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杭州医学院”5月19日微信公众号消息，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病毒学家、浙江省医学科学院（现杭州医学院）研究员毛江森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5月18日15时15分在杭州逝世，享年90岁。

毛江森，1934年1月出生，浙江江山人。1957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先后在中国医学科学院、甘肃省卫生防疫站、浙江省医学科学院（现杭州医学院）工作，曾任浙江省医学科学院副院长、院长。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毛江森长期从事病毒学研究，早期主要开展脊髓灰质炎病毒疫苗和细胞培养技术、干扰素等方面的研究，是国际上较早推断病毒感染时“信息可能从RNA传给DNA”的科学家。自上世纪70年代末起，自主研发甲型肝炎（H2减毒株）减毒活疫苗，为我国控制甲肝大流行做出杰出贡献。

2018年，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本报记者曾登门拜访，与80多岁的毛江森话科技体制改革、谈科技成果转化，共同探讨如何为浙江创新强省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现将2018年采访的报道附后，让我们重温这位著名的病毒学家奉献的一生！

毛江森：甲肝克星 科改旗手

本报记者 甘玲

“我的数学成绩是全班第一。” 眼前这位头发花白、耄耋之年的老人说到这里时，骄傲之情溢于言表。正是这些求学时代的荣光，预见了日后他在科研领域卓越的成就。

从事医学病毒学研究近40年，毛江森与甲肝病毒结下不解之缘，他研制出的甲肝减毒活疫苗，是我国载入史册的一项重大科技发明成果，为人类医疗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顺应20世纪末科技体制改革的浪潮，毛江森将自己倾注十多年心血研制而成的甲肝疫苗研究成果作为技术入股，化知识为资本，成为浙江省乃至全国科技成果转化的创新范本。

值此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记者登门拜访，与84岁的毛江森共叙往事。谈起那段峥嵘岁月，他由衷感慨，是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政策把国民经济从濒临崩溃的边缘带上了一条康庄大道。

偶然的机遇 他与病毒结下不解之缘

1934年，毛江森出生在浙江江山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从呱呱坠地到幼学之年，体弱多病似乎成了这个孩子生活的常态。由于缺乏营养，毛江森的个头很小，念高中的时候还只有一米五几，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矮得不得了。”

别看他身形瘦小，学习成绩却是班里拔尖的，尽管体育不达标，校长还是让他破例升级。1949年，毛江森考入了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开始探索小山村外的那片广阔天地。

他回忆说，在杭高就学期间，自己读书好，老师很喜欢。看他这么矮小，老师便送给他一瓶鱼肝油，吃过之后个头竟猛长五厘米，超出了一米六。

“鱼肝油不是贵，买不到的。”毛江森觉得，这瓶鱼肝油不仅帮他解决了一个大问题，也让他真切感受到了杭高的温暖。无论是彼时懵懂的少年学生，还是如今作为著名的医学病毒学家，他都打心眼里感激杭高。

那年海军来学校招兵的时候，毛江森也随大流报了名。当晚10时多，物理老师沈廷华特意找上门，帮他进行了一番“职业规划”，鼓励他应该好好复习去考大学。

“我母亲让我念医。”毛江森说，听从老师的建议报考大学后，他踏上了漫漫学医路。

1951年，高中还未毕业的毛江森考上了国立上海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从那以后，行医救人成为他最大的理想和目标。

“非常想念我的母亲。”提及于此，毛江森眼眶略显湿润。他深感考大学和选择学医是自己人生走得最正确的一步，老师和母亲便是这条岔路口上的明灯。

得偿所愿，喜欢做研究的毛江森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从事病毒科研工作。起初他对病毒学并不是很了解，也没有兴趣。钻进去之后，他发现这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科，也开启了自己探索未知生命体的新征程。

这期间，聪明好学的毛江森凭借工作中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对科研的一片热忱，受到所在病毒系主任——我国医学病毒学奠基人、中科院学部委员黄祯祥教授的青睐，被提为助手，共同开展干扰素的研究。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与探索，他们发现乙型脑炎病毒——鸡坯细胞系统是良好的干扰素生成系统，并在此基础上潜心钻研，开创了我国干扰素研究的新领域，建立了一个新的病毒——细胞干扰素产生系统。至此，毛江森与病毒的“缘分”便再也解不开了。

与科研为伍 一生以消灭甲肝为己任

1978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迎来了科学春天。同年，改革开放的春风拂遍神州大地，翻开了中国历史新的篇章。也正是这一年，毛江森从西北调到浙江杭州，在浙江省医学科学院继续从事病毒研究工作。

已过不惑之年的毛江森花了半年时间，跑遍浙江杭州、宁波、绍兴，江苏苏州、常州一带，开展病毒性疾病的调查。他发现，甲肝这种传染病发病率极高，严重威胁着老百姓的健康。

江苏省吴县的一个年轻人在河里游泳，呛了一口水便得了黄疸肝炎。背靠钱塘江的杭州袁浦村前有一条小河，河头的一户人家得了甲肝后，河水流经的所有人家都被传染了。

毛江森说，一个村里42%的人生了病，最多的有一家五口全部得了黄疸肝炎，家里连做饭的人都没有。这些感染病例深深触动了毛江森，他下定决心要进行甲肝病毒的研究，想办法搞出疫苗来，把它解决掉。

