估是基于几小时前来自可靠来源的最新情报。
有说法泽依拉的可靠情报来自于神秘人物马尔万。阿希拉夫·马尔万是纳赛尔的女婿，也是一个巨富，和穆罕默德·法耶德合伙经营伦敦著名的豪华商店哈罗德，后者就是和戴安娜王妃在车祸中一起丧生的多迪·法耶德的父亲。马尔万为摩萨德提供情报有一段时间了，1973年5月间也是马尔万告诉摩萨德：埃及即将进攻，以色列还为此全国动员，进入戒备，但那一次是虚警。10月5日午夜，摩萨德驻伦敦的首脑扎米尔和马尔万在秘密会面时，马尔万明确告知扎米尔：埃叙将于次日进攻以色列。结合各方面的情报，以色列判定，这一次是真的了。不过马尔万的真实身份一直是一个谜，他到底是摩萨德的间谍，还是埃及的双面间谍，这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在西方媒体透露马尔万的摩萨德间谍身份后，马尔万并没有受到埃及的为难，返回埃及时还受到穆巴拉克总统的款待。马尔万在2007年在伦敦的一个豪华酒店阳台上离奇坠地死亡。他的死到底是自杀还是谋杀，到现在还没有定论。这是第四个埃及著名人士以同样方式神秘死亡，其他三人也和纳赛尔到萨达特时代的埃及政治有关。马尔万的葬礼由埃及最高伊玛目主持，穆巴拉克的儿子和埃及情报首脑亲自出席。
阿丹和同僚们对泽依拉的断言大感吃惊，简直不敢相信埃叙会不知道以军具有压倒优势，进攻以色列注定将遭到惨痛的失败。以色列情报部门的评估一直是阿拉伯军队还没有准备好战争，所以战争的可能性很低。在过去的10天里，军事情报局长一直坚持这个判断。以色列侦察到埃军、叙军正在集结，但泽依拉总是能提出合理的说明。事实上，前一晚他刚通报了在埃及和叙利亚剩下的苏联专家家属撤离的事情，他说明道，这只是因为阿拉伯人和苏联人之间分歧增加。现在，军事情报局长面不改色地改口，突然预测战争将在几个小时里爆发。
其实，阿丹在9月24日特拉维夫的最高司令部会议上就应该注意到紧张局势。北方司令部司令伊扎克·霍菲少将对叙利亚军队紧靠边境的集结感到担忧。一般说来，每年在冬季将至的时候，叙利亚方面会降低兵力，避免部队暴露在寒冷的戈兰高地上。但今年叙军一反常态，反而在向戈兰高地集结，现在前沿部署异常强大。霍菲警告并强调说，西奈方向有苏伊士运河的天然屏障，戈兰高地不一样，叙利亚军队离以色列边境非常近，他们可以突然发难，迅速进军。
霍菲要求立刻增援戈兰高地方向。但总参谋长大卫·“达多”·埃拉扎尔中将同意泽依拉的报告，也就是说，叙利亚人只是在准备报复9月13日的空战损失。在这天的空战中，叙利亚损失了13架米格战斗机。因此，为了做姿态，也预防被动，他们特意加强了前线。国防部长摩西·达杨也参加了会议。他对霍菲的发言很关切，询问埃拉扎尔如何应对这样的不定局面。埃拉扎尔决定把第7坦克旅的一个常备军战斗营调往戈兰高地。
在南方，苏伊士运河的埃及一侧也发现大量动作。以色列情报部门报告说，埃军将在10月1日到6日之间举行大规模演习。他们将像叙利亚人一样，将大量集结人员和装备，并把重炮向前线移动，还有大量的架桥装备。虽然这用演习可以说得通，但还是很使以军关注。
