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旷世风谊：与章士钊交游②

在政治上，章士钊一生历晚清、民国、新中国近百年的政治舞台，他穿梭其间，那忽隐忽现的背影将文化人的使命感、责任感、道德感逐一具象化。1903年，23岁的章士钊编译《大革命家孙逸仙》，在序言中指出：“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第一次确立了孙中山在中国革命中的领袖地位。1920年应毛泽东、蔡和森之求，资助留法学生旅费2万元巨款。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章士钊谏言“走为上策”。1949年两次被任命为“和平谈判”代表。1956至1973年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四次到香港与台湾方面晤谈，谋求祖国统一。尽管高二适没有像章士钊这样做出惊人的壮举，但高二适的耿介、狂狷、特立独行的精神与章士钊是相通的，这就为他们日后成为忘年交提供了精神基础。

高二适常用名、字、号印章

在思想文化方面，章士钊创办了被一代知识分子誉为“现代之母”的《甲寅》，上承严复、梁启超余绪。下启新文化运动之发端。在治学方面，出版《逻辑指要》《柳文指要》。在中国近现代政治文化圈中，尤其是政治人物、知识精英，绝大多数都与章士钊有交往，在文化界更是堪称一代盟主。他既与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等政治风云人物有着不寻常的往来，更与章太炎、梁启超、蔡元培、马一浮、沈钧儒、叶恭绰、梁漱石、陈寅恪、杨树达、傅斯年等学人以及于右任、徐悲鸿、张大千、沈尹默、潘伯鹰、沙孟海等文艺名流有着较深的交往。章士钊何以在诸多领域穿梭自如，这是由于他将救国救民的理想与重义、重情、重节的文人风骨融合在一起，同时又把古代“任侠”气质灌注于以中为体、西学为用的实践之中。当这种“任侠”冲动与“独立自由”精神交汇时，往往使章士钊行事过于任性而被人指责。例如为汉奸梁鸿志、周佛海辩护。

章士钊一生嗜才如命。其举贤不避讳的宽阔胸怀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几乎无人能及。从与高二适相识、相知到引导、举荐、爱护，可谓是章公惜才、爱才的注解，他们相处四十年，情如磐石。高二适与章士钊的相识缘于文字。高二适在致章士钊儿子章可的信札里说，与章公相识始于“自读《甲寅》起”。1914年春，章士钊与陈独秀、杨永泰等人在东京创办《甲寅》月刊，其提出许多主张“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但他宣传民主民治，反对专制统治，还是有意义的”。《甲寅》成为当时许多心怀理想的青年的读物，毛泽东便是其忠实读者之一。1926年，章士钊在天津租界复出《甲寅》周刊，时年23岁的高二适开始向《甲寅》周刊投稿。不久章士钊发现这位来自乡下的教员诗宗杜甫，且深得杜诗神韵，其书法峻朗雄健颇见功力，为章士钊所赏识。就这样高二适与章士钊以诗书往来结下情谊。

（曹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