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一个梦引起的回忆

作者：神秘老太

昨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非常清晰，从头到尾没有一点模糊不清的环节。我梦到我起大早来到学校，在教研室等待上课。上课铃声响了，我拿着教案和书走出教研室，准备去上课。可是迎面来了一位老师告诉我到校长室，校长找我有事。我实在找不到我是到哪个班上课？不得不去校长室。

那位校长我从来没见过。他声严厉色地说：“你被学校开除了！”我非常惊讶：“为什么？”那位冷面人说：“因为你有病。”我当时就急哭了：“可是我现在还能上课呀！”“你什么也别说了，你有病有目共睹，你不再适合当教员了。”

我哭着从校长室出来，想找老同事给我做证，证明我还能上课，可是没见到一位认识的老师，遇到的全是陌生的面孔。

我无助地哭着，到底哭醒了。

我退休26年了，可是类似的梦有无数次，有时梦到上课找不到班级，有时梦到上课忘带书了，有时梦到我走错教室，被别的老师撵出来了……总之都是着急、生气，憋屈的梦。

我之所以这样留恋过去的教师生活，是因为我没当够老师，不愿意离开三尺讲台。

我出生在教育世家，我家五代人有三十多位教师。我奶奶、两位姑奶，我爸爸、两个姑姑，两个婶婶都是教师，我们这辈就更多了，第四代第五代我都数不清了。弟弟妹妹，侄子侄女有很多教师，就是他们的配偶也是教师。有大学教授，有研究生导师，有中小学教师，也有幼儿教师。

第一个教师节农安县县政府授予我家《教育世家》牌匾。我写一首散文诗在电台发表。

内容如下：

我们是一群默默无闻的教育工作者，为了民族的发展壮大，为了国家的兴旺发达，我们承担着培育国家栋梁之才的艰巨而伟大的使命。我们为它付出了毕生的精力，我们为它倾注了全部心血。

有人说我们太傻，可是没有我们这群‘傻子’，怎能换来智者千千万万？

有人说我们太穷，可是我们头脑仓库储存的知识却取之不尽，用之不完；

有人说我们社会地位太低，可是世界上哪位伟人、专家、学者不在自己老师面前露出毕恭毕敬的笑脸？

有人说我们太苦太累，没有我们的苦那能换来大家的甜？没有我们的劳累，哪有百姓的休闲？我们愿自讨苦吃，乐在苦中，欢乐无边；

有人说我们寿命太短，可是我们心血化成的知识乳浆却在后代人的身上流淌顺延。

我们是一群默默无闻的教育工作者，我们肩负着塑造人类灵魂的重担。不怕有人说我们傻，不怕有人嫌我们穷，不怕被人瞧不起，不怕苦累寿命短。执着地向着一个辉煌的大目标，努力拼搏、奋勇向前！”

我老姑奶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这不是国家和社会给她的封号，是我们李氏家族的全体教师公认的。她告诉我们：“不要把当教师看做是谋生的职业，而要把它看做是为国家培养人才，为民族发展强盛的伟大事业。”她的一生都是这样做的，她是我们家全体教师的榜样。

家庭教育使我从当教师那天起，就牢牢地记住姑奶这段话，在严格要求自己，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做一个出色的人民教师。

我的确身体不好，可是我时时刻刻牢记教师的使命，时时处处做学生的榜样，一丝不苟地做好本职工作——传道受业解惑，培养学生的能力，塑造他们的灵魂。

1959年我得了淋巴腺结核，万不得已我住院手术。手术之后，我的右胳膊抬不起来了。出院后，我偷偷地练习用左手写板书。也真巧，术后上班第一课是讲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我的一天》，当我用左手写下这几个大字的时候，有几个女生竟然哭了，她们以为我残废了。

1965年我教毕业班，照完毕业像，学生要求看电影《独立大队》，我和他们跑到电影院，结果流产了，出现大流血，第二天我照常上班做毕业生工作。

有一年我得急性喉炎，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医生告诉我禁声一周，可是我一天都没休息，坚持无声上课。每堂课我只能把要讲的内容全部写到黑板上。还巧妙地用板书和学生互动。学生在作文中写道：“教室里鸦雀无声，就是掉地上一根针都能听到。”

