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安在市民文化大讲堂上做演讲。

当人类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进入到了由数据和算法来驱动的全球化在线平台的生态系统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平台社会，它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6月4日，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邀请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媒介素质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志安教授，围绕“怎样面对平台社会的来临？”主题，全面解析平台社会，带领观众探索如何趋利避害，让平台为我们所用。

超级平台变成了生活的刚需

平台社会是什么？“大家购物都会用淘宝、京东或者是拼多多，大家的社交生活主要是用微信，我们的娱乐抖音和快手占了非常多的时间，互联网平台构成了我们生活的枢纽。今天深度媒介化的社会就是以平台为枢纽的社会，也就是平台日益走向基础设施化的社会。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今天生活在移动互联网的世界里，就是直接体现为我们生活在平台之中。这就是平台社会。”讲座一开始，张志安就引用生活中的事例，生动阐释了何为平台社会。

张志安称，从购物出行、日常社交、公共表达、自我记录，到我们跟他人的交互，我们对社会的参与，包括市民获得这个讲座的资讯，以及在线上收看讲座的直播，和想要表达对这个讲座内容分享的一些想法等等，都说明了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离不开平台，超级互联网平台变成了生活的刚需。

平台日益重要，而且日益连接，日益成为了社会的基础设施。平台就像高速公路，像水电煤，像所有公共的服务一样，对生活来讲变得密不可分，变得不可缺少。所以平台的基础设施化是平台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个典型特征，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过程叫做“平台化的过程”。这个平台化的过程就是超级的APP不断地通过开放协议跟社会方方面面进行连接的过程，它通过这种开放的协议让平台延伸很广很远，甚至是延伸到无处不在的社会世界。

张志安表示，根据欧洲学者的观点，平台具有数据化、商品性和选择性三个核心特点。整个平台不断地捕获着我们的数据，通过这种数据去了解用户的需求，去进行商业化。从学术的角度来讲它是线上线下用户的情感、行动、创意都转化为可供交易的商品过程。平台是内容分配的主导者，算法推荐会让不同用户获得不一样的内容，同时规则改变的制定又是平台决定的。在他看来，“无视频不传播、无平台不触达、无情感不共鸣，已经成为今天平台社会网络传播非常重要的主流趋势。”

平台兴起带来价值也带来思考

原来写一封信我们要等很久的时间才收到，这种“从前车马慢”的生活好像效率很低，但给人们带来一种等待的快乐和焦虑，以及对见面的期待。而互联网平台跨越了时空的障碍，让一切连接都在加速。在这样一个时间加速，空间跨越的时代，人们的生活状态也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第一个影响，我们看到了数字劳动的兴起，带来社会保障的新问题。数字劳动，其实很大程度就是平台劳动。”张志安称，基于平台兴起，带来了数字劳动或平台劳动的新形态。一种数字劳动叫媒介的劳动化，就是直接纯粹为互联网平台生产内容。比方说网络的直播、短视频的拍摄者，他们直接在平台上工作、学习、生活，他们的工作主要是面向平台。另一种数字劳动是劳动的媒介化，其劳动方式是传统的，但是背后的组织机制是由平台和算法所主导进行的。比方说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平台把这些利益相关者都交织在一起，快速地形成了商家-消费者-外卖小哥或网约车司机之间的三者数据分配的关系。

张志安用一篇曾经引起热议的文章《外卖骑手：困在系统中》举例，一单外卖送3公里的时间最初是45分钟，但是消费者想快点吃到热饭热菜，外卖小哥也想快点送更多的单，于是通过数据的分析，最后平台给出了一个平均标准时间，28分钟送达。但是人一直处在这样高速运转当中，总是难免出现问题，比方说送晚了有负面评价，外卖小哥可能奖金就被扣了。“数字劳动创造一种灵活的就业，带来很多正向的社会价值，但它也带来了一些不确定性，这是需要我们不断地思考。”他说道。

平台社会还带来了数据监控和个人隐私的问题。张志安说，人们在任何一个场合下只要开放个人数据、使用APP，实际上都在贡献着自己的数据，这个数据让平台的智能化程度变得更高。很多时候，这种数据的获取我们看不见，在越便捷的授权当中，越容易让渡个人的部分隐私。

随之而来的还有第三个问题，算法推荐。“平台精准地给你满足了信息获取，你有没有想过，你反反复复看到的只有自己想看的内容，就是它喂给你的内容，这并不能只怪算法，因为你的兴趣驱动很大程度上决定算法推荐的结果。所以，你会对算法进行校正吗？”张志安称，我们需要把主动学习和算法推荐、社交推荐协同、过滤，才能打破信息茧房，让有效的算法服务你但并不掌控你。

好的平台素养是

既积极接受又主动改进

张志安表示，当平台不断壮大会走向两个发展方向。一个方面更加规范、更加有序，它要服务国家治理的要求，同时强化自身对内容、对价值、对数据的管理规范要求；另一方面，平台伴随商业性的成长也越来越多地强调它的公共性，也就是说平台企业要更好地平衡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

那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平台社会的来临呢？

“我要意识到差异，我要听到不同的声音，我要保持对不同想法的一种开放性，我要保持反思，还有我要保持主动搜索、主动阅读、深度交流的这种机会。”张志安称，今天我们在平台社会碰到的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信息获取的质量，这就需要信息有效地管理，需要既享用算法推荐的便利，同时进行有意的分配，把真正重要的时间分配给重要的信息。

“各位，我连接了那么多的人，我有那么多的好友。很多人在微博上也关注我，在微信上加了好友，但是他真的是我的好友吗？不是。”张志安的这句话引发了在场大多数人的共鸣。他称，很多的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研究发现，人们今天在平台时代连接的人越来越多，但内心却变得越来越孤独了。现在年轻一代的网络“原住民”既缺乏安全感，又渴望亲密关系，不断地希望能够自我保护，但又希望处于某种人际关系连接里，所以形成了一种“群体性孤独”，也叫“连接性孤独”。“这就是平台时代或者连接社会带来的新挑战。”

张志安引用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社会学教授雪莉·特克尔著作《群体性孤独》里给出的两个解答方法。第一，你要学会独处，你要经常有个人发呆独处的时刻。一个人好好地待一会儿，一个人学会享受孤独会有利于克服孤独；另外一个，当你有机会和亲人朋友见面的时候，你要更多地坐在一起，不要被手机隔开你我。“要珍惜独处以及珍惜跟他人的见面。”

张志安建议，今天使用互联网、使用平台，最简单的第一种方式就是工具性应用，“你把平台当成是一种工具。”这种运用是非常技术性的，只限于平台背后的APP的技术本身。第二种方式是沟通运用，它是互动中建立的，你要善于运用这个平台和他人保持互动。当然这样的一种沟通不断地努力为自己所用，目的就是策略性的反思，也就是第三种方式策略性运用，这个是要不断思考和不断校正的，不能停在原处。

“所以，人对于平台的使用，对媒介的使用最重要的事是——边反思，边改进，边总结，边提升。”张志安称，好的平台素养或者媒介素养就是生活在这个时代，既积极接受它，但又主动地自我调整。“期待每一个个体在平台社会能从技术运用走向沟通运用、走向策略运用，这样的话，超级互联网平台就可以趋利避害为我们所用，平台社会的公共价值也持续提升。”

晶报记者 林菲/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