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后期的翻译研究经历了“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两大转向的繁荣发展之后，似乎陷入了停滞不前的困境与范式危机的泥潭。然而，生态翻译学的发展为翻译研究的进一步范式转换提供了新的契机。当代翻译研究能够从生态翻译学汲取营养，不仅为自己找到新的研究对象，而且也能找到新的问题域。方梦之、袁丽梅（2017：3）指出：“生态翻译学是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之间界面的融合，在本质上结合两者特点，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体现出两者协同作用的整体效应”。陈圣白（2017）认为生态翻译学在中国翻译界形成了一种独树一帜的学术流派，不但推动了翻译学学科的进步与发展，而且从某种程度而言引领了翻译学学科未来的研究与趋势。可以说，生态翻译学渐渐达到了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不仅成为翻译研究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源泉，而且作为一种生态范式在翻译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渐突显出来。虽然生态翻译学理论也受到一些质疑与批判，对生态翻译学的分析方法仍存在一定的偏见，但是生态翻译学的问题域本质上已经与西方译论的问题域有着重要区别，而且越来越呈现出一种新的研究趋向。生态翻译学视域下产生的问题域转换对于当代中国翻译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路径与认识论视界。那么，生态翻译学与西方译论在翻译研究的问题域上有什么根本上的区别呢？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问题域对西方译论的问题域是一种怎样的转换与拓展呢？这是本文要探讨与诠释的核心问题。

　　一、西方译论问题的思维模式与提问方式

　　蓝红军（2018）指出：问题，无论在自然科学还是在哲学社会科学中都是思想和理论发展的推动力量，正是对各种翻译问题的追寻推动着译学理论的发展。无论是当代中国译论还是西方译论，其理论目标都是解决问题，包括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因此，翻译研究始于问题又总是面向问题的研究，而问题总是在某种思维范式下提出并给予解决的。西方译论的逻辑发展，不论是语言学转向还是文化转向，都在于它的问题域源于翻译主客“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简单性思维范式和提问方式中，并在这种思维范式中来解决的。

　　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对于整个翻译学研究而言具有基础性的重要地位，而其问题域的探讨与解决是实现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关键。西方译论的现代性进程是由语言学转向开启的，翻译研究由此进入了迅速发展而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时期，而语言学转向的内在逻辑思维预设了翻译研究以原文为中心，即以对等性为目标的原文中心论。然而，它被简单地理解为指向语言转换的对等性对于翻译研究的全面发展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一种视野更加开阔的“文化转向”登上了翻译历史的舞台，西方译论的后现代性开始兴风作浪，将翻译纳入更广阔的文化环境之中，翻译被理解为是跨文化转换。可以说，西方译论的后现代性是由文化转向催生的，翻译研究由此进入了繁荣的而朝向多元性发展的时期；而文化转向所蕴含的逻辑思维预设了翻译研究是以译文为中心，即以跨文化转换为目标的译文中心论。其实，文化转向与语言学转向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只不过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表现翻译现象的文化上而建构译文中心，而不是语言学转向所侧重的语言上而建构的原文中心。原文中心与译文中心各有优势，但同时也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原文中心只关注原文的对等性，容易导致译者能动性的缺失与遮蔽；译文中心过度关注译文的可接受性与读者的可期待性，容易导致译文的越界与背叛而无所适从，最终模糊了翻译本体的边界。导致这一状态的根本原因在于，21世纪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在后现代性的文化转向之中被冲击得“四分五裂”，“但是翻译学中的文化转向却不那么成功，它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即：主体的单子化；非理性化；研究的外在化；内容的零散化”（吕俊、侯向群，2010：44）。从本质上说，西方译论的思维框架为翻译研究设置了原文与译文之间的认识论“鸿沟”，从而陷入了翻译研究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简单性思维模式的困境。正如谭载喜（2017：8）所说，“例如，早年随着‘语言学转向’的出现，人们便过分倚重语言学的解释功能，认为翻译的本质所属，除了语言还是语言；后来，当译学研究中的‘文化转向’出现时，人们似乎又一拥而上，认为翻译的核心，是除了‘文化’还是‘文化’，从而不免将‘文化’无限‘崇高’化、‘抽象’化。”因此，无论是语言学转向还是文化转向，它们都未能从翻译在整个翻译生态的位置的角度对翻译的本质进行反思，仅从语言学的视角或文化的视角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原文中心与译文中心之间存在的认识论“鸿沟”问题，以致无法适应当代翻译研究的问题域以及为当代问题域提供一种令人满意的解释。

