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一场迅猛发展的疾病打垮了父亲，经过了紧张的抢救，又急忙转往上级医院治疗。重症监护室里，各种各样的仪器和检查，二十四小时不停地监测着父亲生命体征数据的变化，液体源源不断地输入父亲体内，几天后父亲在死亡的边缘遛了一圈又被拉了回来。
出院后，我把父亲接到了我家，这次父亲没反对，乖巧得像个孩子，我知道这中间他有着许多无奈。调理治疗了近一个月，父亲慢慢恢复了健康，脸色日渐红润，话也多了起来。在断断续续地聊天中，父亲一生的坎坷经历在我面前清晰了起来。
壹
父亲与共和国同龄，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他是幸运的。但在那个百废待兴、物资匮乏的年代，父亲也不可避免地尝尽了生活的艰辛。父亲生在农民家庭，祖祖辈辈以务农为生，家庭微薄的收入不可能让父亲像今天的孩子那样，无忧无虑地在校园里接受知识的熏陶。困顿于五毛钱的学费，父亲便不得不结束了他喜爱的学习生涯。当父亲背着奶奶手缝的花布书包，恋恋不舍地走出教室，身后传来熟悉的读书声，顿时他明亮的眸子噙满了泪花。他清楚做为老大，他必须帮着爷爷奶奶干家务、拉扯弟弟妹妹们长大。
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七八口人的家庭，日常开销就是个不小的问题，微薄的收入难以维持正常的生活，爷爷便准备拉些面粉去兰州贩卖，赚些差价贴补家用。去一趟兰州拉四百多斤的面粉，往返需要十天左右的时间。交通工具是当地的架子车，由爷爷拉着，父亲在后面推着步行前往，来回三百多公里的路，要靠爷俩的双脚一步步来丈量。这在今天的孩子看来，几乎是天大的苦差事，而父亲却很乐意去，因为去兰州可以吃上奶奶烙的干粱，还可以尽饱吃，这对当时吃不饱的父亲来说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
由于平时要忙农活，这种差事一般都是冬日农闲时才会有。那时的交通还很落后，黄河上没有桥梁，要靠羊皮筏子摆渡，路况也不比现在，没有平展的柏油路，全是坑坑洼洼的土路。一路上坡下坡，十三岁的父亲不敢有一丝懈怠，用瘦弱的身体在后面使劲推着车子，和爷爷走过一个又一个坡，翻过一道又一道梁。遇到比较陡的坡，父亲怕自己的双手使不出最大的劲，便用瘦弱的肩膀顶着架子车，推搡着向坡顶艰难地爬去。
寒风肆虐的冬日，爷俩累得大汗淋漓，头上冒着热气，嗓子干得直冒烟。看着路边沟里淌的水，父亲一头扑过去，双手掬起沟里发绿的水猛喝，又涩又苦的水呛得他胃里翻江倒海，只觉得胆汁都快被呕出来了，回头望着干瘪的水壶，只能继续往前走，期盼能早走到有人烟的地方，讨口水喝。累了就在路边歇一歇，晚上就找一个背风的地方，裹着破皮袄凑合一宿。
寒风凛冽，在山梁后面的避风处，又累又困的父亲裹紧身上的破皮袄，很快就进入梦乡，梦中仿佛闻到了油面干梁的味道，他抱过一个就吃，吃饱了一个嗝就把自己打醒了，醒后才在发现空旷的野外，寂静的天边一弯残月眨着眼睛，耳边不时地传来不知什么动物的哀嚎声。
石磨子磨出来的面粉深受城市居民的欢迎，很快面粉就卖完了。有时，爷爷也会拿出少许的零钱给父亲买点小吃食，父亲别提有多高兴了。
返程的路上，因为是空车子爷俩便走得快些，有下坡的路段，慈祥的爷爷便会让父亲坐上车。夕阳照在爷爷的背上，仿佛是给爷爷穿上了一件金色的外套，父亲看着爷爷坚实的后背，温暖溢满了心田。
贰
