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员／石静莹

◎本文责编／蒋玉

片面追求考核加分，背离推广初衷，云南省永善县政务服务管理局按照户籍人口人均使用“一部手机办事通”小程序办理3件事项的数量，确定了138万件的总任务指标，印发文件将指标分解到各乡镇、县直相关部门，要求全县干部职工年度人均协助群众办理150件事项。

文件印发2个月内，永善县干部职工通过“一部手机办事通”完成查询、办理、预约类办事138万余件，严重增加基层干部负担。永善县政务服务管理局负责人和其他相关责任人分别受到党纪政务处分和组织处理。

这是今年7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10起加重基层负担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典型问题之一。

从监督执纪情况和此次通报的案例看，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表现出多样性和变异性，“指尖上的形式主义”问题愈发突出。

近年来，移动互联网发展尤其是智能手机的普及，给工作带来极大的便利，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但是，如果数字化转型成为“数字枷锁”，便利反而变成了负担。

过多过滥的工作群、APP，以及摊派的数字任务、留痕要求，让基层干部在回复“收到”的同时，额外承担了更多不必要的工作任务。

与传统形式主义相比，“数字形式主义”更具隐蔽性。本应是优化考核机制的事事留痕、处处留痕的做法，更容易异化成“数字留痕形式主义”。

例如，此次通报中，贵州省毕节市农业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站在省农业农村厅《农村户厕入户摸排表》村级调查表基础上，搞层层加码，要求基层在填报调查表的同时，上传户厕整改前后的照片，“痕迹主义”作祟。毕节市农业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站负责人受到组织处理。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的本质，其实是政绩观的错位。

部分领导干部将信息化、大数据的简单运用视为工作的“创新”，未经充分论证，匆匆开发建设信息平台，导致部分平台功能重合、使用重复，浪费了资源。有的甚至为了增加活跃度、使用率，进一步向基层摊派任务，增加了基层的工作负担。

一切为了人民，不能变形为一切为了数字。群众的满意程度，才是检验数字化政务建设成效的关键标准，绝不能让“数字化”成为华而不实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