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小的时候，最喜欢听父亲和他的朋友们“谈经”。谈经，是我们这里的土话，类似于摆龙门阵。父亲是一个非常喜欢讲古典故事的人，经常出去找有同样爱好的朋友谈经讲古。家中也时常聚集一些朋友，各自把自己的故事说给大家听，很有点像今天的读书沙龙。

每当家里来了客人，我便老老实实的蹲守在家，很安静的挤在大人们中间，看他们喝酒。因为，酒到酣处，便有一道大菜上桌。这道大菜就是大人们开始谈古论今，展开“讲古”擂台赛。

有时，父亲外出，我便悄悄的尾随而去。父亲是高度近视，我从来都没有暴露过。讲到夜深的时候，主人家安排宵夜，父亲才发现桌上多了一个小客人。父亲不但没有责怪我，反倒笑眯眯的问：“你这个小东西，什么时候摸进来的？”旁边的叔叔一拍我后脑勺，逗我道：原来是个小特务，打进我们内部来了。从此之后，父亲出去谈经讲古都要带我去，那时，我大约五六岁。

父亲的朋友非常多，来自各行各业，但都是非常普通的“白身”。有打鱼的渔船老板、有搬运队搬运工、有菜市场卖肉的屠户，修鞋的、种菜的、闲在家里没事的……多得数不过来。尽管父亲交往广泛，但有两种人不交，一种是品行不端的人，再一种就是不愿意“谈经”的人。

我家来自离县城不远的农村，走路只需要半个小时，父亲经常回去探望亲戚和小时的伙伴，但有一年忽然不像以往那样去得频繁了。伯父问起其中原因，父亲说：傻哥不在了，我回去也没多大意思。

傻哥其实并不傻，跟我平辈，但要大我几十岁。因为家里很穷，身体又不好，每回乡亲们瞒着实情给他说亲，他可倒好，一跟女方见面，便一五一十的把自己的窘境说了个底朝天。因为这样，傻哥始终没有成家，反倒得了个“傻”的雅号。父亲经常接济他，如果村里有人欺负他，父亲就会替他出面。因为，父亲的辈分很高，又在城里工作，很有些威望。

“傻哥”是父亲“讲古”最忠实的听众，每回听到有味处，就会插上一两句不太沾边的话。加上有点口吃，经常引来哄笑，这也是一种别样的乐趣。每回得到父亲回乡消息，都会提前烧好开水，到大队的代销店打酒，把父亲从街上带回来的肉和豆腐炒了，再弄些个自留地里的茄子、丝瓜、豆角，一小桌农家菜就这样摆上了。

傻哥很大方，每回招待我父亲，都会请几个乡里的长辈，小喝几口后，就站在门前的大石上，像高音喇叭那样招呼村子里的老少爷们。然后，烧起艾蒿驱赶蚊子，把大家围在葡萄架下，津津有味的听父亲谈三国，讲水浒。

冬天的时候，大伙还把夏天晒得焦干的杂树蔸（我们那儿叫“蔸脑壳”，现在是做盆景的好东西）架在火塘里，烧起旺火，围在火塘边讲古听古。年纪大一点的老人，把长杆烟斗塞到火塘里，巴滋巴滋的吸烟。火塘上熏着的腊肉，泚溜溜的往下滴油，烟味、腊肉味交织在一起，讲到深处，大伙都入了神，谁也闻不到那股浓浓的乡味。

后来，“傻哥”病重去世了。当时，父亲在外地，没能赶上他的葬礼。回来后得知这个消息，有好几天没有出门，也没有同街上的朋友一起讲古。过了很久，父亲忽然问我，“知音”是什么意思。我感到很奇怪，文化程度不高的父亲，是从哪里知道这么个文雅的词汇的。

有一次，父亲在讲古时，很动情的讲了一段《警世通言》中的故事“俞伯牙摔琴谢知音”。讲到最后，父亲的眼中竟然闪烁着不易察觉的泪光。此时，我才明白，父亲对伯父说的那句话，才明白“傻哥”就是他的知音，也才真正明白知音并仅是一个高雅的词汇，而是一种人生的默契与相互理解，是在困境中的相互慰藉。

我的爷爷奶奶死得很早，伯父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当兵去了，父亲那时才十一二岁，便成了流浪儿。因而，父亲的文化程度不高，据他自己说，只是在湘西剿匪的时候，被区长特意送到文化班学习了三个多月，大概还不到初小文化水平吧。

但是，父亲却有两部半藏书，一部是《忠义水浒传》，一部是《西游记》，还有半部《三国演义》。这两部半书都是五十年代出版的繁体字竖排版，是父亲用一个月津贴买来的。据他说，《三国演义》下册被朋友借走再也没有还回来。

后开，我读《三国演义》恰好到张松献从曹操那里入川，一路受到刘备派出来的将军接待，尚未见到刘备就没了。心中一直挂念后来的故事，尤其是从父亲的故事中早就知道，关云长被害死了。我非常想亲眼从书中看到关云长到底是怎么死的，这个悬念一直挂着心中，直到后来四大名著纷纷解禁才把《三国演义》看完整了。从这件事情后，我便很珍惜藏书，在书房贴了个条子：借钱可以，借书免开尊口。