七十年代初期，父母在队里挣工分，分配的粮食等暂时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我们姐弟几个渐渐长大，日常花销不断增加，这成了父亲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集市的出现让父亲发现了商机，把家里种的葱蒜等拿到邻近逢集的山区乡镇变卖，然后从集市上驮油菜籽回来榨油卖，从这中间能赚些零钱，添置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更重要的是，榨油时留下的油渣可以喂猪，这样过年我们就有肉吃了，这对于幼年的我们来说，是一件更值得期待的事情。记忆中，家里有一条羊毛线编织的口袋，洁白的羊毛线经纬交织，边上用彩色的羊毛线织成简单的图案，那时每家都有这样的口袋，从图案就能辨认出口袋是谁家的。父亲就是用它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运输，供养着我们长大。
一辆二八式半新的自行车是父亲的交通工具，从家到集市一百多里路，父亲早上五点出发，八点左右到集市，下午五点返回，晚上八点就可以到家。自然灾害的那几年，父亲用他的专车从南部山区的姥姥家驮来口粮，满足了我们姊妹们不断长大的胃的需求。
不逢集的日子，父亲就把母亲泡发好的豆芽菜拿到市上工厂的家属区去卖。为了省几毛钱的车费，父亲来回都扒乘拉煤的火车。雪花飘飞的冬日，父亲趴在装满煤的车厢上，拉低头上的棉帽，裹紧身上的羊皮袄，小心翼翼地操心着怀里蛇皮袋子里宝贝一样的豆芽菜，这些水嫩水嫩的东西不敢受一点冻，温度稍微低一点就会冻坏。雪覆盖了整个车厢，连着穿着羊皮袄的父亲融成了一体。即使母亲在手工制作的棉手套、棉鞋时里面絮了很厚的羊毛，也不能抵御冬日的严寒，父亲的手和脚被冻伤裂了口子，不停地往外渗血水。
到了家属区，无污染的纯手工豆芽菜成了工人们的最爱，很快被抢购一空。父亲又急忙奔赴车站，扒乘夜班拉煤车赶回家。豆芽菜一般需要一周才能长好，小时候我家的土炕上摆满了大小不一的盆子，里面是泡发日期不同的豆芽菜，它们在棉被的包裹中慢慢长大，以保证父亲三天一趟的生意，而幼小的我们，帮父母捡豆芽菜便成了冬日夜晚我们必做的功课。
叁
日子在父母的辛勤劳作下渐渐有了好转。吃了没文化的苦，父亲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自己的孩子读书上学。
由于是搬迁户，当地的学校不愿意接收我们。父亲说了许多的好话，学校才勉强同意让我当旁听生，但要看学习一段时间后的考试成绩，才能考虑是否正式接收。在那个庙宇改造的村小学教室里，我坐在一堆闲置的木头中间，在昏暗的光线下，对着放在膝盖上的课本，开始了我人生的第一课，那时的我，是多么渴望有一张课桌，多想早日摘掉旁听生的帽子呀。当我把双百的成绩单拿给父亲的时候，他饱经沧桑的脸上有了骄傲的笑容：“我这丫头，就是块读书的料。”有了我开的好头，弟弟们入学就容易了许多。
土地包产到户后，父母辛勤劳作，像操心自己的孩子一样侍弄着土地，承包的几亩地被父母经营的能当队里的样本田，母亲也养了些家禽家畜，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
塑料大棚的兴起，彻底地改变了父亲的种植模式。由原先粗放的粮食作物种植模式，逐渐向精细的蔬菜种植模式转变，这种转变，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父母越来越忙，每天起早贪黑地劳作，我们姐弟也在节假日帮着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随着一车车新鲜的蔬菜运往市场，我家的经济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
父母操心着四五亩承包田，又开荒平整了十来亩地，种上了不同的应季蔬菜。蔬菜种植需要精耕细作，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随着耕地面积的增加，我家的劳力便明显得不足。