1965下学期，我因为不能进食而剖腹探查，做一次特大手术，原来因为结核性腹膜炎，腹腔里有很多结核瘤，横结肠麻癖，盲肠过腹中线。术后由于多处黏连而经常得肠梗阻。那次运动复课之后，我从1973年起就教毕业班。我是降结肠6到8厘米狭窄，再加上多处黏连，所以每天下午四点以后肠梗阻，腹胀如鼓，疼痛难忍。我便到学校附近的医大二院去打止疼这针，回来给学生上辅导课。8点45下课后，我再到医院去灌肠。有时严重不通，就被医生扣下住院，住个一两天弄通了，我就出院上班。

有一次非常严重，二院手术室出现绿脓杆菌，医院用车把我拉到三院。我爱人和孩子整整找了我一宿。

因为我带病坚持工作，病情更加严重，又被医院扣下了，多科医生会诊结论是：“要想你不得肠梗阻，除非把你肠子都切除，从十二指肠接到乙状结肠，你干吗？”我明白这是告诉我，我的病已经无可救药了。出院时医生的医嘱是：“少吃多餐，卧床休息，维持生命，争取活到45岁。”

出院后我没在家休息几天就又上班了。还是和从前一样，梗阻了，先到医院打止疼针，上完课再去医院灌肠。

后来我得了血液病，白细胞和血小板降到最低值，咳血，尿血、便血、鼻子流血。膝盖周围一片片青紫——皮下出血。可是我几乎没有在家休息，除了上医院，我没请过假。医生知道后警告我说：“你知道不？出血的病会死人的！你必须休息!不能再上班了！”我当时想：“既然生命快到尽头了，为什么不想办法延长自己的相对寿命呢？”于是我便傻乎乎地延长自己工作时间。那时我是教六个班的作文课。下班后，我给学生批大作文、小作文，看学生日记写留言，经常工作到十二点以后。早晨照样五点五十从家出发，六点赶到公交车站，下车后走20分钟，才能到学校。晚上九点前没回过家。

1988年我又做一次腹部大手术，摘出10cmx10cm的大肿瘤和有关零件，并且剥离了很多处黏连带，我从此摘掉了肠梗阻的帽子。可是半年以后我又得了高血压、心脏病、脑梗塞

疾病和贫穷像两条毒蛇紧紧地缠着我，使我透不过气来。可是因为我是教师，我的工作不允许我躺在床上等死。几十年我都在拼搏，因为我热爱教育事业，我珍惜我的教师使命，我更爱我的学生，我和学生的感情非常好。

有一次我的腰间盘突出症突然加重，一夜之间我变成一根棍儿，不能转身，不能弯腰，稍稍有微小的体位变化都疼得我大汗淋漓。我教高三毕业班的作文课，面临高考，我一节课都不能耽误，所以我还是直溜溜地走进课堂，学生起立之后，谁也没有坐下，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老师回去休息吧！”

我开玩笑说：“我的腰出了问题，可是我的嘴没有出事，还可以照常讲课。”

有几个学生说：“老师，您要不回去，我们就不坐下，全体站着听课。”师生互相劝慰，谁也说服不了谁。

僵持了一会儿，班长和团支书从后面，一个人拿椅子，一个人拿小垫，送到前面扶我坐下。学生才都坐下，我开始讲课了。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这件事仍然记忆犹新。

三十四年的教学生涯，我教过的学生大概有2000多人，第一批学生是我1959 年教的初一学生，他们现在都是七十四岁以上的爷爷奶奶了。一届届我教过的学生，我和他们都有说不完的值得回忆的往事。可是因为我搬家和调转工作，绝大多数失掉联系了，可是我仍然非常想他们。

我的三个孩子没有一个上大学的。我和我的爱人都是教师，我是教语文的，他虽然当了二十多年校长，可是他原来是教高中数学的。我俩都没有时间辅导自己的孩子，因为我们上班都非常远，起大早，贪大黑，都是大儿子照顾弟弟妹妹。他们埋怨我俩不管他们，可几百名学生（我连续多年教六个班作文课）和三个孩子相比我的确无暇照顾自己的孩子。

