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4年第2期P19—20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摘自《史学月刊》2023年12期，张云华摘
朱绍侯先生是当代中国著名历史学家。他从事研究工作七十年，出版各类著作十余部，发表论文两百余篇。他的系列专著如《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军功爵制研究》等，都是相关领域的扛鼎之作。他主编的十院校本《中国古代史》是国内影响最大的古代史教材之一。然而鲜有人知道，朱先生学术生涯最后二十多年花费心力甚多、至为牵挂的学术事业，乃是主持校注《今注本二十四史·宋书》。2020年7月，15册、总字数将近400万字的今注本《宋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2022年7月23日，朱先生溘然长逝。2022年10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报》第5版“绝学回响”栏目刊登了朱先生撰写的《谈谈今注本〈宋书〉》，那是他一生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可以说，朱先生学术生涯的晚年时刻心系《今注本二十四史》，今注本《宋书》是他学术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注本二十四史》是国家“十一五”“十四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项目规模庞大，卷帙浩繁，全书预计1.4亿字、600余本，海内外50多所高校、科研机构的300多名史学工作者参与其事。1994年10月8日，《今注本二十四史》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开笔典礼，由著名历史学家张政烺先生担任项目总编纂。编委会随即着手为二十四部正史和各史单列志书遴选主编。主编承担着选定底本、制订编纂细则、组建项目团队、督促工作进度、审定全稿、撰写前言等任务，既要有厚实的学术根基、较大的学术影响，还要有较强的学术组织能力。经过多方考察，编委会聘请朱绍侯先生为今注本《宋书》主编，时在1995年初。
朱先生治学领域宽广，关注时段悠长，特别重视结合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来考订古代名物制度，学养深厚，这正是今注工作非常需要的。就时间维度而言，《宋书》反映的是刘宋一朝的历史，但是往往溢出宋域而上探魏晋，其中所涉大量典故，又多出自两周秦汉，这就需要注释者和审读者具有较长时段的历史眼光和史学积累。朱先生治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视历史研究的溯源性、过程性考察。朱先生主治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上溯及西周，下延至唐宋，这一特点，有助于更好地解决今注中大量典章制度及典故的注释问题。就专业维度而言，《宋书》注释以人名、地名、职官制度为主，需要注释者具有宽展多样的研究领域。朱先生善于从人物角度展开历史研究；对历史地理，特别是名人地望同样特别关注；长于制度史研究。朱先生曾担任过河南大学历史系主任、河南大学出版社总编辑、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常务理事、河南省历史学会会长等职务，主持过不少集体编纂项目，项目组织管理经验相当丰富，这些经历和经验使他在主持今注本《宋书》过程中，始终稳扎稳打，从容处变。
朱先生接受今注本《宋书》主编一职后，立即物色专家，组建校注团队。他在底本选择方面，也显示出独到的经验。他选择了中华书局点校本作为工作底本，理由是中华本对三朝本、监本、毛本、殿本、局本、百衲本等众多版本进行了认真细致的互校，又通校了《南史》《建康实录》《册府元龟》《资治通鉴》《资治通鉴考异》《通典》等，充分吸收了前人校勘成果。与此同时，朱先生在编委会提供的《今注本二十四史编纂总则》基础上，制定了《今注本〈宋书〉编纂细则》，作为校注工作的纲纪。今注本《宋书》校勘、注释进展顺利。2007年12月，王大良先生承担的校注任务修改完毕，朱先生审核一遍之后，于12日寄给编委会审查，并在信中说：“到此为止，今注《宋书》的‘本纪’和‘列传’已全部交齐。我建议编委会和出版社，对已完成的书稿可先行发排，并作编辑和校对工作，等《礼志》完稿后，很快可以出书了。”
