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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泪!东帝汶随队志愿者写下八千余字日记

日期: 来源:浙江日报收集编辑:浙江日报

潮新闻 记者 竺佳 共享联盟·宁波大学 檀学敏 张梦恬 

编者按:随着沙排项目最后一块金牌决出,亚运宁波赛区的比赛圆满收官。杭州亚运会宁波亚运分村的NOC助理阎欣作为东帝汶随队志愿者写下了足足有八千余字的日记来记录这一段人生中特别的经历。他们的故事让记者也为之动容,因此节选部分日记内容与大家分享。

9.18 第一天

虽然被分配在NOC行政助理岗位,但在东帝汶随队助理——张梦恬老师的求救下,我向主管请命支援,和她一起为东帝汶代表队提供服务。

前一天晚上得到杭州方面东帝汶NOC助理消息,东帝汶沙排队伍会在9.18中午抵达宁波亚运分村。

第二天我们就早早掐着点提前等在大堂,又着急地跑去安检口寻找,在半路上遇到了载着代表队的接驳车。车上又有马尔代夫代表队,又有东帝汶代表队,我们一时懵住了,呆呆的不知道要先干啥。

司机大叔看着太阳晒,邀请我们上车。虽然车上还有空位,但外国友人们零星散坐着,我和张梦恬老师坐哪儿都显得不那么合适……正犹豫着,一位小哥马上和同伴挤了挤,空出位置,示意我们坐过去。

想想当时的心情,是很激动的一种期待吧,第一次见面就收获了善意,让座的举动也使我充满干劲。

到了大堂引导代表队办理入住,才区分出东帝汶的队伍。原来刚刚让座的那位小哥就是东帝汶的运动员DA CRUZ CORREIA FABRICIUS(以下简写为Ricus)。到了大堂引导代表队办理入住。这时了解到,来到分村的代表队只有三人,两位沙排运动员,一高一矮,较高的看起来还很青涩,甚至有点社恐,较矮的那位更大方些,就是Ricus。一位头发花白的教练领着他们。

在教练办理入住的间隙,我们试图与运动员建立联系,方便开展工作。东帝汶的官方语言是德顿语,很小的语种,网上找不到任何翻译软件或网站。

我们担心了很久语言问题,却在那天大松一口气,他们都会一些英语。但教练的英语不好,高高的小哥几乎不和我们说话,我们只好一直和Ricus交流。

百无聊赖的Ricus开始掏出手机,对着大堂的国旗拍。想到之前听同事们说自己服务的代表队有多喜欢拍照,我主动询问是否需要帮他拍一张,他连连摆手,腼腆地拒绝了我,“we can take a photo some other time.(我们可以另外找时间拍照)”

送他们去房间的路上,Ricus问我“what’s your name?”(你叫什么名字?) “yan xin.(阎欣)”我回答。“yan xin?(阎欣 )”“yes!yes!(对!对!)”我连连点头,向他竖大拇指。“yan xin. yan xin.(阎欣,阎欣  )”他笑得很开心,自顾自地边走边重复我的名字。

到了房间,因为担心他们舟车劳顿来这里,如果找不到餐厅的话就实在太糟糕了,于是我和老师商量了一下,提出在房间门口等他们放好东西,再一起去运动员餐厅。送他们去餐厅的路上,我们告知教练需要在下午两点去会议室开会,届时再来房间接他们。

下午一点四十分左右,我们前往房间,却看到教练在焦急地叩门,两位酒店工作人员在旁边手足无措地安抚。原来是两位运动员小哥睡得太沉,一直没有应门。教练不停地呼喊Ricus和他的搭档,不停地捶门,我甚至听到他骂出了脏话,真怕他下一秒破门而入。就在酒店的开锁人员要出动的时候,门终于开了,看得出来,两位小哥实在很累了。

他们到底有多困呢?在会议室先进行了资质审查,各自签名确认后,就要等待会议开始,这时Ricus非常委婉地问我,这场会议能否只让教练参加,他们想去睡觉。确认后我抱歉地告诉他,全员都需要参加,于是两位年轻人趴在桌上接受了这个“残酷”的事实。

这时我们又接到电话说,教练办理入住的护照与身份卡注册时使用的护照不一致,需要去进行确认。这……好吧,没关系,都是小问题,我们能克服!