因为我把每个学生都当做自己的孩子，爱他们，所以我和他们的感情非常深。现在只能和退休前教的最后一届毕业生毕业生（32年前）保持联系。我八十大寿时，他们来很多人给我祝寿，并且表演节目。这批是我的关门弟子，和我非常好，好多学生背后管我叫“咱妈”。过年、过节、我过生日、我有病，他们都来看我。他们毕业前二三十人到我家包饺子、吃饺子（因为那时我家已经搬到教工宿舍，学生去我家非常方便。）三十年后他们又来我家包饺子、吃饺子。二十多人一起吃饺子，可热闹了。

巧的是，有一次电视台来采访我，正好赶上学生来我家，他们七嘴八舌给我评功摆好。

我爱学生，学生把我当做亲人，甚至把我当做他们的妈妈，这就是我没当够教师的原由。

退休后，我在区委宣传部杜部长和康部长两位部长直接领导和指导下，执笔完成一部报告文学《平凡而伟大的战士刘英俊》两次印刷一万册。这本书成为部队战士和中小学生的必读之书。我在区委宣传部安排下，到中小学和一些单位，介绍刘英俊的事迹。我觉得我退休没有退岗，还在继续做我的教师工作。

2008年末，在医生宣布我生命进入倒计时的情况下，我开始疯狂地写作，我觉得我的教师工作没有完成，我决定在一年里，写五部长篇小说100万字，然后我笑着闭上眼睛，离开我热爱的人间。可是我却因为写作保住了自己的生命，一发不可收。十年来公开发表的作品430多万字，九部长篇小说，十一部中篇小说，十二篇短篇小说。两部电影剧本，四部电视剧本，六篇微电影剧本。

我的作品都是正能量，没有乌七八糟胡编乱造的，没有无病呻吟的，没有闭着眼睛说瞎话的。我认为我搞创作是我教师工作的延续，我还是把自己当做一个教师，坚守着做教师的固有使命，只是换一种方式教书育人罢了。 也许有人认为我好为人师，不自量力，过高估计自己的能量。可是我却认为假如你写那些，都是低俗的胡诌八扯的东西，让人看了作呕，只能是污染环境的垃圾，使人嗤之以鼻。真正的作家必须具有教师的基本素质，写出对人有益的、高于生活的、令人喜欢的、含有丰富营养的东西。这难道不是教师应该达到的目的吗？

我认为作家也是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就表明他们的使命是塑造人的灵魂。作家通过他们的作品，使读者潜移默化地接受作家观点。他要把最好的东西奉献给人们，让人们在美与丑、善与恶、真与假的争斗中，提高自己的识别能力，重塑自己的灵魂。

作家还必须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斗士，他们必须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高瞻远瞩，带领人们冲锋陷阵，向更美好的目标奋进。

作家不是逗人开心的小丑，不是媚俗的艺人，不是低眉折腰、乞求人们鼓掌的演说家。他们是人民的代言人，是人民的公仆，肩负着历史赋予他们的重任。

所以作家和教师的使命是一致的，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所教对象不同罢了。我认为写小说实际就是我教师工作的延续。

我从教师队伍里，进入文海， 虽然水性不佳，但是我努力提高自己写作能力，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写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好的作品。

没当够教师的我，竟然又当了一次教师。世界文协主办的吉春文学院作家班请我讲了四次课。吉春院长在每次通告我讲课时时，竟然写道：“本周六晚七点——八点由著名女作家神秘老太李新民教授讲《xxxxxxxx》。”我又过了几回当教师的瘾。

然而吉春主席（世界文协主席，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给我戴的头衔，使我很不坦然，因为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默默无闻的中学退休教师，因为没有大学文凭，连高级教师都没评上，怎么能管我叫教授呢？这要让我的老同事知道了，还不得认为我沽名钓誉呀！。

我能给作家班讲课，这是对我的信任，这会督促我加快脚步，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

我今年八十二岁了，这台破得稀里哗啦的老爷车，既然上了高速公路，就不能减速、不能停留，更不能回头，必须跑到生命的终点——生命不息笔耕不辍。因为我是一名教师。

有人说我很有才，其实我知道朽木不能成材，只能当柴烧，即使把自己点燃也能把微光余热留给人间。

2009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