　　可见，翻译研究在两大转向的纠缠中已经失去了能够影响自身发展且能够具有生命力与阐释力的研究范式。翻译研究一旦缺少了范式，就缺少了思想动力，没有了范式与思想动力，当然也就失去了凝聚翻译学发展的能力，其理论创新能力与方法论示范作用必然要降低。再加上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各种所谓的“解构”与“转向”冲击，使得当前的翻译研究整体上呈现出支离破碎的纷乱局面。旧的研究范式已被动摇与排斥，新的研究范式又尚未形成，翻译研究自然陷入了迷茫的范式危机。而21世纪初根植于胡庚申的“翻译适应选择论”（2004）并“开花结果”的“生态翻译学”（2013）让我们峰回路转，找到了翻译研究的新思路和新方法，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正不断地展现其当代生命力与阐释力，既为当代翻译研究开启了新的问题域转换，并将不断地开拓和深化当代翻译研究的问题域。可以说，立足于作为一种新研究范式的生态翻译学并从整体论视角出发对西方译论问题域进行反思与探讨，就成为当代中国译论研究中问题域转换的内在要求与必然趋向。

　　二、翻译研究中的问题域转换

　　许钧（2017：1）指出：“新时期翻译活动的丰富性与复杂性需要学界探求新的研究路径，以回应新时代翻译学提出的挑战。在历史发生急剧或者重大变化的时期，出现的新问题，往往会催生新的思想与观念，同样也会引起某些困惑与思考。”作为当代中国译论中具有相当影响力的生态翻译学正是基于翻译活动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从生态学的视角探求翻译新的研究路径，谋求翻译新的问题域解答。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看，翻译研究的问题域强调翻译的适应性原则，以“共生”（即翻译生态、文本生命与译者生存）为关注对象，注重翻译现象的生态分析、动态分析与复杂性分析，符合作为复杂性思维范式的生态翻译学的整体论思想。以生态翻译学为基础，我们能清晰地看出西方译论解释为何没能给翻译研究提供一种令人信服解释的根由。可以说，生态翻译学对西方译论问题域的超越与转换有其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跨学科研究背景（胡庚申，2009：126）。它既是基于西方译论问题域自身的局限性以及对克服这种局限性的理论逻辑要求，也是基于中西译论问题域之间的矛盾解决而实现的。译学研究正是在这种不断解决矛盾，不断生成新的理论话题，并对这些话题展开研究的过程中，而不断向前迈进（谭载喜，2014）。

　　（一）基本原则的转换：从“对等性”转向“适应性”

　　目前，西方译论问题域中语言转换的“对等性”问题正逐渐被“文化转向”与生态翻译学的研究趋向消解或搁置。语言转换的对等性“显然已经无法涵盖当今翻译行为和翻译活动的内涵和外延，因为职业化时代的翻译无论是翻译的对象，还是翻译的方式、方法、手段和形态，都发生了巨大的甚至根本性的变化……这五大变化已经动摇了传统译论理念的根基，即以宗教典籍、文学社科经典为主要翻译对象和以译入行为为主要翻译方向的翻译行为和翻译活动，从而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崭新的翻译时代，促使我们必须结合当前时代语境的变化，重新思考翻译的定位及其定义”（谢天振，2015：14-15）。因此，“对等性”所产生的问题域既不能适应翻译职业化时代的多元性多维度功能，也不能解释文化转向的跨文化转换而被认为是以追求对等性为核心宗旨而难以说明与解释翻译现象的复杂性问题。“对等性”问题域预设了翻译存在着客观、绝对的对等性等待着译者去发现，然而作为复杂多样的翻译本身却并未按照此模式演进；而且对等性因其远离了翻译生态、文本生命、译者生存的“共生体”而被“适应性”、“生成性”等所置换。