因为无法掌握会议时长,看到许多代表队出现在大堂时,我们才着急地分头去找人。我在楼梯口碰到了他们,他们一见我就开始笑,很亲切很开心,我也笑着,引导他们来到前台。

我和教练沟通护照的问题。沟通意外的顺利,教练说他有两本护照,于是我告知他,入住需要与身份注册卡一致的护照,在前台的帮助下,问题很快解决了。安装下载支付宝时,不知道Ricus的手机怎么了,运行的很慢,一直没能成功。

在等待的过程中,教练看到有很多人端着咖啡路过,于是问我,他是否也能来一杯。当然!我马上带着他去吧台。在吧台前他突然犹豫了,他反复向我确认“It’s free?(这是免费的吗?)”得到我肯定的回答后,才放心点了一杯美式。

这时支付宝成功搞定问题啦!张梦恬老师添加Ricus的支付宝好友,Ricus又请我们教他中文。

我说:“你好,that means hello.(‘你好的’意思就是‘Hello’)”

Ricus:“你好?”

我:“yes!yes!you’re great!(对!对!你很棒!)”我向他竖大拇指。

Ricus:“谢谢!”

他说出“谢谢”的时候我都惊呆啦!这小子原来有两把刷子。我猛竖大拇指,激动得手舞足蹈,给他猛夸一顿!

我注意到那位青涩又社恐的搭档小哥在瞄着我们偷笑,我一看他他就低头。

嘿,这小哥!

Ricus笑得前仰后合,不知道是被夸开心了还是觉得我手舞足蹈很傻,戳到了他的笑点。

鉴于他对中文感兴趣,我问他是否想了解中国书法,于是张梦恬老师提议带他去书法体验区。据张梦恬老师后来说,他正兴致勃勃地看着,志愿者提议送他一张,他连忙摆手,根本不听大家解释说那是免费的。

晚上,我们继续出发,带东帝汶三人前往沙排场馆继续完成审核。审核完成后,场馆的志愿者提议让他们去训练场地简单训练一会儿,我突然脑子宕机不知道该怎么和他解释场馆训练的预约事宜,只好苦着脸向他道歉:“sorry,my English is not so good.(不好意思,我的英文不是太好。)”

他笑着拍了拍我的肩回应,“that’s ok. we are the same.(没关系,我们都一样。)”

进入训练场馆,Ricus兴奋起来,邀请我们一起去打排球。张梦恬老师也很兴奋,她开始满场捡球。

我站在场边看他们训练,发现了教练膝盖窝的手术疤痕。

Ricus突然跑来把手机给我,让我给他拍点照片。我试图拍下他帅气的扣球瞬间,但他的手机照相功能实在太慢了……我每次抓拍都会延时……于是我录了几段视频。

有个球没扣过去,他大叫一声,看着仍然举着相机的我叽里呱啦,我没听清。边上的场馆志愿者帮我解释,他的意思是让我删了这段。哈哈哈哈哈哈,好吧,那就删了,我是善良体贴的志愿者。

在等待回去的班车时,Ricus再次提问,“what’s your name? yan…?(你叫什么名字?阎?)”

“yan xin.(阎欣)”我回答。

真难为他还能记得我的姓。

他和他的搭档开始重复我的名字,“yan qin? yan qin? ”教练在一边听不下去了,他大声纠正这两个笨小子,“no! yan xin! yan xin!”

我悟了!原来教练才是语言天赋最高的那个!

最后回到运动员村的时候,我们跟到了房间门口,然后相互道别。我们笑着说“see you (再见)!”在走廊尽头用力地挥手。

很充实的一天,平静的志愿者生活因为他们的到来,突然让人对每天都充满期待。

9.19 第二天

今天是沙排开赛第一天,东帝汶早上九点就要比赛。

多让人担心呐,万一两个疲惫的小哥又睡过头了怎么办?!

