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敦煌研究院许多公开的老照片下面都标注着“李贞伯拍摄”的字样，李贞伯是谁？许多人可能对这个名字是陌生的，认识的也多停留于这是一位老摄影师罢了。然而，这位老摄影师其实有许多传奇的人生经历。

李贞伯先生

（一）

李贞伯1914年9月出生于素有“才子之乡、文化之邦”的江西临川一个书香门第。祖父李宗瀚是清中期著名的书法家、金石学家和藏书家。父亲李证刚是我国著名的佛学家及敦煌学文献目录首创者之一，曾执教于东北大学、清华大学。

李贞伯自幼天资聪颖，父亲十分偏爱这个儿子，无论去哪里工作都会把李贞伯带在身边。因此，李贞伯从小就一直跟随父亲生活在大学校园里，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潜移默化中造就了他清高、淡然、执着的品格。

1938年，李贞伯在南京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后，考入了中央大学艺术系研究生，专攻花鸟画。他的老师是当时与徐悲鸿、柳之谷并称为画坛“金陵三杰”的著名花鸟画大师张书旂。良好的天赋和勤奋，再加名师指点，李贞伯的绘画如鱼得水，技艺提高可谓突飞猛进。1940年他的作品首次参加全国美术展览，就有五幅国画作品、五幅油画作品入选。一名初出茅庐的美院学生的作品这样脱颖而出，可谓一鸣惊人！为此，当时的中央教育部购买他的油画一幅作为鼓励奖。

李贞伯先生与徐悲鸿先生在北京北海公园九龙壁前合影

李贞伯的父亲李证刚和徐悲鸿是好朋友，两家经常来往。徐悲鸿对比自己小近二十岁的李贞伯十分看好，经常当面赞评他的画作。李贞伯也“近水楼台先得月”，经常向徐悲鸿请教，两人渐渐成了朋友加师生关系。

星期天有空暇，徐悲鸿常常会邀请李贞伯一块喝茶聊天，一块去公园休闲写生。徐悲鸿先生还曾兴致勃勃地为李贞伯的多幅画作题款。

1945年，李贞伯在重庆举办了个人第一次画展，展出国画百余幅。他的这次画展不同寻常，因为对门展厅办展的就是大名鼎鼎的画家徐悲鸿。两人几乎是合在一块办展的。大画家徐悲鸿就是这样看重李贞伯的才艺。

1948年李贞伯和妻子万庚育结婚时，徐悲鸿做了他们的主婚人。并且当场泼墨挥毫，为两位新人画了一幅气势非凡的奔马图。

他们的婚礼办得虽然很简单，但艺术界名流大家都来祝贺。当时大家在一条红丝绢上签名书写祝词送给这对新人表示祝贺，上面有徐悲鸿、廖静文、吴作人、萧淑芳、李瑞年、李可染、李苦禅、王临乙、董希文等文化界名流大家的亲笔签名，并且他们带来自己的画作作为贺礼。

1946年李贞伯应徐悲鸿先生的邀请，从重庆一同去北京接管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即中央美术学院），受聘为讲师兼任学校出纳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徐悲鸿出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李贞伯随原北平艺专并入中央美术学院，担任讲师。

李贞伯教学之余喜欢摄影，当然也为了拍摄绘画写生资料。那时候，照相机还是个“洋玩意”，他胸前时常挂个照相机，让许多人很是羡慕。

1953年，北京建设著名的十大建筑的时候，抽调专业人才，在中央美院工作的李贞伯被推荐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工程模具组工作，担任著名画家李可染的助手，他勤奋工作，潜心钻研，为李可染的艺术构思提供了不少参考资料。今天巍然屹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底座上，有着青年画家李贞伯的心血和汗水。

 （二）

195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常书鸿所长来到北京，到文化部要人，而且特别说明要一个搞美术摄影的。文化部给常书鸿推荐了好几个人，但那些人一听要到大西北的敦煌，都不愿意去。文化部最后推荐了李贞伯。常书鸿和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认识，通过和徐悲鸿交谈，了解到这个年轻人很有才华，业余喜欢摄影，就抱着一线希望找李贞伯商量。没想到李贞伯竟没怎么犹豫就很痛快地答应了。其实李贞伯对敦煌早有了解，敦煌对他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就这样李贞伯丢掉了绘画的本行，去搞并不精通的摄影工作，同时还把年轻的妻子、同样是画家的万庚育从首都带到了遥远的敦煌。

新中国成立初期，物资匮乏，百废待兴，远离城镇的莫高窟比其他地方的工作生活条件更为艰苦。李贞伯因陋就简建起了摄影室——一架照相机，一间简易暗室，一名工作人员（就是他自己）。他白天在洞窟拍摄，晚上在暗室冲洗、放大照片。那时李贞伯年富力强，不管盛暑严寒，春夏秋冬，整天扛着笨重的照相器材和蜈蚣梯在洞窟里忙碌着。