在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时候，达多·埃拉扎尔已经离开出生地萨拉热窝，到巴勒斯坦了。埃拉扎尔是1940年时通过“青年阿利雅”运动来到巴勒斯坦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犹太人纷纷逃离欧洲，其中一部分向巴勒斯坦移民。青年阿利雅运动特别注重从纳粹占领区中营救犹太人青少年，一共有约2.2万人通过青年阿利雅运动来到了巴勒斯坦，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为以色列独立战争时的生力军，埃拉扎尔就是其中的一员。
埃拉扎尔尽管出生在萨拉热窝，但属于北非和西班牙血统较重的萨法迪犹太人，而不是中欧更接近欧洲白人的阿希肯纳齐犹太人。为了团结全世界的犹太人，突出犹太性，“抹杀”族群性，新生的以色列大力推动各族群犹太人之间的平等，尤其是通过在一条战壕里共同战斗增强共同的犹太性。埃拉扎尔一到巴勒斯坦，就参加了犹太人的精锐武装帕尔马克。在独立战争中，埃拉扎尔参加了耶路撒冷的战斗，在战斗中机智勇敢，最后在拉宾的哈莱尔旅里晋升到精锐的哈波齐姆营营长。西奈战争后，埃拉扎尔担任以色列装甲兵司令，1964年开始担任北方司令部司令，在1967年的六天战争期间，指挥部队夺占了戈兰高地。六天战争后，埃拉扎尔担任总参作战部长，1972年升任总参谋长。
在阿拉伯方面军事动作频频的时候，以色列也开始做出反应，向边界增调兵力，并命令部队提高戒备状态。10月5日，第7坦克旅被派往戈兰高地，加比的装甲旅则被调往西奈，征召预备役的前期准备也开始进行。以军倒是认真准备的，但基点还是局限于现役的常备军的调动，这甚至还不到执行“舒瓦赫·尤尼姆计划”的程度，是以色列对小打或者不打的战争准备，只有到准备全面战争时，才会全国总动员，出动预备役主力，这才是“舒瓦赫·尤尼姆计划”。
回到10月6日的最高司令部会议，泽依拉结束了他的发言，埃拉扎尔简短地说到：他和达杨在现在应该立刻采取的行动问题上有分歧，两人将求见总理果尔达·梅厄夫人，埃拉扎尔希望获得总动员的许可和发动先发制人空袭的授权，达杨则反对空袭，希望把行动局限在有限动员上，“不打第一枪”。埃拉扎尔命令高级军官们在各自的指挥所待命，准备动员预备役。最后，埃拉扎尔总结道：“我预计在未来三天里要打一场阻击战，我们要动员和增援前线，然后发动反击。”
然而，埃拉扎尔依然没有获准动员预备役，这使包括阿丹在内的以军高级军官层很怀疑到底是不是真的到了战争边缘，因为过去也接到过这样的命令。然而，空气确实紧张起来了，有太多的准备工作要同时展开。会议只延续了10分钟，然后大家分散行动了。阿丹通知参谋班子和部下等候，马上奔赴在南方的指挥部。
赎罪日的凌晨，以色列的公路、街道空空荡荡的。在一路奔驰中，阿丹陷入了沉思。如果战争真的在今天打响，以军的处境会很艰难。动员预备役、配发装备、运动到前线需要时间，预备役主力赶到之前，前方弱小的部队如何顶过这段艰难的时光？阿丹一面要考虑把预先配属的预备役旅编组成师的事情，还要把装甲兵司令部的工作移交。于是决定，把手下的人马一分为二，一半负责装甲兵司令部的事宜，另一半负责阿丹师的事宜。但阿丹最想不通的是：以色列是怎么会陷入这样的被动的。短短两个星期前，阿丹还在准备退役的事，因为他预订11月退下装甲兵司令的职务，然后从服务30年的以军退役。阿丹当然舍不得退役，但他当装甲兵司令已经5年，就以军标准已经很长了，应该让位了。
