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16日是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日子。说起10月16日,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日子。因为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10月16日,曾经发生过许多重大事件,值得我们所有人去了解、去铭记。今天,我们就以2022年10月16日这一天作为基点,顺着时光的隧道回溯历史上的10月16日。经过梳理发现,10月16日这天和我们中国航天事业、“两弹一星”事业,甚至和钱学森本人都有着深厚的机缘和密切的联系。

从2022年10月16日往回推1年,是2021年10月16日,大家是否还记得?那是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顺利启航的日子;我们再向前推18年,2003年10月16日,那是神舟五号搭载我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安全返回地面的日子;再往前12年,1991年10月16日,这一天是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并授予他“一级英模奖章”的日子;当我们顺着时光的隧道再往前回溯27年,就是1964年的10月16日,那一天是我国自行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日子;再往前推6年,1958年10月16号,那一天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党支部接受钱学森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日子;如果顺着时光的隧道再往前推45年,1913年1 0月1 6日,那是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的诞辰日,作为吴越王钱镠后人,钱三强与钱学森都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科技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由此可见,10月16日是一个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

给大家介绍一本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两个身份一个信仰:钱学森的选择与成长》。该著是由钱学森图书馆陆敏洁老师根据她策划的图片展《选择——钱学森的初心与信仰》撰写而成。该展览是钱学森图书馆于2019年1 2月1 0日为纪念钱学森逝世十周年推出的原创主题展览,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大家好评,反响强烈,并荣获“2019年度上海市博物馆陈列展览推介精品奖”,入选国家文物局2020年度“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推介项目等。正是基于这次展览,陆敏洁老师进一步查阅了大量史料,经过反复比较、分析、考证,最终成书,用独特的视角全面介绍了钱学森这位为中国复兴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交通大学学长。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踏上归国航程。

这本书原定于在纪念钱学森诞辰110周年之际出版,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2022年恰逢中国载人航天工程30周年,我想我们就以这本书的出版来纪念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30周年,我认为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这是一本讲述人民科学家钱学森一生成长和信仰形成的人物传记,书中介绍了钱学森终生追寻初心,以及他的坚定信仰何以形成、实践与实现。

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就有着悠久的士人文化传统。那就是,中国读书人绝大多数都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并以此作为他们所应该具有的社会责任感。今天的我们更多地用“爱国主义”“爱国情怀”来表述。从西汉董仲舒上书汉武帝建议独尊儒术起,儒家学说就成为了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国读书人世世代代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形成了“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优良传统,并且代代相传。从战国时期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到西汉《礼记·大学》中所讲的“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到五代十国钱氏家训:“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再到北宋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北宋大家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直至明末清初,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抗日战争时期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其中有这样一句歌词:“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这些旷古烁今的警句名言,激励并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也激励和教育了以钱学森为代表的老一辈知识分子。

今天,我们这些读书人所受爱国主义教育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家庭,一个是社会。社会就包括学校,主要是学校。但钱学森等老一辈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教育有三个来源,我们很少承认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欺辱对于激发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所起到的作用。是什么作用呢?反面教育作用!

我父亲晚年讲他小时候,老师上课天天讲日本人怎么欺负中国人,英国人怎么欺负中国人,即便是在不懂事的年纪,任谁听了也会感到气愤,中国人怎么这么怂?正是这种激愤,从小激励了孩子要努力读书学习,长大后要为改变这种贫弱现状而奋斗而贡献。我认为,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欺辱实际上是老一辈知识分子爱国精神形成的一个重要来源。

今天,哪还有那种活生生的反面教育呀?现在国家强大了,西方国家对中国比过去要友好,无论到欧洲还是美国,对中国人绝对不会瞧不起。有人回忆我父亲,说钱老在美国当教授时脾气挺大的。没错,他有些傲气。几十年前中国受西方列强肆意宰割,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毫无尊严。经历了被外国人瞧不起的任何中国人,都有这种“傲气”,这是那个时代的“烙印”。正是由于老一辈知识分子的这种“傲气”,所以他们在得知祖国解放时,就踊跃回国,报效国家,参加新中国建设。

有爱国情怀,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是一回事,而怎样践行达到目的又是一回事,还需要有正确的理论和方向作指导才行——我们把它们称之为信仰。

钱学森在东风基地发射场讲话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经历了一段历史上最为屈辱的岁月,无数西方列强肆意欺辱我国百姓,甚至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许多不平等的条约。中国渐渐地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则被人瞧不起,毫无尊严可言。从那时起,中国读书人就开始为中华民族的救亡复兴进行着艰难而不懈的探索。

