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5期P21—P22
作者：徐士彦 张鑫 单位：云南大学经济学院，摘自《经济思想史学刊》2022年4期，张天悦摘
《经济学方法论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是经济学方法论研究者的主要学术阵地之一。该刊通过组织一期专题——“经济学方法论和经济学哲学：过去、现在和未来”，回顾和总结该研究领域自2000年以来发生的重要进展。我们有选择性地基于此次专题中的文献资料，对近20年来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主要发展趋势进行概括性的说明。这些趋势的出现意味着经济学方法论的学科性质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
第一个趋势是就经济学方法论的学科归属问题而言，即经济学方法论正在向经济学哲学（Philosophy of Economics）转换。近20年来，经济学方法论越来越倾向于作为科学哲学专业下的一个研究方向，而不是作为经济学专业中的一个研究类别。方法论者不能再在完全等价和可替换的意义上同时使用“经济学方法论”和“经济学哲学”这两个术语，因为后者更倾向于表明一种哲学专业的职业归属。在这一趋势中，两个术语的语义间究竟存在什么具体的差异，以及经济学哲学对经济学方法论究竟是一种替代还是平行式的拓展，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
第二个趋势是就经济学方法论与其毗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关系而言。经济学方法论显然与经济思想史和非正统经济学密切相关，因为经济思想史和非正统经济学是体系化的经济学方法论研究赖以形成的策源地。但近20年来，方法论者不仅倾向于使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思想史脱离关系，也倾向于回避非正统经济学。其结果是，“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学方法论的关系已经明显弱化”，同时“侧重于非正统经济学的方法论的重要性正在不断下降”。
第三个趋势是就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主要考察方式和考察对象而言。20世纪时，麦克洛斯基曾提炼了“大写的方法论”和“小写的方法论”的区分，以体现方法论研究中的“规范性分析”和“描述性分析”差异：前者参与的是某种哲学体系是否适用于经济学的讨论，更着眼于评价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性质及地位问题；而后者更多的只是参与描述现行经济学家在实际的科研工作中的方法论实践。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方法论者遵循着麦克洛斯基等人的呼吁，实现了从“大写的方法论”到“小写的方法论”的转换。如今的方法论者只在特别细致和非常具体的意义上对经济学家在日常工作中所用到的研究方法及其问题感兴趣，并更加关注在21世纪才出现的有影响力的经济学研究项目，特别是行为经济学、神经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从而忽略了经济学的其他发展。
当然，上述三个改变经济学方法论学科性质的主要发展趋势并非相互独立，而是互相关联，甚至可以说是互为因果的。事实上，其中的任意一种趋势都为其他趋势的出现提供了条件。从“大写的方法论”到“小写的方法论”的转换实质上驱逐了经济思想史学家和非正统经济学家传统的方法论研究思路，尽管这严格来说并非出于麦克洛斯基的本意；而与经济思想史和非正统经济学的分离，又进一步弱化了经济学方法论从业者在经济学系谋取职位的现实条件，从而将方法论者逐渐逼迫到了哲学系，导致了在学科归属的问题上经济学方法论逐渐向科学哲学倾斜；反过来，正是由于现在方法论者大多由哲学家构成，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考察经济学的历史和了解非正统方法不是完全必要的，这样一来，由于对经济学思想体系的了解不够完整，又只能加剧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考察对象向“小写的方法论”转换。
