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震做这个选题之初我就听说了。说实话，当时我多有腹诽：现在摄影已普及得不能再普及了，为什么不去拍照而要劳神费力地去画呢？

终于一册《画说西善》在手，稍稍翻看，便不忍释手。徐立兄又邀去参观同题的画展，自然欣然前往。当亲身感受了西善民众在初见书房（画展现场和图书首发现场）表现出的那份真挚热情后，我觉得自己当初的腹诽真是完全错误。不仅如此，作为一个出版人，还禁不住想到了几个出版人应该想到的问题。

“画说西善”这一（或这类）选题，民众为什么会感兴趣？我想在解答这一问题之前，得先追问一下作者，是什么机缘让他产生了这一创作灵感。作为《扬子晚报》原资深文化记者的蔡震，在南京“记”了几十年，对于南京这座城市自然很熟悉很了解，要做一本“画说”的书，南京可“画”可“说”的东西应该很丰富——至少是不缺乏吧！为什么偏偏把取材的目光投给了西善桥这个事实上的“城乡接合部”？细想之下，真不能不佩服其眼光的独到。

走近一座城市，当然可以正面进入；表现一座城市，当然可以全面展开。但是，文学艺术创作中的正面进入和全面展开，更多时候收获的实际效果都是吃力不讨好。所以关于选题的原则，我们出版人才有一个挂在嘴上的口头禅：“开口要小，角度要新，开掘要深。”但是此话说起来人人会说，真落到实处，很多人、很多时候往往茫然。回到蔡震这个“画说西善”的选题，我以为它正切合了上面这选题三原则。面对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南京，如果真要进行“正面进入，全面展开”式的创作，创作者生出一种“老虎吃天——无从下口”之感将是必然。蔡震应该深谙此理，所以他选择了一个很小的“切口”——其西南部的一座小镇——一座小镇，一座大城，两相比较，小镇自然是小得不能再小了。然而，就是这个小切口，事实上却又是一个大匙孔：一是它本身潜藏着太深太深的文化底蕴；二是顺着它深入下去，就可以开掘出很丰富的历史文化矿藏。

南京世称“六朝古都”，可见“六朝”不但是南京这座城市的发育期，也是其高光期，而西善桥正是其见证：汉语中有一个“新亭对泣”的成语，典出西善桥——南渡北人，因怀乡而常至郊外一处叫新亭的地方，隔江眺望，对视哭泣——那新亭便在今西善桥境内；“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可谓今天南京的一句广告诗，其作者是六朝著名诗人谢朓，《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桥》是谢朓的另一代表作，诗题中的“新林浦”“板桥”两个地名都在今天的西善桥，甚至今天仍有一处地名“板桥”，虽然此“板桥”不一定能实际对应彼“板桥”；南京出土的六朝文物中，以“竹林七贤”画像石最为著名，而它的出土地正是西善桥……这一切似乎都在告诉人们，相对于南京来说，这个小小的西善桥，原本见证过童年的南京和南京的童年。

“童年是人类的乡村，乡村是城市的童年”，在今天留住乡愁的人文背景之下，蔡震选择从西善桥这么一个小的切口，进入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南京，也进入这座我等日常生活着的南京，实在是太妙了，妙在其不但切中了城市的历史文化根脉，更切中了人们现实生活的情感脉搏。而南京作为现实中的一座城市，很多时候与我们的情感是有距离的，我们的情感很多时候愿意在历史中寻找寄托，这种寻找，有时会变成对城市童年的回望。所以有人说：“周庄的崛起，是以苏州的沦陷为前提和代价。”此话初听觉得不知所云，但是细想却很有道理，因为如果苏州还是那个小桥流水人家的人间天堂，而没有今天的这些高楼大厦，谁会去多看周庄一眼呢？说到这，我当然并不是说今天的南京已“沦陷”，只是想说，今天的人们在看惯了太多的高楼大厦，也经历了太多的涛走云飞后，偶尔生出想看看过去城市面貌和重温从前生活的愿望则是一种自然而然。而这种自然而然的愿望事实上又难以实现，此时那种小小的无奈，裹挟着心灵深处升起的那份愁绪一起，便是所谓的乡愁吧！是的，《画说西善》“画”的对象和“说”的对象是所谓“城乡接合部”，其切中的那份乡愁恰恰是城乡人共有的，更何况其形式又那么新颖。

《画说西善》的形式之“新”，首先是新在其“画说”上。如果用摄影，毋庸讳言，一是对于创作者来说至少可省力些，二是对被表现的对象来说可以更客观真实些。但是为什么不如我当初想的，用摄影的形式呢？

这一问题，其实蔡震早就用他创作的一幅幅作品本身作了解答。就我自己悟得，大体有三：第一，绘画可以避免摄影所难以避免的画面中的不必要芜杂，从而更好地表现作品主题和作者情感；第二，正因为绘画这种对客观对象不必要芜杂的去除，使得哪怕是写生的画面，也会与客观对象间形成一定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又可使得那些对客观对象十分熟悉的欣赏者多少产生一些“陌生感”，并由此产生“审美感”；第三，“无中生有”，此为绘画所具有的摄影无法企及的优势。

对此我这儿多说几句，虽然我的老家离西善桥百里之遥，但是拜天赐之缘（我曾为此写过一篇散文《朝花夕拾西善桥》），我对西善桥并不陌生。将我眼中和记忆中的西善桥，对照蔡震笔下的西善桥，不难发现有的画面其实在今天的现实中早已不存在了。是的，摄影对于成为历史的画面是无能为力的，但是画家可以根据记忆将它们重现。蔡震正是如此，他把一些历史的场景重现于纸上，重现于人们的眼前，而这对于读者和观众，尤其是西善桥本地的读者和观众，可谓是一种视觉和情感的双重冲击。我在画展的现场，看到不止一位观众，在某张画前或指指点点，或自言自语，或独自感叹——引得他们如此表现的，大多正是这一类作品；而正是在他们如此的指点和感叹中，历史和现实，艺术和生活，艺术家和民众，实现了最好的共鸣和互动。

蔡震

《画说西善》最终是以西善桥街道地方志的形式正式出版的，我敢说这可能是全国内容最为特殊、形式最为新颖的一部地方志了，所以有人评其“开创了方志编写与出版的先河”，我以为并无任何夸饰。中国有“盛世修志”的文化传统，托时代的福，近年来各级各类地方志的修撰很是兴盛。我们今天修撰的地方志，虽然早不是“帝王将相的家谱”了，但是也不可否认许多基本上不是修成了政府大事记就是修成了地方年鉴，文化性、文学性和可读性都不高。作为方志的《画说西善》，至少在内容的接地气、形式的别样性上做了一次成功探索，此也难能可贵。

作者诸荣会为凤凰出版编审（教授）、国家一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