莫高窟第130窟以北石窟群-李贞伯1956年摄影

李贞伯先生是“半路出家”搞摄影的，他边学边干，在实践中反复研究摸索，自己动手设计制作木轨和反光板，用等距离拍摄接稿、用反光板多处布点采光等方法，解决了洞窟光线昏暗、巨幅壁画拍摄出现透视偏差及洞窟有中心柱塑像难以拍摄等问题，成功拍摄了第61窟窟顶（面积为194.66平方米）。李贞伯的拍摄除了为莫高窟留下了大量珍贵洞窟资料外，还为莫高窟的美术工作者制作了大量幻灯片，极大地促进了敦煌艺术的研究临摹工作。

上世纪60年代初，李贞伯先生工作中

李贞伯先生是个非常敬业的人，他每次拍摄前，都要用一个美术工作者特有的挑剔眼光，反复试角度，选构图、布光线，一是为了获得摄影的最佳效果，二是尽可能地节约胶卷。

李贞伯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主要拍摄出版了《敦煌壁画集》《敦煌艺术小画库》12册、《敦煌彩塑》《敦煌唐代图案》《敦煌壁画》《敦煌唐代藻井图案》等图书；拍摄了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各个洞窟壁画、塑像及保存现状等影像资料，为建立石窟保护档案之用；拍摄了1962年莫高窟加固工程施工记录资料等。1961年李贞伯借调到新华社甘肃分社工作，他在全省各地拍摄以甘肃十年成就为主题的图片，其中《祁连山下》选登在《中国画报》。

1958年10月，李贞伯先生用气灯拍摄第220窟壁画

敦煌人应该永远不会忘记这位莫高窟摄影师的贡献。他身背一副沉重的照相器材，每天在崖壁上爬上爬下，他拍遍了492个洞窟的壁画彩塑，以及一些重要的历史记录照片，而且将莫高窟的整个外景连接了起来。他除了拍莫高窟，还拍了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等遗址的原貌。

鸣沙山月牙泉（李贞伯1958年拍摄）

至今，那些老照片已成为珍贵历史资料，成为了永远的“敦煌记忆”。

（三）

20世纪50年代初，李贞伯先生从繁华的首都北京来到地处荒漠的莫高窟，脱下了西装，换上了布衣，过上了苦行僧般的日子。此后的种种艰难困苦，都没使李贞伯选择离开，他始终坚守在敦煌。

等到再度重新拿起相机时，李贞伯先生已是60多岁的人了，但他却迸发出了更大的工作热情，他决心要把荒废了的十多年的时间抢回来。

这个时期李贞伯先生拍摄出版了《敦煌艺术小丛书》《敦煌》等图书；与文物出版社合作拍摄《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五卷本画册；与日本吉冈荣二郎拍摄出版《敦煌遗书书法选》《中国敦煌展》图录；与新华社合作拍摄莫高窟各时代壁画、彩塑存档照片1300张。1982年李贞伯拍摄的部分石窟艺术图片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除此之外，李贞伯先生还为敦煌研究院美术所拍摄制作了大量壁画临摹起稿的幻灯片；为莫高窟建立石窟保护档案、武威天梯山搬迁及前来参观的国家领导人、专家学者、外国来宾等拍摄了许多图片。这些现在都成为了历史珍贵资料。

李贞伯先生退休后在兰州居住，有一位专业人士曾到他家，对李贞伯先生说：“李老，您把手里的胶片拿出来，我帮您编辑出书，既能让您扬名又能卖书挣钱。您看行不？”李贞伯一听，忽然就变了脸色，他生气地说：“我拍的胶片都是院里的。我现在生活得很好。你走！我家不欢迎你。”弄得来人特别尴尬，只好讪讪离去。事后，家人问他为啥发那么大火，李贞伯先生说：“你当他是为我好啊？他这是挖空心思要为自己挣钱。这是搞研究搞学问的人吗？”

李贞伯先生一家初到莫高窟时的全家照

李贞伯先生和妻子万庚育相惜、相知，携手相伴共同走过了半个多世纪。他们在一起常常谈论当年跟随徐悲鸿先生学习工作的情景，谈论自己的老师和同学，但谈论最多的仍然是敦煌莫高窟。谈壁画、彩塑、构图、敷色、线条……乐此不疲，好像依然徜徉在莫高窟的艺术殿堂里，神情是那么的陶醉，那么的满足。

2004年，李贞伯先生在兰州安然去世，享年90岁。

文丨张自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