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上午，随着一声长笛，武汉核心区的最后一艘趸船被拖带着缓缓离岸，即将结束它在长江月亮湾水域长达半个世纪的修船厂生涯。

趸船，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但对江边长大的武汉人来说不是。它通常是固定在岸边作为船泊停靠的“浮码头”，又被船员称为“死船”。武汉的长江、汉江两岸曾簇拥着大大小小的趸船码头，供来往的船只装卸货物、上下乘客或检修保养，今年2月到5月，长江、汉江核心区的189艘趸船和103个码头全部被迁移或拆除，江面上上演了武汉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趸船流动，船上的人也向着不同的方向散去。

“人民13号”趸船 作者摄

最后的那一艘趸船，叫“人民13号”，人们也习惯叫它之前的名字“汉口船厂”，是武轮坞修码头基地16艘靠泊用趸船中最年迈的一艘。从四月底到五月底，船上的人们在“慢慢搬家”和“照常工作”的交错中度过在月亮湾水域的最后一个月。

上“死船”当水手

4月30日傍晚，船上旧脸盆里的月季依旧沐浴在余晖里，两个水手正合力抬起几根木条。水手老刘打开手机翻出长江水位公告对着旁边的水手说到，“看，明天起码要涨300。”他们说，船只要一天还没搬走，他们水手就要守在上面一天。水手现在又被称为船员，“让船永远保持‘死’的状态"便是他们的日常工作。

（老刘，右 余文嘉摄）

“死”船死得并不安心，特别是这种上了年纪的，船员们需要24小时巡查观测动向，至少保证其不被江水推走，要是“死”船哪天诈尸了便会出大事。上世纪90年代，武昌造船厂的浮吊船缆绳在晚上被大风刮断了，浮吊顺水就把长江大桥给撞了，“判了两年刑！” 当了快40年水手的老刘提起这件事还觉得心里发怵。船与墩桩之间靠的就是钢丝缆绳固定，刚买回来的钢筋都是直的，需要水手徒手将其绕成八字形才能做固定趸船和同时牵引行船靠岸的钢丝缆绳。

老刘的水手经历一半属于行船，一半属于趸船。

上世纪80年代，刚成年的老刘就跑上客轮当了水手，他说他喜欢在江上航行的感觉，发动机的哒哒声，清脆的鸟叫声，摩肩接踵的船上行人发出的欢笑声，全都飘进他青涩的梦里。在那个航运很旺的年代，对于拥有着15.5千米江岸线的武汉来说，当船员是人们眼中不错的选择，福利待遇方面都很好。当时的船员口中流行着一个词叫“四海为家”，他们跑船到一个地方，经常停十天半个月甚至一个月，船员们常常就会在那安个‘小家’，“很多姑娘愿意跟我们的”，老刘咧开了嘴角。

但随着其他交通方式的日益发达，周期长、速度慢的客轮逐渐被淘汰，如今宜昌以下的河段除了外事旅游船，已经再不见长航客轮的身影。也因此，老刘于本世纪初转到了“死船”上，没有了更迭的景色，少了攒动的行人，虽然还是做着类似的事，但刚开始还是让他觉得不舒服，也倒好，得益于更灵活的轮班模式，他可以经常回到岸上的家，不再如年轻时漂泊不定。

现在把自己说成是“门卫”的老肖和老刘一样也是在跑船之后转到趸船的，他在上世纪80年代开了三年的行船。高中毕业后，老肖去部队当了兵，复员后由于父亲的关系转到了长航集团，接着考了驾船证，但后来老爷子又心疼他驾船太辛苦，便又把他安排到了岸上，船舶造修他都干过。

长江边的趸船除了忠厚地等待着船舶，也等待着奔波的船员。

机油，酒和挂在船上的尸体

5月7日10时许，雾笼罩着还停着几艘趸船的基地。在月亮湾基地修理的最后一艘船“长航江康”号江轮冒出浓烟准备再次起航。

（即将起航的“长航江康”号江轮 作者摄）

“长航江康”号在3月1日进厂修理，整整修了两个月时间。老肖对这艘江轮“耿耿于怀”，由于它是模仿了日本机舱构造的新型江轮，零件的拆卸与重装对于修理的老工人来说稍有些复杂。作为长江中游最大的修船基地，在去年夏季的时候，这里停靠的船只占满了整个外滩，熙熙攘攘，来一条靠一条，这条船一下坞，那条就马上跟着上，岸边经常停着四五十条船。船舶修理主要靠船坞的沉浮，船舶要修船时，浮船坞先下沉，船舶进入浮船坞的位置后，继而让船坞上升使其两者均露出水面以进行检查修理工作。凭借着“木兰号”等大坞，和比较实惠的价格，基地还吸引了重庆、长沙、岳阳等地的大小船只过来修理。

而负责修船的师傅就不需要像水手一样24小时待在船上，17：00的敲钟声响起，便可以下班回家。暗淡的光，各种拆掉的内部零件，黑色的机油，和几个五六十岁的老工人构成了修理车间的全部场景，弥散着长年积累的特殊气味。虽然7日上午修理的最后一艘船已经起航了，但这里还做着定期检修行船的活儿。