　　生态翻译学以适应选择为阐释基底，旨在探讨“适应性何以可能”问题域，从而深入到连接翻译的环境结构与心理机制之间的匹配性，建立了翻译主客体之间“浅化、等化、深化”三维结构的适应性关系，在这样复杂的关系构架中拓展了当代译论问题域，克服了“对等性”问题域的绝对性、确定性与机械性。西方译论把翻译活动简单、直观地理解为语言转换的对等性关系，当代中国译论则更关注环境结构与心理机制之间的多维度适应性关系。许渊冲（2016：96）在这个问题上有着深刻的洞见：“西方语文如英、法、德、俄、西等都是拼音文字，据电子计算机统计，两种西方文字约百分之九十可以找到对等词，所以翻译时基本可以用对等译法。而中文是象形文字，据统计，只有小半可以在西方文字中找到对等词。翻译时有对等词的可以用对等译法，没有对等词时，那不是译文胜过原文，就是不如原文。”这就是许渊冲倡导翻译的“三化论”（浅化、等化、深化）。“三化”都要“优化”，这就是“优化论”——用最好的译语表达方式，不只是翻译原文的文字，而是要译出原文所写的现实，解决原文“名”与“实”的矛盾（许渊冲，2012：83）。其实，“优化”就是翻译的“优胜劣汰、汰弱留强”，其所指向的是翻译的“适应性”。此时，我们认识与把握翻译所运用的概念、范畴、语言等都不再局限于“对等性”，而在于环境结构与心理机制的适应性。生态翻译学认为，不论是生态翻译中的“翻译即生态平衡”，还是“翻译即文本移植”，最终还要有赖于译者的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即译者的适应与选择；究其选择背后的机制和动机正是“适者生存”、“汰弱留强”（胡庚申，2013：204-205）。生态翻译学通过“适者生存”的运行机制厘定环境结构与心理机制之间的多维度适应性关系，通过“适应性”的建构开启了对“对等性”的祛魅，由“对等性何以可能”问题域转向“适应性何以可能”问题域；“三化论”通过翻译的“优胜劣汰、汰弱留强”对“对等性”的祛魅，由“翻译如何求真”问题域（必然王国）转向“翻译如何求真善美”问题域（自由王国）。面对翻译选择背后的“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当译文和原文有几个对等词的时候，应该用优化法选择一个最好的译语表达方式。如果没有对等词，那么自然只好用创译法来选用一个最好的译语表达方式了。甚至，即使有对等词，如果能找到比对等词更好的表达方式，也可以采用，那就能更好地传递这些中文经典语句的意思了”（许渊冲，2017：3）。简言之，生态翻译学的研究趋向正是通过“适应性”与“优化论”对西方译论问题域的直观性、单一性与简单性思维模式的“祛魅”，转向以“适应性”为阐释基底的非线性、多元性与复杂性思维模式的建构。

