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语原典散布在世界各地，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缅甸、阿富汗、中国西藏和新疆等国家和地区的图书馆、博物馆、寺庙、石窟，还有私人收藏的手抄本、铭文等。一些梵语原典已经公开出版或数字化，而绝大部分仍处于未经整理的原始状态。
梵语原典的整理旨在对梵语原典进行收集、保存、修复、补遗、分类、编目、编辑、校对、数字化等，以方便梵语学者进行翻译、注释、对勘、研究等工作。故此梵语原典的整理是梵学研究的根基，涉及诸多学科和领域的专业知识，如印度古文字学、古代史、历史考古、历史地理等。
首先，与梵语原典的整理关系最为密切的学科是印度的古文字学。年代越古老的字体，对于今人来说就越难以辨认。汉语原典的整理，需要具备大量古文字学的知识。梵语原典的整理亦是如此。公元前300年左右，在印度已经存在为数众多的书写体系。两部耆那教经典提及了当时使用的18种字体，而梵本《神通游戏》则列举了佛陀时代存在的64种字体。耆那教与佛教文献中的一部分字体是重合的，其中4种已被成功辨识，被认为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书写体系。首先是现存印度书写体系的鼻祖——婆罗谜体，然后是驴唇体（又译“佉卢文”等）。作为拼音文字的梵字，借鉴了埃及的象形文字，在阿拉姆字母的基础上从婆罗谜体和驴唇体一步步发展至今，也曾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借用同是拼音字母的书写体系（如希腊字母）甚至以汉字表音书写，这些古文字学的发展脉络，成为梵语原典整理、断代、读解、阐释过程中的关键问题。
其次，印度古文字学或者说梵文字体的发展，还与印度古代史、历史地理密不可分。例如，婆罗谜体是阿育王石刻上使用的文字，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从婆罗谜体发展而来的笈多体，又称笈多婆罗谜体或后期婆罗谜体，年代大约在4—6世纪，基本覆盖了印度笈多王朝的统治时期。城体，或称北城体，是笈多体在印度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变体，最早见于1—4世纪的古吉拉特地区，在7世纪广泛使用并逐渐发展为天城体（约7世纪至今）和喜城体（又译“南迪城文”等，约8世纪至今）等。同样由笈多体发展而来的悉昙体，又称悉昙母，年代大约在6世纪晚期至12世纪。这些梵文字体之间，既有延承的关系，又有重合的部分，既与历史、地域、社会、文化相连，又在某种程度上超脱了历史、地域等。
最后，这些梵文字体常存在诸多变体，并且由于使用不同的书写工具或是书写（雕刻）在不同材质上，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例如，北印度的佛教徒和婆罗门常使用涂油和抛光后的喜马拉雅白桦（又名“糙皮桦”）的内皮书写梵文典籍，时间大约在亚历山大东征之后至莫卧儿帝国之前，地域从西北印度传至南印度以外的印度全境。梵文中，“桦树皮”（bhūrja）与“书写材料”（lekhana）二词甚至可以互换。在莫卧儿帝国时期，造纸术传入印度，桦树皮涂油和抛光的技术遂在克什米尔地区失传。而在安德拉地区，一些政府或民间档案书写在浆过的棉质布料上。坎那达地区的商人至今还使用罗望子浆覆盖的棉质文书，用木炭涂黑，用白垩或滑石书写，字迹为白色或黑色，甚至丝质布料也被用于书写。
木板在很早时就被用来书写佛教律藏文书，在《本生经》等文献中均提到木质的书写板，也有用木板书写文学作品的证据。竹片还被用作书写佛教僧侣姓名的度牒。据檀丁的《十王子传》所述，王子卸铠在一块涂有树胶的木板上画出自己合掌跪地向熟睡的公主求爱的场景，并配了一首爱情诗。在缅甸出土了大量涂有树胶的木板文书。在牛津大学波德林图书馆藏有一份木板写卷，来自位于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地区。而在印度西北部，底层的印度民众在今天还会用粉笔在木板上抄写宗教经典。苏般度的《仙赐传》中提到在兽皮上书写。彼得堡收藏的一份出土于中国新疆喀什的兽皮文书上可见印度文字。一份出土于印度西北部拉贾斯坦的《大智慧宝库》写卷中，夹有一张空白的羊皮纸。在大英博物馆中还可见到两件来自缅甸的薄象牙板文书。
当然，南传佛教典籍使用最多的书写材料是棕榈叶或贝叶，主要为叶片巨大的棕榈树叶，称作“扇叶糖棕”或“贝叶棕”（又名“贝多罗树”），经晾晒、熬煮或浸泡、再晾干，用石头或贝壳打磨，最后被切割成合适的大小而制成，以芦苇笔（将芦苇、竹子或木头削尖成笔）蘸墨水书写。这些人为加工的痕迹在尼泊尔和西印度出土的贝叶写本中得到证实，不过南印度的贝叶写卷很可能并未经过细致的加工或剪裁。这些贝叶的原产地在德干高原，却因大规模使用而流布印度全境，甚至可以在旁遮普地区见到。在南印度，棕榈叶至今仍被用于书写官方或私人信函，甚至在当地的学校中使用。孟加拉地区的学校也会使用棕榈叶，还有学生用灯灰在芭蕉叶或是娑罗树叶上书写。
印度最早使用的墨为一种研磨后的木炭，与水、树胶、糖等混合，用来制造黑色颜料或眼膏。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印度人开始使用这种墨水在桦皮、棉布、贝叶等材料上书写。始凿于公元前2世纪的阿旃陀石窟中还可以见到墨水描写的铭文。在白垩、滑石之外，铅丹或朱砂也作为墨水的替代品用于书写，多见于耆那教的写本和婆罗门教的往世书写本之中。又如，各种类型的石头如玄武岩、砂岩、水晶等，被用于刻写法令、条约、书信、封地等文献或诗歌等文学作品。刻写有字母或单词等的砖，则在印度和缅甸随处可见。
此外，还有金板、银板、铜板、锡板等金属材质的书写媒介。贵金属较为难得，多被用于刻写皇家信函、格言或封地文书。铜板或铜牌则是印度古代很多国王钟爱的刻写封地等文书的方式，甚至还被用于保存文学作品。铜板的制作，既有沙模铸造而成（用铁针或木笔在沙模上书写，故而铭文是浮雕的形式），也有锤子凿刻而成（一些铜板上还留下了锤击的痕迹）。铜板的造铸者常模仿原件的形式，如果文字原来书写在贝叶上，铜板就像贝叶的形状一样细长，而如果文字原来书写在桦皮上，铜板就更宽大一些，接近方形。南印度的铜板铭文多为第一种贝叶形，除了维迦耶那迦罗城（意译作“胜利城”）亚达瓦王朝的铜板为石碑形态。北印度的铜板铭文则多为第二种桦皮形，除了塔克西拉出土的铜牌为贝叶形。
正如不同的字体对应着不同的地域和年代，不同材质、形态的书写载体，也对应着不同的地域和年代。将梵语原典的整理与印度古文字学、古代史、历史考古、历史地理，乃至古生态学、环境科学、生物、化学、冶炼技术等研究相结合，可以帮助我们更为系统地了解梵语原典发展的历史脉络，从而对其演化过程形成更为深刻的历史性认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梵文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