现在，我们读书很方便也很自由，而父亲那时却没有我们幸运，古典著作基本上见不到。即便有卖，家中也没有余钱买。父亲除了两部半书书之外，几十年竟然没有增加一本新书。一次，偶然见到家中有一部辰河高腔（湘西一带号称“活化石”的地方剧种）剧本《五台会兄》，原来是父亲抄写的，厚厚一大本。在一次讲古中，父亲便讲了杨六郎在五台山见到杨五郎的故事。他把剧本转化为故事，偶尔还以戏剧语言描绘书中的人物，讲得极为精彩。父亲的文化程度低，但记忆力相当好，讲古的水平确实很高，是我们小县城从街头到街尾毫无争议的头号说书人。

有一次，从凤凰来了一个老人，带了些土特产，专程找我父亲，请教《江湖奇侠传》。父亲得知其来意后，也提了个要求，请那位老者讲一段《薛刚反唐》。晚上，母亲把那些土特产做了一桌菜，请了几个特别好的讲古朋友，专讲这两段。那一夜，我逃了晚自习，享受了一顿民间文化大餐。

父亲就是这样搜集故事的，在没有书读的年代，大家都是口口相传，保持着这样一种正能量的传承。也正是这样，那个年代，我们的幸福指数并不很低。

我参加工作后，有一回出差，见到一部《江湖奇侠传》，尽管标价有点高，但我毫不犹豫的买了下来。回家后送给父亲，父亲高兴得反复摸着它，笑得合不拢嘴。父亲一边笑，一边埋怨我：这么贵的书也舍得买。

我当时听了这话，心里无比的酸楚。父亲一个人工作，家里五口人经常要靠借债赊账度日。但是，父亲在给我买书这件事情上从来就没有二话，经常带我去书店买小人书。我的小人书有很多，我兄弟在放假的时候把这些书搬到十字街口摆地摊，一分钱看一本，一天下来竟然能赚到三五块钱。一套《江湖奇侠传》竟然让父亲心疼的笑起来，我深深的体会到父辈们的不容易，读书的不容易。

父亲受单位照顾，看管一栋因工程完工而不再使用的二层木楼。这栋木楼有一半没有装壁板，是敞着的。这栋沅江岸边的小楼便成了我们小伙伴最好的玩处。有时候，父亲还会在晚间乘着凉爽的河风，给我们讲《水浒传》、《三国演义》。这样的谈经讲古，往往时间不会很长，正讲到关键处，父亲便停住了，驱赶着小朋友们回家睡觉。我却不肯罢休，纠缠着父亲再讲一段。父亲说：“我讲的都是书里头有的，你自己不会看呀？”当时，我已经读到小学四年级了，比父亲的文化水平要高得多。于是，便找来那部早就泛黄的《忠义水浒传》，艰难的读起来。

从此，给小朋友们讲《水浒传》便成了我的事情。有时，父亲也会坐在后面听一会儿，但他从来不插话，我讲什么就是什么。慢慢的，我把这部繁体竖排版的《水浒传》读完了。这部书是贯华堂版七十一回本的，没有后面《征四寇》的故事。没过多久，四大名著解禁，我才知道梁山泊好汉们受了招安，然后被奸臣害死的事情。

《水浒传》是我读的第一部古典小说，也是第一部长篇小说。后来，我爱好文学，爱好写作，都与《水浒传》有非常大的关系，几十年来都没有与这部著作分开过。

后来，我离开家乡到州府工作，这时候，父亲的健康每况愈下，时常躺在医院里打吊针。虽然住在医院里，身边却总有一本话本小说。出了院，便又在单位院子的大树下，与他的老朋友们讲古谈经了，把新看到的故事与大家分享。有时，我回家看望父母，遇到父亲讲古，也会像小时候那样，静静的坐在一边重温美好的童年时代。

当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也像父亲那样，每天给牙牙学语的小不点讲故事，从大灰狼，到熊外婆；从小白兔到白雪公主，从孙悟空到木兰从军……，小家伙睡前的最后一句话，和早上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讲故事”。故事伴随她进入梦乡，故事也为她开启新的一天，从姗姗学步到站立在父辈们的肩头，瞭望更为广阔的世界。

我也像父亲那样，经常带着小孩逛书店，学龄前买卡通书，上学后读带拼音的故事。四大名著和外国经典作品从拼音本读起，再读到简本，初中开始，就是全本。我带着她告别了祖辈两部半藏书的艰辛时代，一步步攀登知识的高峰。后来，她学有所成，是北京大学的直博生，书画社长、校报主编，曾经与国家领导人共同题写“仰望星空，脚踏实地”。可惜，这一切，我的父亲没有看到。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

父亲在七十二岁那年离开了我们，他没有给我留下什么遗产，但那两部半藏书却成为我一生永难磨灭的美好追忆，是永远藏在心底的最珍贵的遗产。当我在父亲离开后，从箱底翻出这两部半书的时候，发现父亲早已用油纸把他们包好。母亲告诉我，父亲在临死前几天，特意叮嘱要包好这两部半藏书，还说要我亲手打开它们。

当我小心翼翼的打开这两部半几乎可以称为传家宝的著作时，发现了两样东西。一样是八十元现金，是留给四个孙子外孙的。当我把这些钱送到兄弟们手上的时候，他们都哭了。父亲一生不藏私房钱，所有的收入都贡献给了家里。这八十元钱是他留给后辈们的一点念想，一点祖辈的寄托，他希望他的后代们越过越好。

另一样东西是一张小纸条，上面有四个歪歪斜斜的字：诗书传家。看到这几个字，我的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掉。

今天是父亲的忌日，特撰此文，以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