我们从驻地赶到运动员村大堂蹲守他们,非得看着他们上了对的车才能放心。等得我们都回办公室歇着了,不怎么看手机的Ricus终于发来消息,“where are you(你在哪里)”,两分钟内我们就赶到了大堂。

我在人群里找到没上车的Ricus。

“hey!how are you?(嘿!你好吗?)”他笑着跟我打招呼,举起手来要和我击掌。

“fine!thank you.(好,谢谢!)”我有点受宠若惊,但马上和他击了掌。我超大声地鼓励他,“good luck!(好运!)” 他感谢了我,教练和另一位青涩的小哥也笑着接受我们的祝福。然后我和张梦恬老师目送他们上车。

中午的时候在手机上看到他们输了的消息。张梦恬老师一直很担心,很想亲自去问问他们比赛如何,但我觉得这样可能会让人家更难过,就阻止了她。

那天中午在餐厅门口偶遇了Ricus,正好把新的赛程给他。他看起来没什么精神,看了看赛程,说这没有什么变化,就急着去吃饭。但我们也急着出发去接机了,只好强塞给他。    

第二天相处就这样结束了,接下来他们要和韩国队打,我和张梦恬老师也只有默默祈祷着,为他们加油。 

9.20 第三天

今天是沙排开赛第二天,东帝汶的比赛依然在早上九点。我和张梦恬老师本来琢磨着陪他们一起去比赛,但碍于组织纪律,只好作罢。

经过两天的相处和交流,我和张梦恬老师发现不能给Ricus发太多太长的英文字句,不然他只会回一句ok,然后我行我素。比如我们得知他在餐厅,就把文件放在餐厅门口的服务台,和服务员交代过,还拍了照片指认文件位置发给他,他说OK,我们就放心走了。结果碰巧看到他走出餐厅,却两手空空,向他询问有没有拿文件时,他一脸茫然的表情看得我们又好气又好笑。

不过有时候是我们太担心了,比如前一晚就告诉他比赛在第二天早上九点, 8:00和8:30分别有一辆班车去沙排场馆,问他要坐哪一辆,他一直没有回应。直到早上8:29的时候,他才回答,“we take the 8:30(我们坐8:30的)”。当时我和张梦恬老师都吓坏了,如果这条消息是他在房间或者餐厅或者别的七七八八的地方优哉游哉发出来的,如果他因此没有赶上8:30的班车,那么他将错过9:00的比赛!

我们直奔大堂,只看到了班车的背影。Ricus也没有再回我们的消息。我们只好安慰自己,他只是外国人,但并不笨,应该不至于没上车。

东帝汶战胜韩国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在大堂服务台值班。张梦恬老师突然给我发消息说他们赢了,赢了韩国队,我激动得和周围一圈同事全都分享了一遍这个好消息!我开始坐立难安地等待他们回来。沙排的班车半小时一班,每过半小时我就使劲儿往门外看,看车上下来一群又一群外国人,仔细辨别东帝汶三人的身影。

直到十一点四十分左右,又一辆班车稳稳停下,刚下来四五个人,我就看到了高高的社恐小哥,不确定地又看了一眼,看到了老教练。就是他们!他们回来咯!我马上从服务台飞到门口,高举双臂,欢呼雀跃着,和同样笑着举起了双手的Ricus狠狠击了掌!再和教练击掌!再和小哥击掌!

我大声祝贺着,“congratulations!(恭喜)”他们也笑着回应“thank you.(谢谢)”教练很慈祥地拍了拍我的肩,我们都笑着,互相竖着大拇指。但他们要去休息用餐啦,于是我们分别。

东帝汶的胜利燃起了我和张梦恬老师的希望。本以为他们这只不起眼的队伍很快就会淘汰,但这场胜利仿佛在说,一切皆有可能。

9.21 第四天

今天是沙排开赛第三天,东帝汶与阿曼的对决,决定了他们是否还能留下来。

早上还是我值班,我又开始从大堂来来往往的运动员中寻找熟悉的身影。我想送他们出征。

八点的时候,我看到Ricus独自去吃早餐。高高的社恐小哥和教练应该在后面,我猜。因为Ricus总是动作最快的那个。

忙着自己的工作,我没注意到他们什么时候回去,也没在排队等候上车的人群里找到他们。还有三分钟车就要开的时候,我突然看到教练了,他在往外走。我冲过去和他打招呼,我说,“good luck! good luck!(好运,祝你们好运)”他一边点头感谢,一边又拍了拍我的肩,笑得很慈祥。    