邻里几个孩子初中毕业就回家帮父母种了地，邻居也劝父亲：“让几个娃娃退学回家帮着种田，字认识几个就行了。”
父亲默默地抽着旱烟，半晌才说：“我吃了没文化的苦，就是我苦死、累死，也决不会不让我的孩子不读书。”
后来在父亲得重病治疗的那些日子，也是这个想法支撑着母亲，她用瘦弱的身体扛起了田间的劳作和一切家务，并没有因此影响我们的学业。
肆
我和大弟先后被高校录取，鲤鱼跃龙门的日子，父亲别提有多高兴了。他甚至跑去学校咨询了老师，回来又劝解没上高中的小弟再去从初中念书，他不想让自己的愿望都能实现，小弟的拒绝委实让他懊恼了一阵子。
毕业后的我和大弟有了稳定的工作，小弟也成家立业搞起了运输，步入老年的父亲把家里的田地承包给他人，安心在家养老、带带孙子，日子倒也过得怡然自得。
谁料厄运突降，小弟因病亡故，他的小家妻离子散。无奈父母只好离开他们挚爱的那片土地，随大弟前往异地，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适应着大城市的高节奏生活。
三年后，母亲病逝，遭遇子亡妻逝的双重打击，父亲一下子老了许多，原先花白的头发变得银白，早年因病降低的听力越发的不如从前。我们大声给他说话时，他努力地听，并根据我们口形的变化，来“读”我们所说的话的意思，这中间有一定的时差，我们要等，父亲要想，然后他才能明白我们说了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说话的速度快，父亲“读”到的和我们所要表达的意思相差很远，因此闹出了好多笑话。我和弟弟准备给父亲配个助听器。父亲拒绝了，一方面他不想让我们多花钱，另一方面，我清楚，他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听力上的缺陷。
人生中的不幸并没有让父亲消极颓废，他依然微笑着面对生活。父亲很快适应了城市生活，和小区里的老人打牌遛弯，锻炼身体，生活规律而有节奏。父亲在楼前的空闲地里养花种草，种了一辈子的庄稼，侍弄花草自不在话下，父亲成了小区里的能人，常有老头老太太来向父亲取经，请教一些问题。
因为特殊原因三年没回老家的父亲，一直念叨着想回家看看。弟弟只好把父亲送回来，回到家的父亲高兴得像个孩子，走亲访友，忙得不亦乐乎。
也许是气候差异，父亲身体不舒服咳嗽，他怕我们担心，瞒着我们在村里取了中药，结果耽误了病情，在医院抢救过来后，父亲第一句话就是：“这次给你们姊妹闯祸了。”而他自己因为病痛所受的折磨一句都没提。
晚饭后我会陪着父亲在滨河路转转，他指着正在建设着的小区说：“那片地是我们平整的，浇水时有时候会光脚丫跳入冰冷的河水中，我的腿就是那时落下的病。”说着，父亲撸起裤腿，他的小腿上，蚯蚓样突起的青筋让人心疼，同时也为父辈们一生的辛勤付出敬佩不已。
父亲的一生，是艰难的一生、辛勤的一生、劳作的一生，他把毕生的精力，都放在家庭和他挚爱的那片土地上，即使晚年遭受了人生中的巨大不幸，他仍然艰难的挺了过来、乐观地面对生活对他的馈赠。他的这种生活态度也影响着我，坦然面对工作和生活中一切困难，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不一样的人生。
文/作者
刘颜梅白银市靖远县公安局警务技术二级主管，副主任法医师。作品偶见于《靖远之声》《陇上风情》。
王辉琴中共党员，甘肃景泰，现任景泰县公安局二级警员，景泰县公安局文联会员。2015年参加公安工作，先后在城关派出所、交警大队等部门工作。工作之暇，爱好书法并将公安情怀融入其中。
发布：白银市公安局政治部宣传科
编辑：金文君
责编：田友
审核：徐银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