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河河畔走出的新中国第一代油画家

庄言：以画笔描绘如火如荼的烽火岁月

1937年，在西安通往延安的泥泞小道上，一群人一边走一边高唱着革命歌曲，庄言就在这支队伍中。当时，很多有志之士来到了延安，让这里成为中国的“红色摇篮”、革命者的精神家园。

回首延安岁月，庄言在艰苦条件下依然坚持探索油画创作，用画笔记录峥嵘岁月。

庄言

坚持梦想 带着画笔到延安

庄言1915年出生于江苏镇江，6岁时随家搬迁至扬州，在这里，他跟着当地的国画老师学习画画。“1932年，怀着对美术的憧憬和热爱，即将成年的庄言来到南京艺术学院的前身——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进一步学习。”南京艺术学院校史研究专家马海平介绍。在上海美专，庄言接触到了素描、油画等全新的绘画方式，但因家境清贫，一个学期不到庄言便辍学回到家乡，在扬州镇立小学当教员。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年轻的庄言感受到了苦闷和挣扎，力求寻找一条光明的道路。在扬州的图书馆里，他开始阅读马列主义的相关书籍。1936年，他在扬州接触到了南京地下党组织的同志，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为清晰的认知。“七七”事变后，庄言和同伴们在扬州投身于民众宣传工作，领导当地的抗日救亡运动。他担任了扬州民众宣传团团长，还组织了歌咏队、医护队，准备到前方去。

1937年底，上海彻底被日军侵占，不少有志之士四处奔走，抗日救国。同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了政治理论刊物——《解放》，在该杂志上向全社会发出“延安在招生”的呼唤。在后来的采访中，庄言回忆道：“当时很多人看到了，都积极想去，到延安去！”在南京地下党组织的介绍下，他踏上了去延安的路途。《宝塔山下江苏文艺人》作者，南京图书馆馆长、教授陈军告诉记者，那时的乡村条件异常艰苦，道路满是泥泞，庄言和同伴们在前往延安的路途中组织了一个流动歌咏队，向沿途的群众做宣传，一路经芜湖、徐州、西安，最终抵达延安。到达延安后，庄言被编入陕北公学第一期第六队学习，第二年3月毕业。而后，二十来岁的庄言留在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投身于中国救亡协会宣传队的工作。

《延安军马房》 1941年

在此期间，庄言不仅写诗歌，也开始以农民为对象进行木刻创作，诞生了《奴隶》《解放》《前线归来》《丰收》《土地》《北方姑娘》等作品。木刻杂志《抗战八年》把《北方姑娘》选为封面；常林霞的《抗战八年》诗歌集也引用了庄言曾发表在后方刊物《索道》上的诗歌《敌后诗抄》。庄言经常给重庆胡风编的《契约》以及《抗战文艺》《北方文艺》《西线文艺》等刊物投稿，有诗，有画，也有木刻。

坚持创作 以文艺为武器

延安时期，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为广大军民的文化艺术生活提供了沃土。1938年，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也为了让艺术武器在革命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倡导和关怀下，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诞生了，学院最初设立了音乐、戏剧、美术三个系。

纵观这一时期的美术创作，因对外渠道几乎堵塞，颜料、画布、画纸等物资供应较为匮乏，而延安周围到处都是适宜木刻的梨树和枣树，可以就地取材，木刻成为当仁不让的主流创作形式。江苏省政协原副主席、南京艺术学院原院长冯健亲表示：“鲁艺的出现有其具体的现实背景和时代需要。战争时期，需要用版画、漫画等鼓舞士气，起到匕首投枪的作用，最快最有效地发挥宣传鼓舞的作用。”因此，许多美术青年和油画家都投入到木刻创作中，而油画创作几乎绝迹，连当时在鲁艺任教的王式廓、王曼硕和莫朴等原先从事油画的艺术家，都不得不学起了木刻。

《农民》 1938年

“在这种情况下，庄言还能够从事一些油画创作是十分不易的。”南京艺术学院艺术研究院副教授赵笺告诉记者，庄言来到延安时，随身带了一些油画颜料；没有油画布，他就找来一些图画纸刷上胶代替；没有调色油，他就用煤油代替，“煤油干得比较快，使用它反而有利于快速写生。”

“文艺是战斗的武器。”庄言曾在采访中坚定地说出了这句话，他认为文学艺术应该发挥它的战斗作用，应该为人民服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庄言积极响应号召，经常在农村一住就是好几个月。庄言和同伴们每天天不亮就下地，晚上天黑后才回来，回来后到看不清水质的水塘里洗个澡，吃饭也根本谈不上卫生。“碗都是黑的，往桌上一放，忽一下就叮满了苍蝇。”他的回忆录中这样记载，“那时生活很苦，全靠身体好。下去后，跟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睡在一个炕上。我们也抽空画了不少画儿，可能有二三百张吧。”

《黄河饮马》 1978年

坚持探索 作出时代贡献

在中国现代油画发展史上，庄言在延安时期创作的这批简括雄浑、朴实厚重的油画极具意义。“庄言应该是延安时期唯一没有停止过对油画探索的画家了，他创作的油画也是现在为数不多可以让我们研究延安时期油画发展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抗战时期延安油画创作的空白。”马海平说。

十几匹军马在黄土山崖下的马房外安静歇息、三五个农民在黄土高坡上种地、边区青涧县石板窑洞山村的风景……陕北的大山大河、窑洞及农民都被庄言记录在了自己的油画作品里。延安时期也是他创作的高峰期，诞生了一批重要的油画作品，如《延安军马房》《陕北好地方》《青涧美丽石窑山村》《陕北庄稼汉》等。冯健亲表示：“今天看来，这些作品虽然叙事性、斗争性不那么突出，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为我们呈现了当时的延安解放区的生活劳动场景，具有很强的文献价值。”

《陕北好地方》 1942年

在创作作品过程中，庄言尝试将传统绘画手法与外来现代艺术风格相融合，参考法国画家亨利·马蒂斯的一些表现手法，将图画的形式与纯粹的色彩结构相结合，淡化了光与影之间的对比，追求一瞬间的感受与感觉，用油画语言表现了陕北风貌和革命。这样的绘画手法，让庄言笔下的陕北风景，笼罩着一股安静、悠闲的氛围，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此外，从题材上看，庄言的这批作品并不着眼于宏大的革命战争场景，而是关注了后方的现实生活，这或许也可以给我们今天的主题性创作一些启示。”赵笺说道。《新华日报》1963年10月27日的报道中，《喜看福建前线生活速写展览》中记载：“哈琼文同志的油画《歌》以及庄言同志的油画《风筝姑娘》，都具有革命浪漫主义气息，反映了我国沿海军民对敌斗争的智慧。”

《新华日报》1963年10月27日

新中国成立后，庄言先任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教授，后调入北京人民美术工作室、北京市美术公司。在此期间，他除了进行主题性油画创作，还曾赴朝鲜作战地速写。据陈军介绍，其后，庄言曾任北京画院副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北京分会副主席等职务，可见其在美术界和油画创作领域的崇高地位和显著影响。

庄言以独具匠心的色彩运用和简练雄浑的艺术风格，赢得了新时期油画创作界的广泛赞誉，并对中国现代油画创作风格和教育方向产生深远影响。庄言作为新中国早期杰出的油画家，为画坛和时代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和独特贡献。

（江南时报记者 戴鸣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