　　可见，生态翻译学的研究趋向具有明显的问题域转换意图，它所追求的适应性既可以是一个形似的等化，又是一个意似的浅化，更是一个神似的优化。这已或隐或显地展现出生态翻译学产生一个新的问题域：翻译的适应性问题。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来看，适应性是一种心理机制与环境结构之间耦合状态下的合理性，正是这种合理性，既使心理机制与环境结构之间的适应性在翻译过程中具有普遍性，也使处于翻译生态中的译者提高了心理机制对环境结构的适应性，这种适应性随着翻译生态的不断发展促使译文能够在新的翻译生态环境中“适者生存”，并且译者的心理机制在适应了环境结构的变化之后，增加了其自身的灵活性、整体性与创造性，可以更有效地观察、分析、解释翻译生态的整体，从而克服对等论在认识论上存在的局限性与困境。在此，适应性不仅是批判性的，而且是建构性的。作为批判性原则，其针对的是西方译论过度追求“对等性”，这不仅仅是两种语言转换的问题，更是一个翻译生态的多维度转换的适应性问题；作为建构性原则，其以适应性为基础建立起关于翻译的本质、属性、功能的“三维结构”，形成了生态翻译学新的问题域。可见，翻译的首要问题不再是语言转换的对等性问题，而是环境结构与心理机制之间相互作用时生成的多维度转换的适应性问题。翻译是环境结构与心理机制之间的双向互动的与动态的适应过程，在此过程中，环境结构与心理机制任何一方面都不占有绝对的决定性优势，而由两者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相互耦合，共同推动着翻译趋向于浅化、等化、深化的多维度适应性关系。

　　（二）关注对象的转换：从“存在”转向“共生”

　　目前，西方译论中以文本的“存在”为研究对象的问题域逐渐被生态翻译学的研究范式消解或搁置，而生态翻译学以生态翻译的“共生”为研究主题的问题域逐渐生成。21世纪初兴起的生态翻译学表现出强烈的生态意识、生态理性与生态思维的趋向，逐渐构建了以“三生相”为研究对象的“生态范式”。所谓“三生”，即翻译生态、译本生命和译者生存，讲的是以“生”字为线索展开研究和论证阐述，表明“生”是生态翻译学发展之基石（胡庚申，2013：93）。以“生”为问题域作为翻译的一种动态性推动着翻译学者将思想的触角伸向翻译的“生态、生命、生存”之处，并试图从那里寻求翻译的本质与属性，它不仅包含翻译的生成性，而且还包含翻译的成长性。“将翻译作为一种文本生命的存在方式来看待，那么可以说，翻译最核心、最重要的本质特征在于其生成性。翻译的生成性关乎文本生命从诞生、延续到发展的整个历程，也涉及翻译主体、时代语境、自我与他者关系等作用于其间的翻译活动全过程”（刘云虹，2017：610）。因此，翻译是一个不断生成与成长的动态过程，而译本的诞生是在“异的考验”与“适者生存的考验”中获得新的生命力而不断地成长着。实际上，译本的诞生并不意味着翻译的完结，而恰恰是在贝尔曼所说的“异的考验”中开始翻译成长历程（刘云虹，2018）。