我们不妨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回顾:早先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欺辱,我们的认识很肤浅——总是认为我们清朝“技不如人”。这里的“技”是指技术。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开始学习西方。历史上把这一段称为洋务运动,买西方设备,像西方那样搞生产。清末重臣、湖广总督张之洞把洋务运动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结果1894年暴发甲午中日战争,中国北洋舰队全军覆灭,标志着洋务运动的最终破产。中国人就在思考“技不如人”这条路走不通。

那么失败的原因在哪儿?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就进一步地反思,觉得恐怕仅仅认识到中国“技不如人”,这还不行。于是呢,认识深化了,是“制不如人”。这里的“制”是制度。外国人之所以欺辱我们中国,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制度落后,存在弊端。所以,中国读书人就在“制不如人”上下决心,寻求改进的道路。历史上的戊戌变法就是试图效仿日本明治维新,以求救亡图存。日本早先也是和中国一样的东方农业大国。但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运动,迅速崛起,走向帝国主义道路,走上了发展快车道,使国力取得了大幅的增长。这一实践启示中国读书人,我们国家能不能也走这条道路呢?但历史告诉我们:戊戌变法最后也以失败告终。再到后来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他比康有为等人的认识更深刻、更彻底,首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两千年封建帝制”。

回顾两千多年的历史,从秦末陈胜、吴广,历经西汉末年绿林军、赤眉军,东汉末年黄巾起义,隋末瓦岗军、窦建德、杜伏威、萧铣,唐末黄巢,北宋方腊、宋江起义,元末红巾军起义,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直至清朝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大小几十次、上百次,有的甚至攻破当时王朝首都,但最后大多以失败告终,无数仁人志士最终饮恨而终、血沃中华热土。而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以三民主义作为革命纲领,最终实现推翻帝制,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然而历史证明,孙中山同样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这条路也没有走通。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面目并没有由此得到多大改进,反而很快形成了军阀混战的局面。这一切使中国读书人进一步反思,看样子“制不如人”这条路走下去也不行,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华民族受西方列强宰割、中国人民受外国列强欺辱的局面。

1931年,“九•一八”事件之后,钱学森参加国立交通大学学生赴南京请愿活动,抗议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请求政府出兵抗日(后排右二为钱学森)

于是认识又再进一步地提高,提出了“道不如人”。这里的“道”是指统治我们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我们知道刚才我介绍几千年来,我们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儒家的孔孟之道。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直接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孔孟之道”。孔孟之道被否定,那么什么是中国所应该采取和树立的意识形态?于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有了两条路:一个是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自由思想;另一个同样来自西方,那就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思想。正如毛泽东主席在他的文章中写到:“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作为当时一部分读书人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指导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应该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在当时一群先进知识分子的行动下,中国终于找到解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复兴之路。

通过简要回顾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寻找中华民族救亡复兴的探索历程。可以看到,随着时代洪流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终于通过种种途径传入中国,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希望。中国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引进,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一个受西方列强欺辱的民族终于找到了救亡图存、实现复兴的正确方向和根本道路。

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终于看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这对身处20世纪的所有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全新的认识上的变化。话虽说得简单,但是让更多的读书人认识到这一点,应该说也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并不是所有人都看好。当时,党员就几十个人,也没有什么影响,也没有做出什么业绩,人家凭什么相信你?但是中国共产党人以他们不屈不饶的奋斗精神,通过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运动,一点一点地积累起中国共产党的威望,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中国共产党,认识中国共产党,更从中国共产党身上看到了解放全中国的希望。

举个例子,抗日战争时期,华侨巨商陈嘉庚先生为了中国的抗日事业,他把资产捐献给当时的国民政府,赢得了很高的声望。当时蒋介石在重庆,对回国到访的陈嘉庚高度重视,还成立了接待专班对陈嘉庚频频宴请,以表达对他慷慨捐资的感谢。蒋介石的招待很是奢华,每一顿酒宴据保守估计要花掉800大洋,这让陈嘉庚十分不解和反感。他说:“抗战前方打得这么激烈,物资如此匮乏,你们后方的宴请却如此奢华,实在是与国家的现状不匹配。”两个月后,陈嘉庚几经辗转到访延安,毛主席也十分重视陈嘉庚的到访,便设晚宴招待。这个宴席非常简单,除了一般菜以外就多了一只鸡。这是房东得知主席要招待贵客,把自己家的老母鸡杀了做成一道菜摆在桌上。陈嘉庚看了后,非常感慨地说:“在延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么一个根据地,大家穿得很朴实,吃饭也很简单。这才像是一个全民抗战的样子。”后来他回到国统区,有报社的记者去采访他,他只说了这么几个字:“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虽然陈嘉庚是华侨,但是他不糊涂。他对中国政治形势大局的判断,应该说就集中在这几个字上。这几个字,我觉得就是我们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出发点。