那时我的心跳地很快,现在想来,大概我也怀疑他们能否战胜阿曼。我上车了,一眼就看到Ricus。我走到他跟前,他以为我会跟他们一起走,马上给我让出他身边的位置。我很想哭。他还是那样,每天一见到我,不管我说了什么,他总是先笑着问我过得怎么样。我向他解释,我还有别的工作,无法陪他们比赛,我依然一遍一遍地祝他好运,我们击掌。另一位社恐小哥总是很腼腆的样子,但今天他也笑着向我伸出手,我依然一遍一遍地祝他好运,我们击掌。

后来等到了他们输了的消息。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心情。事实真的摆在眼前的时候,我开始玩起唯心主义,祈祷着幸运之神降临。

心照不宣的,我避免了在他们失利时的迎接。

这时,离开好像随时会到来。但我没想到来得那么快。

中午Ricus发来消息,说他需要我们的帮助,问我们在哪。

13:27,我们到了他们的房间门口。一会儿,三位都走出来站在走廊里,他们都很勉强地笑着。

Ricus依然先问候我过得怎么样。

然后他靠着墙,低下头,手指交叉,他说,“we lost. We have to leave here.(我们输了,我们得离开这里了。)”

我知道了,所以他需要的帮助是帮助他离开。

“maybe we will not come back again.(我们可能不会再来了。)”

“so early.(太早了。)”我回应他,鼻子开始发酸。

“yes , but … but we lost.(是的,但...但是我们输了。)”他摊开手。

“no , you did a good job. You are the best one. You won yesterday , why …why you…(不,你做得很好。你是最好的,你昨天就赢了,为什么,为什么你....)”我的语言系统又崩了。

他跑进房间,拿出赛程表,开始向我们解释。

然后他问是否可以明天走,最好是早上就走。这时教练和杭州的总领队通了话,Ricus和他们交谈了一会儿,又询问我,今天是否可以离开。

很巧也很不巧,今天的最后一班专车是下午两点,距离发车还有二十六分钟。时间很紧迫,但他们当即决定今天离开,回到杭州和他们的大部队集合。我告诉他,我和张梦恬老师要先去服务台确认这个计划是否可行。这时Ricus突然又进房间,然后拿了一个塑料袋,出来,递给我,里面是他的新球衣。

赠送的球衣

志愿者们通常会和运动员交换徽章,我和张梦恬老师没想交换。他们全身的行头只有一套自己的衣服和亚组委发的球衣,所以我们一早就准备了徽章送给他们,从来没想过他们会送给我们什么。他拿出球衣的时候,我真的想爆哭,我不住地感谢他。我掏出手机,要加他的支付宝好友。

我和张梦恬老师操作他的手机,点击接受了来自我的好友申请。到了备注名字的环节,我却呆住了,我不知道留下我的中文名他是否能看懂,但一时也不知道给自己起个什么英文名。这时Ricus拿过手机,打下”fitun”。

“what does it mean?(这是什么意思?)”我好奇地问。

“it’s my language.(这是我们的语言。)”他打开自己手机上的翻译软件,输入”fitun”,跳出一串我看不懂的文字,但文字的最后,是一颗星星的符号。我无从得知他是怎么知道xin这个发音可以和星星联系在一起,但已经不重要了。于是我得到了一个德顿语的名字。

教练这时也回房间,拿了一件穿过但洗得很干净的教练服递给张梦恬老师,原来他觉得我们应该一人拥有一个纪念。他小心翼翼地询问张梦恬老师,“it’s ok?(这样可以吗?)”张梦恬老师连连点头,忙不迭地接过来。

我觉得再待下去我俩就该哭出来了。

告知他们在这里稍等,我就拉着张梦恬老师跑去大堂服务台。我们把球衣抱在怀里,哽咽着一边告诉同事们发生了什么,一边向抵离组确认班车信息,然后我们乘电梯回办公室拿准备好的徽章。

电梯门关上的刹那,我的眼泪就再也收不住了。

我问张梦恬老师,能不能骗他们,今天走不了,明天才能走。张梦恬老师说,也许他们在这里很无助,去了杭州和大部队待在一起,会更安心也更快乐吧。我觉得她说得对。

拿了徽章又在顺路的特许商店挑了一个排球的吉祥物钥匙挂件给教练,我们跑回去通知他们收拾行李。我把礼物递给Ricus,他笑着说很喜欢这个小挂件,能不能给他,于是挂件就成了他的。我告诉他要快一点,不然会赶不上车。张梦恬老师跑去联系班车司机,而我在原地等他们。

Ricus依然第一个收拾好出来,他放下行李,手做出握杯子的形状伸在半空,我犹豫着也伸出我的手,拼凑在一起,原来是比心。“is it?(是这样吗?)”