为了“揪”出坏病毒，毛江森带着研究组人员每日挨家挨户收集甲肝患者的粪便。因为病毒就潜藏在粪便里，只有将它从中分离出来，才能开展研究。这样一小包一小包收集的足以装满两大冰箱的粪便，成为日后研制出甲肝疫苗的有力依据。

上世纪70年代末，毛江森的研究团队分离出了甲型肝炎病毒（HAV）。他们发现红面猴和恒河猴对HAV有感染与免疫反应，由此建立动物模型，证明甲肝有隐性感染，并且还发现了HAV在组织培养细胞内质网中的增殖现象。

1988年春，上海甲肝大流行，仅一个月就有30多万人集体发病。同年，毛江森和研究组人员经过长达10年的钻研与摸索后，成功培育出甲肝减毒活疫苗毒种（H2减毒株），给“劫后”惶惶不安的人们带来了希望。

又经过4年的工艺研究，甲肝减毒活疫苗临床使用安全有效，终于获卫生部批准开始大规模生产和推广。疫苗的问世大大降低了我国甲肝的发病率，毛江森也由此成为名副其实的“甲肝克星”。

1991年11月，中国科学院增选了210名院士（学部委员），毛江森名列其中。在他心里，成为院士并不是个人荣誉，而是国家为科学家们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服务于人民的一个机会。

此后数年，他组织研发技术人员对甲肝减毒活疫苗的生产工艺进行了一系列创新和改革，用细胞工厂代替传统转瓶培养细胞，取得不含明胶的新型冻干保护剂，增强疫苗病毒的抗氧化能力和热稳定性，进一步提高了疫苗的生产效益和质量。

“甲肝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了严重威胁和痛苦，疫苗是病毒学里非常有效的武器，只要用得好、选得好是可以消灭病毒病的。” 毛江森说，自己的任务就是为消灭甲肝打下基础，现在可以说做到了。

科改浪潮中 他是领头沐浴春风的人

改革开放40年，也是浙江科技体制不断焕发活力的40年，毛江森正是这场变革的见证者和亲历者。科技政策和科研环境的发展不仅让他找到了正确的科研方向，也为广大科研人员吹响了冲破“经济藩篱”的号角。

1998年，浙江在全国率先颁布了《浙江省鼓励技术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若干规定》，允许高校、院所科技人员办企业，转化职务成果，积极推行技术入股。

2000年，在浙江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浙江省医学科学院普康生物技术公司顺利改制成股份制公司。时任医科院院长的毛江森以甲肝疫苗研究成果作为技术入股，获得了普康公司2000万股的股份。

这一创新之举在浙江省乃至全国引起巨大反响，毛江森成为科改浪潮中的弄潮儿和擎旗手。作为技术入股的先例，甲肝减毒活疫苗的研制和产业化成为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的重大典型。

资料显示，自1992年甲肝疫苗投放市场以来，普康公司共生产疫苗约1.8亿人份，受益人群覆盖全国，经国家“九五”攻关研究证明，甲肝疫苗的保护效果达95%以上。

目前，公司生产的甲肝疫苗已出口印度、危地马拉、乌兹别克斯坦、菲律宾、泰国等国家，在国际市场得到进一步推广和应用，造福大众的同时也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科技成果转化一直是科技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毛江森的成功案例无疑给众多在科研领域彷徨的专家学者们树立了标杆。无数科研人员紧随其后，将科研成果与市场接轨，实现产业化。

40年来，浙江不断强化成果转化激励机制建设，出台了《浙江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浙江省科技成果转化奖励办法》等一系列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的利好政策，引入市场机制，鼓励科技人员主动服务、转化成果，极大地激发了科技人员的科研热情。

2016年，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杨灿军团队的海底观测组网接驳系统技术实现成果转化，12项专利成果作价3000万元入股，团队成员分享了成果转化股权70%的奖励。省科技厅相关人员表示，这得益于浙大“科技成果作价投资净收益按学校30%、成果完成人70%进行分配”的举措。

2017年10月，修订版《浙江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正式施行，首次明确职务科技成果权属奖励制度，规定政府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学校可以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奖励给职务科技成果完成人一定比例的科技成果权属份额。对重要贡献人员的成果转化奖励比例不低于70%的政策也随之惠及浙江全省科研人员。

“科技成果转化是大势所趋，不能像过去那样，国家不投资，科技成果就转化不了。”毛江森说，无论是科技成果转化还是科研奖励的增加，都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科学家极大的鼓励，对国家、对百姓、对个人都是好事。

也正是有毛江森这样一批学识厚、眼界宽、魄力深的科研先锋，从科技体制改革的春风里款款而来，为浙江创新强省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添薪加火，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来源：科技金融时报、杭州医学院

编辑：江英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