0900小时，阿丹走进了师指挥部（简称师指）。扫了一眼房间里，眼光落在墙上的大照片上：烧焦的“斯大林”式和T-55坦克，炮塔从车体炸飞，落在地上……这是以军六天战争中胜利的无声见证。阿丹回想起那一次惊人胜利后的感觉，谁能相信短短六年后以军会再一次处在战争之中。周围，军官们在有条不紊地报告动员的进展，然后阿丹作了敌情通报，强调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动员预备役和迅速配发装备，使部队可以尽快赶到前线，部队将在行进中编队。接下来，阿丹和旅长们会面：纳坦·“纳特基”·尼尔上校，阿利耶·基伦上校，拉米上校，还有费达里上校。这些军官跟阿丹干了很长时间了，配合默契。在向他们通报敌情的时候，阿丹再次强调了在行进中编队和加速赶到前线的重要性。会议简短扼要，谁都没有浪费时间追究为什么遭到突然袭击的问题，现在不是谈这个的时候。大家的提问和意见都直截了当，大家都明白局势的严重性，都急于开始行动。
然后，阿丹马上到最近的纳特基旅的营地视察，实地观察装备配发的情况。现在是中午时分，第一批预备役士兵开始到达。他们和常备军的人员一起，开始在自己坦克旁的大批物资中疯狂地工作。但坦克还没有准备好，其他营地也是一样的情况。还有一点时间，阿丹赶往最高司令部了解战局全局。到特拉维夫的路上，赎罪日常见的宁静被打破了。一些车辆已经在公路上疾驰。进入市区的时候，阿丹看到人们还夹着祈祷的经书，但大步疾走，一脸凝重。总动员开始了。
阿丹在10月6日1420小时进入最高司令部的时候，一点不知道以军已经进入战争状态20分钟了。听到终于开战的消息，阿丹还是大吃一惊，而且感觉很奇怪：战争已经在自己防区边界上打响，而他却在特拉维夫。走廊和密室里挤满了三五成群的军官。他们看上去几乎难为情，因为他们还没有领受到实际任务，正在无所事事。他们现在只有倾听无线电频道，并把消息传给左近的战友。
有人告诉阿丹，南方司令部司令戈南少将要阿丹马上向他报告。阿丹马上给他打电话。戈南要阿丹加快动作，把他的师推进到西奈北方，准备按计划攻击埃军，伺机夺取富瓦港。
什缪尔·“什穆利克”·戈南昵称戈罗迪什。他出生于立陶宛，三岁时随家移民到巴勒斯坦，14岁参加哈格纳，在独立战争期间在耶路撒冷作战，5次负伤。在西奈战争中，他指挥一个坦克连，获得勇敢奖章。在六天战争中，他指挥的第7装甲旅从加沙的拉法一路打到苏伊士运河边，是塔尔师的尖刀。战后，他对官兵们的著名演说中有这样一句：“我们直视死亡，死亡低下了眼睛”。在1973年7月，也就是十月战争爆发前三个月，戈南刚刚接替即将退役的沙龙，担任负责西奈防务的南方司令部司令。
但现在，戈南的命令很奇怪，尤其是准备进攻的部分。阿丹知道，戈南也知道，阿丹师到达进攻位置还要很多小时。既定计划中有进攻的部分，但现在谈这个还为时过早。那个计划是按照完全不同的情况制定的，不是现在这样手忙脚乱应对突然袭击的情况。现在的头号任务是首先阻截住埃军进攻，然后才能谈得上反攻。阿丹告诉戈南，全师正在加速向南开进，已经命令部队不要等齐装满员，不要等编好队形，马上出发，在行进中编队。
然后阿丹和埃拉扎尔会面。埃拉扎尔看上去沉着，运筹帷幄，尽管他正在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阿丹得到埃拉扎尔的批准，调整了一些岗位。比如说，卡尔曼·马根准将本来要在10月3日接手西奈师的师长职务，接替亚伯拉罕·“阿尔伯特”·曼德勒少将。但是曼德勒考虑到前线危急，拒绝在这个时候离开部队，所以马根现在没有职务。埃拉扎尔和阿丹一致同意，马根应该担任曼德勒的副手。埃拉扎尔也批准了摩德凯·齐波里准将代理装甲兵司令部，他的任务是处理所有前线有关装甲兵的事宜。阿丹在装甲兵司令部的副手多夫·“多维克”·塔马里准将作为阿丹的副师长。