“yes!(是的)”哈哈哈哈哈,原来他们也玩这个。我又感动又开心又伤感,这时我满脑子都是“never come back(再也不回来了)”,于是请他稍等,“let’s take a photo.(我们拍个照吧)”在分别前的最后十分钟,我为这段友谊留下了一点痕迹。

终于到了大堂,教练很快办完了退房手续,距离发车只剩3分钟了。我突然想起他们来的第一天,Ricus说,“we can take a photo some other time.(我们可以下次拍照)”于是我们匆忙地站到国旗前面,请礼宾小姐姐为我们拍了一张合照,用的是社恐小哥的手机。然后张梦恬老师先跑出去找司机,我带着三人在后面赶路。那位呆呆又社恐的搭档小哥总是那么不紧不慢,一会儿书包拉链没拉,一会儿鞋带开了,给我看的可着急,我总是停下来等他。

“fitun! fitun! fitun!”走在前面的Ricus也回头停下来,他叫了我三四声,我才反应过来他在叫我。我问他还会再出来比赛吗,他说他会继续努力,也让我好好学习,希望我们能在某一天、某一个地方再次相见。

这时张梦恬老师打来电话,说再不过去司机就要走了。我只好又继续催促着。他们拉着行李箱跑了起来,一路跑到大巴停靠的位置,上了车。

我们不停地挥手,不停地告别,不停地挥手,不停地告别,直到大巴车转了个弯,再也看不见。

第一次见面的路口拐角

后记

把所有的事情写完,是在9.24的14:13,终于长舒一口气。

以前总觉得,经历过美好就够了,它们会永远存在于我的记忆中。也许是这段为期4天的经历后劲太大,我选择事无巨细地记录。尽管只过去了两三天,但写的过程中会不断发现自己漏了很多重要的细节,于是又回过头去补充。然后我开始庆幸自己选择了记录,否则那些被遗忘的细节就会像从未发生一样消逝,而所有的经历都会在时间冲刷下一点一点褪色,只剩一张模糊的老照片留在我的脑海里。

有人认为东帝汶开赛三天就灰溜溜打道回府,纯纯“一轮游”;有人唏嘘感叹,认为这个小国家毫无存在感,我和张梦恬老师作为他们的随队助理也很透明。

但东帝汶代表队能站在这个赛场上,本身就是一种胜利。在没有人见证的副场馆赛场上,他们打败了韩国队,他们不抛弃不放弃,他们靠实力成为小组第三,他们不是倒数第一,更不是来走过场的“一轮游”。另外,他们也不是灰溜溜打道回府,他们只是在尽力拼搏后选择回到大部队团聚。

2004年,东帝汶首次派出代表团前往雅典参加奥运会。

2008年,北京奥运会,年轻的东帝汶派出唯一的运动员玛丽娅参赛。

熟悉吗?这段经历。

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刘长春也作为唯一的运动员代表中国参赛。那年《大公报》写下:“我中华健儿,此次单刀赴会,万里关山,此刻国运艰难,愿诸君奋勇向前,愿来日我等后辈远离这般苦难。”

——因为走过同样艰难的路,所以此时的我们看着他们,就像看着曾经跌跌撞撞的自己。

我很荣幸成为东帝汶代表队的随队助理,也很幸运拥有这样一段珍贵的回忆。

后来的几天我在大堂服务台值班,依然会看见很多趟班车来来往往,会看见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运动员上车下车。但是人群里不会再有熟悉的面孔熟悉的笑容。我偶尔也会继续在那些面孔中寻找,结果当然是徒劳。

于是我留下这些文字,和那两件球衣一起,谨以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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