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大博弈》剧照

我的影视剧创作生涯几乎伴随着我文学创作的全过程。早期是电影。我的小说《大捷》《国殇》《军歌》都改编成了电影。在人们的认知，和我自己的角色认定中，我就是个作家。那是一个文学的时代，文学崇高而神圣，谁也不愿意放弃作家的身份，往编剧队伍里挤。实话说，那时做编剧也挣不到什么钱。我和矫健等人为吴贻弓编剧了电影《阙里人家》，每人拿了不到1000元编剧费。吴贻弓实在过意不去，自掏腰包补贴了我800元或者1000元，现在记不清了。

进入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电影逐渐让位给电视剧。我的第一部“中年变法”的长篇小说《人间正道》引起了央视的关注，要改成电视剧。当时的央视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胡恩和文学部主任谢丽虹力劝我操刀编剧，说这种题材一般人编不了。于是我“屈尊”做了一回编剧，做得很不认真，和我后来的电视剧作品相比，是比较草率的。剧本创作过程中，还发生过一场“对号入座”风波：江苏几十名厅级干部联名告状，有一封告状信从广电部转到中央电视台，又转到胡恩手上，胡恩没有动摇，坚持按原计划把《人间正道》开机拍了。

说到《人间正道》还要感谢中国作协的两位老领导。一是作协原党组书记翟泰丰。“对号入座”风波发生时，他正在医院住院，让秘书找来小说读后，态度鲜明地表示支持说：“如果上法庭打官司，我替你辩护。”还有90多岁的老主席巴金。他看过电视剧后，让女儿李小林把小说读给他听，指出：《收获》要发这样的作品。嗣后才有了《中国制造》《国家公诉》《我主沉浮》在《收获》接连发表。我由此坚定两个信心：一是对反映当代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的创作信心，二是将自己的文学作品进行影视化的信心。

《中国制造》小说稿到了《收获》后，上海市委宣传部领导第一时间读到校样，立即买下了电视剧改编权。时任文艺处处长的任仲伦和刚分配到文艺处的宣传干事吕超开始筹备项目，并最终成功拍摄完成，在央视播出。我和他们二位也由此开始了长期的友谊和合作，一直到今天。这部剧也出现了一个不愉快的小插曲。央视责任编辑未经我同意擅自更改了剧名，我是在中宣部公布“五个一工程”奖获奖名单时才知道的。这让我很不高兴，就直接找到中宣部的领导同志。中宣部领导同志十分重视，当天亲自处理，要求央视尊重作家和作品，拿出一个妥善处理意见。央视的态度也是积极的，最终结果令我满意。第二年我的《至高利益》还上了央视黄金一套。这件事现在说起来真让我感慨不已。

我深知反映当代现实的作品不好写，影视化就更不容易了。《国家公诉》是应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范子文同志之约写的。小说在《收获》一刊出，就有投资商找我买版权拍剧，但谈改编方案时发生了分歧。投资方问我一个问题：“都听你的，拍了播不出来亏了算谁的？”这下把我问住了。这话很有道理，你想要多大的权力，就得负多大的责任。我想来想去，决定下海，由此开始了对自己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的投资、制作和出品工作。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江苏电视总台老台长章剑华同志。当时我并不认识他。我找到他，商量以“购”代“投”时，他竟然就相信了我这个跨行的生手，只派了制片人和会计，就批了500万给我的剧组，投资《国家公诉》和我刚开了个头的下一部长篇小说《我主沉浮》。

《国家公诉》由最高检系统全程“护航”支持，在济南顺利开机。时任最高检宣传部文化处处长的范子文一直跟着剧组指导协调。其时因为“非典”疫情，剧组和演员全被困在济南。我身临其境，才知道了拍戏的艰辛。也正因为和最高检、和范子文有了这次成功合作的经验，才有了15年后我们《人民的名义》的再次成功合作。

这个阶段，我从作家到编剧，到影视制作出品，算是彻底放下身段进入了影视圈。在江苏、浙江、上海三地电视播出平台的决定性支持下，我的团队连做了三部自产自销的电视剧。这时候任仲伦已出任上海电影集团董事长、总裁。集团有个电影频道，主管电影频道的恰是吕超；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总编程蔚东和我合作过《至高利益》，是知根知底的老朋友；加上我们江苏的章剑华台长，这就让我有了在长三角操练一番的历史机遇。说到这里，我又有一个感慨，那就是这些领导和朋友的清廉正派：在和三地影视机构合作过程中，他们没有任何人抽过我一支烟，喝过我一口酒。找他们签合同，总是他们请我吃饭。有一次在上海，签完合同，我习惯性地问任仲伦：“任总，回头咱们到哪儿吃？”任仲伦哭笑不得，难得发了一回飙，讥讽我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铁公鸡”，一毛不拔，让一旁的吕超大笑起来。

江山代有才人出。吕超用10年的时间成功创办了一家优秀的影视文化企业——上海耀客。上海耀客出品了许多优秀影视作品，成了国内重要的影视制作机构之一。耀客成功拍了两部根据我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突围》和《大博弈》。有了耀客这样的专业机构出品承制，我下海“冒险”的时代结束了……

我的创作和影视作品转化的经验证明，文学作品的成功转化是需要相关领导和文学影视政策的支持和包容的。

来源：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