战争已经打响，阿丹急于回到在南方的部队。在路上，阿丹接到命令，先到比尔希巴的南方司令部报到。路过师部时，阿丹匆匆停了一下，确认已经签发了部队向阿里什和巴鲁扎运动的命令，前进指挥部（简称前指）将组织在靠近前线的巴鲁扎附近的集结。为了节约时间，而且强调火速向南开进的紧迫性，阿丹命令在2300小时在拉法开第二个旅长会议。
阿丹到南方司令部的时候，已经是1730小时。阿丹马上见到戈南。很显然，埃军已经沿苏伊士运河全线渡过重兵集团，最困难的地段在北线。曼德勒的装甲预备队还在向运河开进。阿丹马上意识到：出问题了。“舒瓦赫·尤尼姆计划”要求西奈师在战争爆发时已经沿运河展开，现在西奈师还在赶赴运河方向，计划已经泡汤了。尽管如此，戈南再次命令阿丹准备向赛德港攻击。他补充说，要是出现变化的话，阿丹应该在伊斯玛利亚以南渡过运河反攻。这些命令是和战前计划一致的，但现在发布这些命令脱离实际。埃军已经在攻击以军前线仅有的弱小守备部队，以军主力还远离前线，根本谈不上进攻。阿丹只能把戈南的指令当作指挥意图，要点在于要迅速从防守转入反攻。阿丹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把师主力开进到前线，越快越好。
但师主力要多长时间才能开进到前线取决于坦克运输车。坦克可以用自己的履带摩托化开进，但长途摩托化开进的机械损耗非常大，真的到投入战斗时可能很大一部分坦克都因为各种故障不能动弹了。只要有可能，坦克部队长途开进还是把坦克装上大平板拖车，由重型卡车拖带。当然，这样的开进高度依赖良好和畅通的公路。所有部队都火速向前线开进时，非常容易发生恶性交通堵塞，机械化、摩托化程度越高，问题越大。以军后来正是碰到这样的问题。阿丹师大部分驻扎在内格夫沙漠以北的海岸平原地带，只有少量在内格夫沙漠里。另一方面，沙龙的部队实际上就在内格夫，离前线更近。由于只有有限的坦克运输车，阿丹要求戈南把坦克运输车优先调拨给他，内格夫沙漠里的部队（沙龙的和阿丹的）都自行摩托化开进。戈南同意了。
曼德勒师在运河前沿独力死命顶住优势埃军的突然袭击，接下来的事就是阿丹师和沙龙师要不计一切代价火速赶到前线。
阿里尔·“阿里克”·沙龙在以军上下无人不知，即使在全以色列也是大名鼎鼎。沙龙出身于英国托管时期的巴勒斯坦，在14岁时参加加德纳（哈格纳的儿童团），后加入哈格纳。在独立战争中，沙龙在打通从特拉维夫通往耶路撒冷的拉特伦战斗中负重伤。以色列建国后，沙龙到希伯来大学学习中东史，但在学业半途中被召回，担任新组建的第101部队指挥官。这是以色列第一支特种部队，专用于对袭扰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游击队作报复性越境袭击。但沙龙手下滥杀无辜的行径终于激起强烈反弹，尤其是1953年秋天的魁比亚村惨案，包括儿童在内的69名巴勒斯坦村民丧生。沙龙后来被委任为伞兵司令，101部队也并入了伞兵。在沙龙手里，伞兵成为一支优秀的战斗队。在当时总参谋长摩西·达杨的支持下，他把部队从营级扩大到旅级，并继续对埃及、约旦、叙利亚部队和军事设施展开袭击。他的目标是使敌人明白，如果他们继续支持对以色列的越境袭击，他们将受到加倍惩罚，沙龙希望他的行动会迫使敌人停止而不是支持越境袭击以色列。
