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自有其来处,也自有其归途。当你经历了人生的不同阶段,再回头观望时,总会有所感叹:好像真的有那么几件事,影响了你;有那么几处选择,决定了你,使你的人生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成为眼前的这个状态。
有人曾经问我:这一生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事?
我的回答是:有三件事。
第一件事,出生在一个有宗教背景的家庭。
我的启蒙教育来自信仰者较多。
我的父母亲是平凡而务实的百姓,谈不上家学渊源。
这方面我与大多数家庭中的孩子一样,服从父母的教导,说话诚实而守信用,做事认真而能负责,心存善念而乐于助人,并且经常自我反省。
我们兄弟姐妹共七人,每逢开学要交学费时,总是听到父母在商量要向哪一位朋友借钱周转。
一旦向人借了钱,母亲就天天想着早些把钱还清。
母亲说我最像她,也是念念不忘自己所亏欠别人的,包括金钱、恩情等。能在有生之年回报别人的恩情,使我至感愉悦。
父母对我的影响,身教远多于言教。这也影响了我对于女儿的教育。
我女儿从小到大,我教她的只有两件事。
一是她六岁上小学那一天,我告诉她:“我只要求一件事,就是:考试不作弊。”
她很聪明,随口反问:“那么我考试成绩不好,你会不会骂我?”我说:“不会。”
到她大学毕业那一天,我问她:“你这一路在学校念书,考试有没有作过弊?”
她说:“没有。”我说:“很好,爸爸对得起你了。”
她养成了负责、不自欺、不求侥幸的人格特质,往后的路应该比较好走。后来她出国念书,表现果然还不错。
另一件事是:同她一起看电影。看完电影,我们总会讨论剧情,由此建立了相似的价值观,在任何事情上都很容易沟通。
第二件事,身为一个中国人。
我念哲学三十多年,东方西方的哲学派别,都接触涉猎,最后我发现:身为中国人,是非常幸运的。
因为我们本身的文化是一贯发展下来的,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生长,我的生活方式也深受影响。
谈到生活方式,我只有四个字:随遇而安。
现代人住在都市里一间普通的公寓,食衣住行皆随俗从众,该上班就上班,该休息就休息。
这其实就是庄子所说的“外化”,即:外在与人同化,不需任何差异。
但重要的是“内不化”,内心常有悟道的快乐,因而很少受到外界干扰。
这其中也有具体作法,譬如,我长期以来奉行“四不一没有”的生活模式。
就是“不碰政治、不上电视、不应酬、不用电脑,以及没有手机”。
这样做不是为了标榜个性,而是唯有如此,我才有办法利用时间多念书。
说来惭愧,我的忍受力很强,总认为逆境是正常的,然后稍有顺心之事就觉得很幸福。
我对生活的要求很少,一直深感不足的就是念书与思考的时间。
第三件事,从大学本科就念了哲学。
我最初念的是西方哲学,由于自幼的宗教背景,使我在这个领域如鱼得水。
后来听了哲学大师方东美先生的课,才领悟了中国哲学的美好与深刻。
这让当时的我感到非常惊讶又非常震撼。我就想中国自己就有这么高明的哲学,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所以我把博士论文的焦点转向了中国古代思想,专门研究古代“天”的概念,还得到余英时先生的鼓励与指导。这就是我踏入国学研究的开始。
在得到博士学位开始教书时,就很清楚自己只有在传统国学方面,才有可能作出较大的贡献。
所以我便把焦点转到东方,转向中国哲学领域。
一开始研究儒家,从《论语》开始仔细地研究、译解。
《论语》讲完之后,学生们说《庄子》很难读,我就再研究《庄子》。接着是《老子》《孟子》《易经》《大学》《中庸》,就是这样把这些经典都解读了。
家庭教育使我明白,做人要真诚、负责与知道感恩。
身为中国人,使我更能借鉴中国哲学的智慧以处世。
最初就选择哲学,让我有机会向那些怀有最高智慧的先哲学习,开阔视角,比较中西,从而立定了自己的努力方向。
这三件事,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一生,使我一路走到了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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