其中，关于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思想史和非正统经济学的分离，源于主流经济学对这些领域的压制，即通过改变经济学的教育环境，将曾经作为经济思想史学科组成部分的经济学方法论驱逐出了经济学专业，从而切断了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思想史及非正统经济学的联系。主流经济学对非正统经济学进行压制早已不是什么秘闻。但是，即使是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期，美国非正统经济学的学术传承也没有因为政治迫害和国家机器的介入而被迫中断。之所以如此，部分的原因在于经济思想史专业为非正统经济学家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职业庇护所，加之两者都对历史—制度的分析方法展现出了偏爱，这使得在大学中教授经济思想史不仅成为非正统经济学家的主要谋生手段之一，也让经济思想史课程成为传播非正统经济思想的主要媒介。然而，这种情况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开始急转直下。在1965年至1984年间，美国经济学博士培养体系中的经济思想史课程开办率从原先的42%下降到了35%，大多数学校要么将经济思想史从必修课改为选修课，要么索性停止授课，并且这种情况还在持续不断地恶化。其背后的根源在于，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看似客观的但实则是被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机制的美国经济学顶级期刊排名和经济学系排名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由于一方面这样的排名完全是按照新古典主义的思路构建，另一方面能否斩获高排名与学术质量（从而与教学质量）的评价体系直接挂钩，导致了作为排名竞赛参与者的高等院校将经济思想史专业视为无益的（甚至负作用），进而在本科和研究生的教学计划中取消了经济思想史课程。
在大学课程计划中大幅减少经济思想史课程为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带来了两个结果，也即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另两个发展趋势。
我们认为，米洛夫斯基的“科学社会学的涡流模型”有助于减轻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思想史和非正统经济学的分离现状，从而推动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回归到“宏大视野”，使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实现其根本的反思目的。在所谓的“科学社会学的涡流模型”中，“科学社会学”指将自然科学的概念或观念和社会科学的概念或观念相联系起来的一种考察方式，而“涡流”一词指明了它们以何种方式相互联系起来，即一个领域通过隐喻地投射在另一个领域中获得合法性证明，反之亦然。在米洛夫斯基看来，这个模型的优势在于一方面为讨论相同的词语在不同的语义学情景中的交互创造了空间，另一方面则为这种隐喻的流动指明了方向性，从而能够帮助研究者通过一种广阔的视野来解释和把握不同学科的历史变化，以及在学科的历史变化中提炼出它的不变性，从而便于创造一个“对于科学史，以及对于认识论中的各种争论……的丰饶角”。
“科学社会学的涡流模型”有助于改善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思想史和非正统经济学的分离现状的理由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科学社会学的涡流模型”是一种历史的分析方法，要求将对经济学史的考察和对科学史的考察结合到一起。在经济学方法论全面转向经济学哲学的今天，科学哲学家们通常对于科学史非常熟悉，通过“科学社会学的涡流模型”的应用和推广，有助于再一次将面向经济学史的考察内容带回到方法论者的视野中。
其次，在“科学社会学的涡流模型”中，非正统经济学的方法论立场不是预先被设定的，而是在探究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形成的。由于正统和主流的经济学发展一直以来和自然科学的发展紧密相连，后续的探索欲望能够将方法论者的研究重心从主流经济学身上转移开，带入到非正统经济学真正发挥关键作用的话语领域中去。
最后，上述这种后续的探索欲望有助于使方法论者不止步于解释和评价经济学理论，也为方法论者参与到新的经济学理论的构建活动中提供了可能。米洛夫斯基通过其对于“科学社会学的涡流模型”的运用提供了一个少见的案例：其社会价值理论不仅剔除了在传统的经济学价值理论中被误用的“能量”隐喻的成分，也修正了在制度—演化经济学的学术传统中被过于强调的“价值学”（Axiology）倾向，从而让后者找到了回归到“市场学”（Agoralogy）的关键路径，让制度—演化经济学的社会价值理论从纯粹的道德判断转向“将数学的严谨性和对历史偶然的敏感性结合起来，将作为护身符的数字与对符号结构的关心结合起来，将使用权利和义务的语言与对社会秩序的构建性认知结合起来，将个人自由与社会决定结合起来”，同时也为寻求更广泛的非正统经济学共识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基础。总而言之，这种能让方法论者真正参与到经济学理论发展过程中的方法论研究进路，无疑对持有任何倾向的方法论者都具有很强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