　　从当代中国译论的发展来看，生态翻译学深入到以“三生相”（即翻译生态、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为研究对象的生态领域来讨论翻译的问题域而构成了整体翻译的“共生体”，一方面克服了西方译论关注文本“存在”的单一性、简单性和物本论性，另一方面开拓了当代翻译研究的新视界，促使翻译研究视角转向了翻译的“异”与“生”。西方译论在一个静态的文本（原文与译文）关系中寻求语言转换的对等性、客观性和精确性，这种寻求只能导致翻译研究不仅遮蔽了文本的生命力，也遮蔽了翻译的生态效度与译者的生存境遇。事实上，任何翻译首先是在翻译生态、文本生命、译者生存的相互作用中动态性生成的翻译之“异”的存在。翻译之“异”的存在，造就了翻译的多样性、适应性、复杂性与非线性。许钧指出，“翻译的根本目的，就是在克服并表现‘异’的同时，让这些‘异’之间不隔绝，并在碰撞与融合中形成一种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关系，以达到自身的进一步发展与丰富。既要克服差异，又要表现差异，这不能不说是翻译的一个悖论。但正因为如此，翻译中的‘异’让我们深刻认识到，翻译的本质以及翻译活动中遭遇的种种‘异’的考验归根到底都在于‘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于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认识与理解、立场与态度”（刘云虹、许钧，2016a：71-72）。基于“异”的考验以及在这种“异”的场域中，翻译的“共生”蕴涵着翻译的多样统一、动态平衡、整体关联以及翻译的生态、文本的生命、译者的生存的相互交叉渗透的多层次、多维度的复杂而又整体的动态关系。从翻译“共生”的角度来说，翻译“落地生根”于“异”而“开花结果”于“生”，翻译之“异”与“生”共同造就了翻译的多样性、复杂性与整体性。许钧指出，“世界之异、思维之异、语言之异、文化之异，这许许多多的‘异’既构成了交流的必要性，也从根本上构成了翻译的必要性。可以说，翻译因‘异’而起，为‘异’而生，对异质性的保留与传达是翻译活动最核心的目标”（刘云虹、许钧，2016b：99）。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翻译学以翻译的“共生”为问题域是对西方译论以文本的“存在”为问题域的突破与拓展。因而，“共生”问题域的普遍有效性和穿透力在于：不仅“共生”的“异”与“生”的辩证性以及“共生”之间多重多维度的“生”关系是翻译过程中动态地建构与生成的，而且“共生”所涵盖的生态、生命、生存以及由此产生的“异”也是动态地建构与生成的，翻译的“共生”所指向的“生”与“异”及其辩证统一是在翻译过程中动态地建构与生成的并凸显了生态翻译学问题域的生态趋向与生态思维范式。

　　（三）思维范式的转换：从“简单性”转向“复杂性”

　　对于西方译论问题域的“对等性”与“存在”，必然是“简单性”的思维范式，而从问题域的“对等性”转向“适应性”，从“存在”转向“共生”，也意味着生态翻译学的问题域从“简单性”思维范式转向“复杂性”思维范式。可以说，翻译研究的复杂性思维范式趋向与21世纪翻译研究的跨学科发展不无关系，另一方面也与翻译研究的生态趋向有关。21世纪初的生态翻译学，其“独特之处在于其思维方式有别于西方二元对立的理性逻辑思维，其整体系统理论构架强调天人合一、主客一体，强调消逝与实存的精神相通性”（张小丽，2017：116）。由此，生态翻译学可以看作是在当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上对简单性思维范式的批判与超越，它既体现了翻译研究的复杂性思维范式，又体现了其内在的生态趋向并逐步显露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在生态翻译学的问题域中，翻译研究中的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对等与不对等、主体与客体、形式与内容、原文与译文乃是同构共生的现象。西方译论总是在这两极之间做一元独断的选择，不可避免地陷入翻译的认识论“鸿沟”。生态翻译学就是超越这种独断，走向翻译的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对等与不对等、忠实与叛逆、主体与客体、形式与内容、原文与译文之间的互生共存、多元共生的辩证统一。可以说，生态翻译学就是要去建构一个“多元共生”的理解方式，以解脱西方译论面临二元对立简单性思维范式的危机，体现翻译研究的复杂性、整体性、动态性、非线性、开放性、多元性，既为翻译理论的不同方法论研究视角提供了一个相互促进、推动翻译学科发展的平台，又能给翻译的认识论问题域的转换开辟一个新的方向。