让我们再说钱学森。钱学森信仰的建立是什么时候?我们知道,钱学森是1929年考入交通大学的。在上大学期间,钱学森就接触了党的外围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读书合作社等。后来由于交大党组织遭到破坏,钱学森和党的外围组织的联系也就中断了。在大学念了一年书以后,钱学森由于伤寒病休学了一年。在他休学的这段时间里,他看了许多进步书籍。通过阅读进步书籍,钱学森第一次接触到了科学社会主义。他感到,只有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才是有道理的,而唯心主义等没有道理;经济学也是马克思讲得有道理,而资本主义讲的经济学理论却不能自圆其说。由于读了这些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钱学森对于国民党统治的认识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他谈到这段经历的感受时说:“虽然我是学科学的,但是对社会和宇宙的看法,就要有科学的态度。我们科学工作者掌握了它,就等于有了研究宇宙、人类社会和研究科学的钥匙,就等于我们在人生道路上有了正确的方向。”

正是钱学森在交大学习期间与党的外围组织的接触,和他对进步书籍的阅读,使他逐步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应该说,钱学森在二十几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学里面的学生对国民党政府是不满意的。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政府采取所谓“不抵抗政策”,放弃东三省,对外妥协,对内欺压老百姓。因此,那时交大的学生大多数对国民党政府是没有好感的。由于当年的交通大学是国民政府交通部主办的,所以当时交大学生毕业后都可以有很好的去处,那就是进入交通部系统工作。但同学们都以到国民党交通部门工作为耻,多数毕业生都选择出国留学、进一步深造或是谋求交通部以外的工作职位。

当时,青年钱学森就是身处这样的环境之中。他的选择与成长势必受到环境的影响,但他在这个环境中,又比他的其他同学们更高一点。高在哪儿?那就是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融进了他一生的志向。所以,钱学森在大学期间已经初步确立起自己的政治信仰。这个信仰就是陈嘉庚的那句话——“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中国的希望在共产党。”我们明白了这个结论,我们就可以解释后来钱学森的生平中所发生的种种经历。

在《两个身份一个信仰》这本书里讲到,在1955年归国效力之前,钱学森曾经在1947年短暂回国探亲,当时他看到的是国民党政府一心打内战,国内经济萧条,百姓生活没有着落。在那个时候,我的爷爷也曾经劝他,“你现在都功成名就了,回国吧。”并且当时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也曾经有意让钱学森出任交通大学校长一职,且待遇丰厚。可钱学森认为,他不愿为国民党政府粉饰太平。所以他又回到了美国。他在等待!等待着能够回国为新中国建设做贡献的这一天。

《两个身份 一个信仰——钱学森的选择与成长》

今天,我们回顾钱学森,回顾他的一生。我们都为他取得的这么多的学术成就感到自豪,感到光荣。但我们更要清楚地看到,钱学森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和他有着非常坚定的信仰是分不开的。这种信仰,绝不是盲从,而是他自青年时期就开始的与日俱增的深刻认识,他坚定地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在选择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在1955年,在中国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排除万难、辗转归国。此后,他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奉献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从1955年回国到他去世,54年的时光,可以说他实现了人生抱负,实现了理想。

今天,钱学森离我们而去已有14年。也许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钱学森这样,但只要我们心怀爱国之情、笃行报国之志,把人生选择与国家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相信大家一定都能在未来几十年中书写青春无悔的灿烂人生。

我想,这也是《两个身份一个信仰》这本书的意义所在。

作者简介:

钱永刚,汉族,1948年10月出生,浙江杭州市人。研究生学历,理学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1969年参加工作,任技师、技术助理员。1982年国防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系毕业,获工学学士学位;1988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系毕业,获理学硕士学位。长期从事计算机应用软件系统的研制工作,任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自2004年起,相继被聘为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的兼职教授、客座教授和特聘教授;中国国土经济学会沙产业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学院荣誉院长、南京理工大学钱学森学院名誉院长、西安市人民政府创新教育顾问、“两弹一星”精神研究院名誉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