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步伐有些慢，很难看出乔国强是一位癌症病人。他目光如炬，头发浓密，讲话中气十足。岁月和疾病难掩他曾被很多人赞许像“民国公子哥”的清俊。
作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犹太研究所所长，乔国强获得了很高的学术成就。但他说这些都没有老婆重要。
他的妻子姜玉琴，是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研究员兼作家。上世纪90年代，“丁克”（即“双份收入、不要小孩”家庭）概念传入中国，成为高学历高收入家庭的时尚。30年过去，曾经的璧人同样面临疾病与衰老的考验。
2022年，乔国强、姜玉琴夫妇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图书馆。图片由受访对象提供
“能和姜老师生活几十年，值了。”乔国强说，2019年3月确诊时，医生告知他只有三个月到半年时间。一转眼，四年过去了。他总觉得，是爱情，让奇迹发生。
3月2日，潮新闻记者走进乔国强、姜玉琴夫妇之家，与“初代丁克”畅谈别样人生。
重压下的优雅
四年抗癌路，乔国强想到作家海明威的作品集——《重压下的优雅》。
他们的家不大，两室一厅。一进门两个满载的大书柜，地上也密密麻麻堆满书，堪比小型图书馆。窗台有百合花，咖啡机。家居以木质为主。四方小餐桌，淡绿色桌布，上放两套英式下午茶杯。书架空隙，摆满两人不同时期的合照。
家是他们的另一个办公室。乔国强在客厅，姜玉琴在书房。乔是“所长”，负责厕所卫生；姜是“厨长”，负责厨房杂事。晚饭后，夫妇二人挽着胳膊一起散步。这些习惯在癌症发生后依然延续。
住院手术前一天傍晚，乔也邀请妻子一起去常走的小路散步，“再一起走走吧，恐怕以后没有机会了。”
那天晚上，他们谈到死亡。他不惧怕也不回避，认同叔本华“生命实体消失，意志重生永恒”的死亡观，以及塞涅卡“生命重要的不在于有多长，而是有多好”的哲学思想。他平静地对妻子说，我们都是从事文学研究的人，生死是永恒的主题。可能老天给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但姜老师你要好好活下去，写完你那些书……
采访到这里，姜玉琴哭了。乔国强拿出手机，逗趣道：“要不要我放首《二泉映月》，帮你烘托下气氛？”姜的泪眼瞬间泛起笑意。
2019年，乔国强手术前一天，夫妇二人于医院合影。图片由受访对象提供
姜说，丈夫生病后，他们都庆幸没有孩子。他们懂得疾病来临时的挣扎和打击，不忍心让孩子承受，更不忍心让孩子一起担负照料病人的重任。“孩子有自己的生活，如果照料老人和他的事业冲突，也是对孩子不负责任。”
这些年，乔国强的病都由姜玉琴照料，“跑医院的次数比去学校还多”。他们也想过更远的将来、一个人孤单离世的问题。“总会有这么一天，只能靠自己。与其担忧，不如顺其自然。这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养老制度的完善，不是我们个人能够解决的。”
乔国强经历了9次化疗，1次大手术，若干次介入、消融等治疗。疾病本身的疼痛加上治疗的副作用，好几次感觉要“交代了”，但他一直坚持着，翻下身、动动胳膊、喘口气，又“活过来了”。
他说：“人要有信念，精神气不能散，《沙家浜》有句话，‘胜利往往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不能像小仲马的《茶花女》，临终前，气散了。”
有一次介入手术需要病人配合呼吸，不能打麻药，导管、导丝在乔国强体内穿梭，他一动不动，硬扛了两个小时。 “我就想着自己被抓到日本鬼子的特高课去了，我就不招，你能怎么办？” 手术进行到一半，他后背奇痒无比，比疼还难受，他又把自己想成邱少云，“他被火烧能受得了，我也能。”
他从来没把自己当成病人。除了必要的休息外，正常地读书、研究、上课、与朋友聚会。自2019年患病以来，他修订了专著《美国犹太文学》和教材《西方经典思想作品选读》，发表了20多篇高质量学术文章。许多学界人士和好友“庄严肃穆”地来探望他，最后都被他逗得笑呵呵离开。
他经常对姜玉琴说：“我的命就交给你了，怎么治你说了算。”他说，是和姜老师的相遇相知，给了自己好运气，“好像每种治疗、吃的每种药都起作用了”。
精神契合的爱情
乔国强依然记得第一次见姜玉琴，她穿了带花边的咖色裤子，戴一顶白色向日葵图案的太阳帽，“当时我想，哪里来的小土妞。”
姜说：“是很平常的一天，很平常的场合，虽然第一次见面，却感觉很熟悉，在哪里见过。”
乔说，爱情是一种信仰，信则有，不信则无。他相信爱情，也相信缘分。
2015年，乔国强、姜玉琴夫妇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图片由受访对象提供