报复攻击逐渐增多，规模也逐渐加大。在军事上，沙龙的袭击经常达到目标，但制止对以色列的渗透和袭扰的战略目标始终没有达到。西奈战争最终制止了阿拉伯人的越境袭扰，带来了一段时间的平静，沙龙也逐渐晋升。到1970年消耗战时期，他担任南方司令部司令，这段时期他在制止来自加沙方面的袭扰方面获得了完全的成功。但沙龙当总参谋长的梦想最终落空，于是他在从南方司令部司令职位上退下时，从军中退役，转而从政。他和时任总参谋长的埃拉扎尔不对付，埃拉扎尔极力反对沙龙担任预备役师长，还是国防部长达杨死保才当上。他开始竞选以色列议会议员。这一切都发生在十月战争前三个月。
一直有犹太人总是精诚合作的说法，但这是一个神话。圣经旧约里不乏犹太人争吵不休的故事，耶稣基督就是犹太人出卖给罗马总督的。在历史上和现实里，犹太人之间也是一样，不乏争执和分歧。以军第一代高级将领都是从血与火里打出来的，都是骄兵悍将。沙龙作战勇敢，胆子大，点子多，善用奇兵。但沙龙有军人政客气息，喜欢自行其是，凌驾于指挥链之上，还喜欢利用与媒体的私人关系把个人见解捅到媒体，以民围政，以政压军。
沙龙担任南方司令部司令期间，阿丹担任装甲兵司令。阿丹专注于运河渡河作战问题，尤其是具体的装备、战术和训练问题。沙龙则全身心投入为未来地面行动的计划和作战准备。作为装甲兵司令，阿丹考虑得更多的是训练、装备、条令问题，主张常备军装甲主力留在后方，专注于训练和装备；沙龙作为南方司令部司令，更多考虑的是作战问题，主张常备军装甲主力靠前部署。沙龙为人傲慢，阿丹也不是善茬，不过两人通常能够合作。另一方面，戈南曾经是阿丹的部下，阿丹当第7旅旅长时，戈南是第7旅的营长；阿丹当塔尔师副师长时，戈南当第7旅旅长。后来，沙龙当南方司令部司令时，戈南当预备役师长。沙龙退役时，和戈南换了一个个儿。戈南虽然是南方司令部司令，但上任才三个月，手下两个主力师长都是自己的前任上司，而且本来就是西奈战场和作战计划的策划人，自然更加熟悉。三人都是心高气傲，但关系复杂，给后来战争中的指挥关系带来微妙影响。
战争爆发的前一天10月5日下午，沙龙在利库德党总部忙着收尾竞选的事，准备回家过赎罪日，南方司令部的电话来了，要沙龙马上向自己的师部报到，并准备查收最新军事情报。沙龙赶紧回家，要师情报处长带上最新情报马上过来。沙龙马上意识到：这一次真要打仗了。沙龙马上给南方司令部打电话，得知情况没有变化后，沙龙与妻子带上孩子，前往内格夫沙漠里自己的农场度赎罪日了。
10月6日，一清早，一家人在野外观赏羊群、马群和山丘。上午1000小时，沙龙注意到不同寻常，公路上车辆来来往往。这时，隔壁邻居告诉沙龙，村里的青年已经接到通知，前往部队报到了。沙龙刚走进家门，电话就来了，要他立刻向南方司令部报到。沙龙马上和利库德党里负责竞选的人打招呼，然后妻子就开车把沙龙送到师部。师部已经开始运转，于是沙龙到南方司令部了解最新情况，H小时的时候，沙龙正好走进南方司令部。迅速了解情况之后，沙龙返回师部，催促部下加紧准备出动，沙龙师也开始行动了，包括图维亚·拉维夫上校和海姆·埃莱茨上校的两个坦克旅，到达前线后还编入原属西奈师的阿姆农·雷谢夫上校的坦克旅。不过沙龙还是先回家一趟，整理了随身物品，与家人道别，然后找到一辆车，开到前线，与自己的师回合。与此同时，沙龙催促戈南把南方司令部搬到运河前线，戈南置之不理。这为沙龙日后强烈指责南方司令部脱离前线实际埋下种子，南方司令部只会瞎指挥日后成为沙龙抗命的主要理由。