关于今注本《宋书》的学术价值，朱绍侯先生在与龚留柱先生合撰的《〈今注本二十四史·宋书〉的学术价值》一文中已有详细阐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21年第6期）。在笔者看来，今注本的开创性、权威性以及“前言”中反映出的朱绍侯先生的史学观念，同样值得关注。
沈约《宋书》成书以来，校勘者有之，如中华书局点校本；补志表者有之，如清人万斯同《宋诸王世表》，郝懿行《补宋书食货志》；考订者有之，如孙虨《宋书考论》；白话译者亦有之，如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宋书》，但一直没有通篇注释之作。今注本《宋书》从治史者角度出发，把书中出现的人名、地名、职官、典故以及所有涉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社会生活中的有关制度、习俗及疑难字句，全部予以注释；再加上纠谬勘误，即把书中存在的失误之处全部以注释的形式订正过来，以期实现释疑解惑、疏通史实的目的。如朱绍侯先生所言，通过校注，“让对《宋书》有兴趣的当代人，在阅读了今注后，可以比较准确地理解《宋书》的内容，把握刘宋王朝的时代大势和关键所在”。从这个角度讲，今注本《宋书》是一部填补学术空白的、具有开创性的正史文献整理著作。
今注本《宋书》的开创性，得到了学者的认同。对于今注本《宋书》的开创性，朱先生本人并不讳言，但是他仍然非常谦逊地表示，今注本《宋书》的开创，是在中华书局标点校勘本基础上的开创。对于今注本《宋书》的质量评判，他说，“我们不敢认为这是最好的注释本《宋书》。我们知道挑剔别人的错误容易，而自己不出错误实难。以我们的浅陋学识，从事这样一种难度较大的开创性工作，又因我们是多人共注一部书，尽管有主编统一把关，其失误之处，甚至互相矛盾之处，在所难免”。值得注意的是，今注本《宋书》出版当年即获评“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2020年度重大成果”。这个奖项可以视作对其质量和价值的肯定。
朱绍侯先生撰写的今注本《宋书》“前言”，开篇先介绍刘宋一朝的大势，接着从“《宋书》作者沈约的身世”“《宋书》成书历程”“对《宋书》的简介和评价”“今注《宋书》的工作”等四个方面续次展开，既是全书导序，又是目前所见关于《宋书》较为全面、至为深刻的研究作品之一。与此同时，它还因反映朱绍侯先生的史学观念而闪耀着思想的火花。朱先生治学注重实证研究，而实证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就是尽可能占有更多的史料。他对史料的重视，在今注本《宋书》“前言”中亦有体现。《宋书》中收录了大量当时名家的奏议、书札和诗文，后世有人因此讥讽沈约及其《宋书》失于繁杂。朱先生却认为，南朝刘宋六七十年的历史资料，主要依靠沈约编撰的《宋书》得以保存至今，沈书之不厌其烦，反而体现了其善于保存史料的优长之处。正由于此，后人才可以从中直观地了解当时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既真实又详尽的细节，才使得后人对于社会历史的全面研究和把握有可靠的抓手。
有学者指出，朱绍侯先生“是实证史学研究中实践唯物史观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典范”。朱先生的这个治学特点，在今注本《宋书》中也有体现。《宋书》中设有《索虏传》，记录了与刘宋对垒的北魏政权的历史。现代学者对传名“索虏”多有非议，认为这是沈约大汉族主义的体现。朱先生指出，“其实当时北方人称南人为‘岛夷’，南方人称北人为‘索虏’，这种双方间的互相蔑称，的确反映出一种狭隘的敌忾情绪。但在当时如不这样称呼，就涉及对敌国的政治态度问题，所以只要是南朝人写《宋书》，北朝人写《魏书》，都避免不了‘索虏’‘岛夷’这类蔑称。对此应有历史主义的认识，既批判其狭隘性，又承认其不可避免性。”这个表述，与他在《如何认识和处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和民族关系问题》等论著中的史学观念是一脉相承的。
朱先生曾说，“我们进行历史研究，绝不是要发思古之幽情，为研究而研究，而是一定要立足于当今时代，回应时代给我们提出的新问题……历史研究的课题和内容一定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随着现实需要的发展而发展，是一定会与时俱进的……我们的学术研究成果和中华文明优秀传统将不断地向外传播”。当今时代给史学工作者，特别是中国古代史研究者提出的一个新问题，就是如何通过每个人的努力，做好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