　　正是基于问题域的转换，生态翻译学放弃了在简单性思维范式的认识框架中对翻译的绝对性、简单性、客观性的追求，转向寻求翻译的相对性、多样性、复杂性、具体性以及翻译主客体层面上适应性的复杂性思维范式。吕俊（2013：6）指出，“作为跨文化，跨越语际的翻译活动，如果我们去追求忠实与等值又会是多么可笑。首先是跨文化性，原作者和译者完全是处于不同的情形与环境之中，而这些情景又都是不同文化，不同社会，不同习惯中的情景，那么认识主体与环境的交流所产生的意义又如何会相同呢？”方梦之（2017：98）也指出：“由于翻译现象的复杂性，多学科成为必然。多学科研究强调知识的统一与契合，要求能生产出有助于解决翻译问题的新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翻译研究正走出简单性科学范式的泥沼而逐渐“从主—客分离式的认识观走向人—世界的整体主义认识观”的复杂性科学范式。复杂性科学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即不再是主—客二元分割和对立的世界，而是把人和世界视作没有区别的整体主义世界观，也就是“人与自然的不可区别性”（吕俊、侯向群，2015：6）。

　　正是由于西方译论奉行的简单思维范式在当代翻译研究中愈来愈凸显其自身的局限性，翻译的重新定位已成为当代翻译研究急需解决的问题。在新时期，要想对翻译有准确的定位，一方面要重视时代语境的变迁以及翻译在其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另一方面一定要以把握翻译本质为基础，否则，所谓对翻译的重新认识和定位就有可能流于表面，难以真正推动翻译研究的深入和翻译学科的发展（刘云虹、许钧，2017）。随着翻译定位问题的出现，翻译标准问题也随之进入翻译学者的视域，它所关注的问题域不再仅仅局限于西方传统译论关于语言转换的对等性问题，而是深入地探讨具有多维度、整体性的翻译标准问题。关于翻译标准问题，许渊冲（2014：1）指出，“文学翻译的第一标准是求真，第二求善，第三求美。求真是低标准，求善是中标准，求美是高标准。”吕俊（2016：9）提出翻译的“底线标准”——“翻译标准问题之所以争讼几十年相持不下，原因就在于人们一直坚持单向性逻辑思维，缺乏辩证性，不知逻辑有双向性，即两重性逻辑（dialogic）……底线标准就是在两重性逻辑指导下形成的。‘标准’本身体现了求同需要，而‘底线’则是给差异留下空间，允许它们在底线以上存在。超出这个底线则视为非法”。胡庚申（2013：240）提出“整合适应选择度”的评价标准——“译品‘整合适应选择度’的评价与测定概括为‘三个参考指标’：即多维转换程度、读者反馈、译者素质”。不论是许渊冲的“求真善美”标准，或是吕俊的“底线标准”，还是胡庚申的“整合适应选择度”，它们最大的特征既表现了翻译研究中复杂性思维范式对简单性思维模式的超越与拓展，又表现了当代翻译研究中问题域的生态整体化。

　　综上所述，西方译论问题域中“对等性”、文本“存在”与“简单性”等三个方面的基本问题在21世纪的翻译研究中已逐渐被消解或搁置，生态翻译学的问题域转换已初见端倪并推动着翻译研究朝向“生态范式”的形成。当然，这三个基本问题被消解或搁置，并不是说它们在当代翻译研究中已经走到了尽头，而是说它们在当代翻译研究的问题域转换之中需要获得一种具有新生命力的拓展与延伸，或者说将问题域转换理解为是生态翻译学的研究范式对西方译论问题域的突破与拓展，而不是对西方译论问题域的否定与终结。生态翻译学视域下问题域转换将直接带来翻译研究的重要变化，促使翻译研究的问题域实现实质性的发展，从而为翻译研究打开新的认识论视域与方法论路径。无论从语言转换的“对等性”问题到多维度转换的“适应性”问题、从文本“存在”问题到翻译“共生”问题还是从“简单性”问题到“复杂性”问题的转变，从本质上说是对西方译论旧有问题域的超越与拓展。在翻译学的发展历程中，理论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发生或隐或显的问题域转换，每一种问题域的转换都必然将带来翻译学领域里新的思维范式，那么，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随着翻译研究中的问题域转换，必将迎来翻译研究的新局面，必将促进翻译研究的新发展。

 作者：罗迪江 

来源：《中国翻译》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