10月6日2000小时的时候，阿丹再次视察纳特基旅。到处一片忙碌，但还有很多问题。坦克车组人员在陆续到达，但很多车组还缺人，使得准备工作不畅。尽管这样，很多坦克已经接近就绪，武器弹药已经从库房里取出，堆放在坦克旁边，还有潜望镜、光学瞄准具、测距仪、无线电、食品、水。阿丹命令纳特基加快准备，坦克运输车一到就装车。第一批坦克运输车在2200小时到达，坦克马上装运出发。半小时后，第一队车队出发，开往南方。阿丹师在动员令之后12小时就出动，这很不错了。
阿丹在当晚2300小时到达拉法，路上看到交通检查站已经开始工作。拉法是以色列和西奈之间的交通要道，距离运河200公里，距离纳特基和费达里旅驻地100公里。
拉米的坦克营离拉法最近，阿丹催促他们赶在纳特基旅前面用摩托化开进自行赶到拉法，否则交通将要堵塞。每个人都明白局势的严重性，都在尽力，但阿丹还是不得不催促所有指挥官再次加快速度。所有在内格夫的坦克要赶在大型车队到达之前就开始向前线运动，只有这时阿丹才能松一口气。
在旅长会议上，阿利耶报告准备工作遇到很大的问题。他的一个营是现役的常备军，但在战争爆发前被调往戈兰高地了。所以他现在缺编一个坦克营的人员和装备，全旅就缺编三分之一的实力。他的旅里还有一些坦克车组正在所谓“轮战部署”中。这是指预备役人员被短期征召，加强到现役的常备军部队里，现在散布在从最南方的沙姆沙伊赫到北方赫蒙山的各个边境上。这样一来，阿利耶的旅现在只得从装甲兵司令部临时分配给他的其他部队中组编。阿利耶将带着一半部队在午夜先行赶到前线，副旅长在后方继续编组另一半部队。
狭窄的公路在沙丘之间穿过，坦克运输车占用了整个宽度。很快就出现抛锚的坦克运输车，堵住了路。为了重新打通公路，这些车被推下了公路，艰难地推到了沙丘上。有的坦克运输车被推到沙丘上的时候，坦克履带受到损坏。公路上还有车辆朝相反方向开动，这么窄一条路上双向交通要出大问题。总的来说，交通到处严重受阻，但车流还是在流动。尽管如此，部队已经开进到离前线不远的地方了。纳特基的坦克由坦克运输车运输，正在通过拉法十字路口；阿利耶的坦克在从内格夫摩托化开进；拉米的营一马当先，也在摩托化开进。他的一个连留在阿里什警戒，防备埃军从海上偷袭。
10月7日0530小时，已经是拂晓时分，阿丹乘坐吉普到达了罗马尼附近，离运河只有35公里了。在那里阿丹见到了副师长多维克和师里的先导队，他们在做接应师主力的最后准备工作。从他们那里，阿丹得知师里已经有了在战争中的第一个伤亡：赶来报到的公路上太拥挤，负责文化事务的奥戴德·赫蒙尼少校在交通事故中丧生。还没有到达前线，已经有了第一个伤亡。奥戴德是师里直接向阿丹报告的最年轻的军官，天生乐观，一脸调皮相，一年前刚结婚，孩子还有几天就要出生了。年轻的妻子米拉还从没有和奥戴德在家里一同度过多少时候。
师主力还要几个小时才能到达。尽管行动匆忙，组织混乱，还有狭窄、拥挤的公路，部队还是在动员令下达24小时之内赶到了。战争爆发后17小时之内，增援部队的前锋已经接近前线，其他部队马上就会跟上，早上就可以准备进入战斗。部队赶到得很匆忙，现在还是零散到达，不成建制，但埃军已经在齐装满员地战斗，还有最初突然袭击的优势。
阿丹倾听着无线电频道，发现很难弄清前线情况，但以军处境糟糕这是没有疑问的。到处是要求增援的呼叫，还有要求撤运伤员的请求。还好主力正在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