（工人正在检修 作者摄）

修理车间里的齿轮和链条声发出咔咔的声音，沾着黑油又泛着亮光的船舶机舱零件被吊了上来，钳工将对这些零件测量数据，进行清洗然后再装回去。船其实和车一样，发动机都是容易老化的，需要定期地进行保养。今年62岁的林师傅是修船厂的一名电焊工，从1979年进厂到2012年退休，他烧了整整34年的电焊，哪艘船船体破了就需要电焊工去烧补。1976年，在那个疯狂年代的末期，很喜欢读书的林师傅还是随着一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了三年，返城之后，又在国家大力进行工业建设的感召之下，林师傅做了修船厂的学徒工，这一干就是一辈子。烧焊对他来说，可能谈不上热爱，但绝对跟自尊心有关，在技艺本领比拼氛围极浓的“蓝领时代”，他觉得当别人夸赞他焊烧得像艺术品时是他最值得自豪和有尊严的时候。

（工人正在吊出零部件 作者摄）

与机油混杂在这艘趸船上的还有酒。

打牌、喝酒，这是船员们在船上没事做的时候打发时间最常做的事，一排排船舱里就经常有几个要好的船员在一起喝着啤酒，唱着歌，聊着女人。七八十年代船上就配有冰箱彩电，到了现在，年过五十的他们也经常看手机，今日头条成为他们娱乐和信息需求重要渠道，“今日头条上次不是登了那个船被拆，我们这里现在算是‘钉子户’。”老刘谈起了他常看的今日头条。不论是在行船上漂泊的生活还是现在略显无聊的“死船”生活，这群男人们的胃里酒是少不了的。当然喝酒也是在规定的限度内，当班情况下一般是不允许饮酒的。满身机油味的修船师傅和时不时带有烟酒味的水手会聚集在一起吃船上厨师精心烹制的中午饭，排骨萝卜汤，千张肉丝，马铃薯炖牛肉，厨师角色的加入使这艘几乎全是男人的船上又多了一分家的感觉，每天中午也是这饭菜香、机油味、烟酒味三种气味交融的时候。

除了这三种气味外，死亡的气味也常出现在这艘岸边的船上。每一年会有不下十个人被江水冲来挂到这艘趸船上，特别是在夏季雨水多的时候，一大早起来巡查极有可能看到墩柱缆绳上挂着尸体。船员们有时会通知水上派出所的人来处理这些尸体，但由于警察常把尸体打捞到他们船上，渐渐地他们觉得晦气，后来就直接用竹篙戳走尸体，等下游收尸的人处理。

趸船在江水中伫立，但船上的人是忙碌而欢笑着的，也是流动着的。

辗转，下船

在武汉的不断变迁的进程中，这早已不是第一次进行码头港口拆迁了。

武轮坞修总部原来在汉口，后来是要做江滩，不得已拆了那边的趸船，总部就整体搬到了月亮湾的船坞基地，现在的命运就是和青山船厂合并，搬迁至青山区。做江滩、修大桥，每一次城市规划的调整都让这些“死船”流动起来，老刘把这种拆迁形容为“驱赶”，船上的人们很多都曾因拆迁而进行过多次流动，这对他们来说已是非常寻常的事情了。流动也不总是被动的，“哪艘船舒服，哪艘船工资高就往哪艘船上跑。”老刘前前后后辗转的船只到现在都记不清了，他只把自己调侃成“打遍天下无敌手”。而林师傅更是戏剧性地从岗位退休后，又去了其他私企之后回到这艘趸船当个管理人员，拿着双份工资，“我们年龄大了，做不动了，现在又没得年轻人愿意去吃苦钻技术，我觉得如果再过几年，这个技术担当出现一个断层。”林师傅的话语间满是对这个修船业未来的担忧。但不管是从跑船下到趸船，还是因为拆迁或者自主选择而进行工作地点的变化，他们都在辗转中变得愈加从容。

年过五十的老肖和老刘还有几年就到退休年龄了，老肖不再跟着单位搬去青山那边，而是选择去单位办个内养手续每个月拿2000块钱左右的生活费，等过几年再领退休金，也算是“借此机会让自己提前休息”，老刘也不会再去青山那边，但他已经提前找好了下家准备在旅游后继续去别的船上工作几年。

（月亮湾水域岸边贴出的整治横幅 作者摄）

调整中，有的趸船可能只是搬迁了位置，有的船则是全部拆掉当废铁一样变卖。而不同的人对船的感情是不一样的。去年一艘趸船拆除时，老刘的一个朋友拉着全家老小去见船的最后一面，最后还哭了，但他觉得自己对待过的船没有太大的情感，真的已经麻木了。在趸船边钓鱼的老人情绪激动地抗议这种一刀切的做法，“把码头全都拆了，这么宽的江码头都没有了，武汉像个什么样子。”他从小到大都生活在月亮湾水域附近，也见证了武汉码头的兴衰，虽然理解它们退出核心区的是大势所趋，但他不理解不留一个货运码头在这里的这种决策。

6月的武汉核心区已经实现了无货运、船厂码头的预定目标，一批老船员也从流动的趸船提前下船。

一艘艘趸船流动或消融在不断向前进的流水中，宏观的优化调整与船上的人们几十年辗转一样都是在寻求利益最大化，达成了矛盾中的和解。长江上传来孤零零的汽笛声，这些日渐孤单的货船，将聚集在城市的边缘找到暂时的归宿。武汉的江变宽了，和趸船一起渐行渐远的也是老武汉人心中熙攘着船，轰鸣着汽笛的那个故园，一如中国大地上其他事物的流动或消逝时一样，总有一批人目送着它们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