他说，婚姻适用于庄子的“道，行之而成”。他和妻子共同理解的婚姻之道，必须有精神的契合，以及诸如王国维提倡的格局境界。正因此，两人不会为家庭琐事争吵，也没有你、我的区分。他们相濡以沫，一起向着共同的人生目标和学术理想携手共进。
他羡慕战争年代走来的夫妻，经历苦难和枪炮的锤炼，“在那种情况下，是可以为对方堵枪眼的。”
说到此，乔看向妻子：“姜老师，我说得对吗？”
姜玉琴点点头说，婚姻走到这一阶段，纯粹的性别意识已经模糊，两人的关系不仅是夫妻，更是同仁、朋友、哥们或闺蜜。“我们经常称呼彼此为‘老师’，不是客气，而是把对方当成了同道者。”
他们也会争执，但只要一方伸出友好之手，另一方就迅速迎接，过后一起反思。采访时，面对两人都想回答的问题，他们不约而同看向对方：“剪刀石头布，决定发言顺序！
他们曾深入讨论生育问题，深感责任重大，认为无法保证把孩子养育得健康优秀。人的一生有许多种打开方式，“倒不如来个极简主义”。
姜玉琴说，热爱孩子，不一定要拥有孩子。“养儿防老”是一种功利心态，好像把养孩子当成投资。乔国强说，他不忍心让妻子经受怀胎分娩的痛，更不想妻子因抚养孩子耗费太多时间，“夫妻要互相尊重，姜老师在研究创作方面很有才华，如果束缚于家庭琐事，我会觉得自己太不厚道了。”
他们一致认为，好的婚姻不需要任何外力，更不需要孩子把二人扭合到一起。这是他们的选择，“人生如海，找到自己的那块舢舨”。
2016年，中国教育工会上海市委员会授予姜玉琴、乔国强夫妇“上海市教育系统比翼双飞模范佳侣”称号。家中，两人的婚纱照与学校妇女工作委员会的表彰照片并排放置，前一张照片，两人身着白色结婚礼服，凭栏眺望，如《金粉世家》中意气风发的才子佳人；后一张照片，两人分别手捧奖杯和鲜花，目光尽是岁月沉淀后的坚定与幸福。
他们一同到访许多国家游学、讲座，在泰晤士河旁、多瑙河畔、金色大厅等文化底蕴浓厚的地方留下合影。乔国强喜欢给姜玉琴挑衣服、拍照，在他的镜头里，妻子始终像小女孩一般纯真美好。他们对欧洲的一些小村庄和原野印象深刻，“像真实的伊甸园”，一同在那里聆听小提琴曲《沉思》。
他们没有刻意磨合就达到了生活习惯和思想认知的高度一致。乔国强的理解是，他们遇到时，思想、经历已经有了很高的起点，“基因的吻合度很高”。结婚讲究的“门当户对”，不是财富和门第相近，而是两个人精神的契合。
互相成就的伴侣
生活之余，乔国强与姜玉琴还是学术道路上互相成就的伴侣。
2014年，上海外国语大学推荐乔国强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候选人。经过几轮筛选，乔国强脱颖而出。他总是说，感谢妻子这么多年的支持和鞭策。
他们都喜欢读书、写作。姜玉琴说，从谈恋爱时起，丈夫包里就总带着书，“哪怕5分钟空闲，也要拿出来看两眼”。“我们搬家时，我从旧物中发现一摞一摞的卡片，都是他大学时摘录的资料。一笔一划，写得很认真。我深表敬意。”
乔国强说，他和妻子都感觉有写不完的东西。“甚至睡觉时也在梦里想白天没有解决的问题，有时突发灵感，赶紧从床上跳下来记上两笔。”
因为有热爱的事业，他们不觉得孤独。“生命有限，我们想直达目标，而不是瞻前顾后，被世俗的东西捆绑。”
乔国强主攻外国文学与西方文论，姜玉琴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诗论。时间长了，两人都把触角延伸到对方的领域，“像金字塔一样，越往上越汇集，贯通融合”。他们发挥各自优势，共同研究课题，合名发表文章。
2011年，二人以中西城市文学比较为题，荣获英国Leverhulme Trust项目，这是英国最高学术研究基金之一，夫妇二人两度携手前往英国莱斯特大学研究与讲学。2018年，他们应邀前往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进行学术访问与交流。期间，学校工作人员偶然发现图书馆收藏有姜玉琴的两本学术专著，成为夫妇两人此行的意外收获。
姜玉琴说：“乔老师是我小说的第一读者。他研究叙事学，总是能从专业的角度提出建议。”《粉色蝴蝶》完稿后，乔提出主人公命运的设置，应当以悲剧收尾，才更具震撼力。如今市面上流通的，就是他们两人讨论修改后的版本。
他们在文学上有相同的审美趣味，反感目的性强的丑化，同时认为王尔德《道林格雷的画像》中堕落逃避、人鬼不分的疯狂，是“审丑”意义上的美。
乔国强说，美需要认知，也需要分时代、背景和心境。例如“枯藤老树昏鸦”，在当时的情境下是美，可对即将结婚的新人，便不合时宜。每发表一个观点，他总不忘问一句：“姜老师，我说的对吗？你有要补充的吗？”
姜玉琴说，他们的学术观点经常不谋而合，但也有争执不下的时候。“乔老师的办法是，把扑克牌扔出来，一把决胜负，谁赢了谁就对。”
采访快结束时，乔国强的手术刀口隐隐作痛，他捂着腹部表示歉意。聊至尽兴时，他总是递给记者巧克力。他爱吃甜食，但生病后吃得少了。他说自己有个本事是能吃，化疗期间呕吐剧烈，吐完也要坚持吃。
姜说，她希望借采访机会，向人们讲讲丈夫的坚强与乐观，给其他癌症病人一些鼓舞。“这几年，我有太多感受，现在正以丈夫生病为背景，写一本名为《与ai共舞》的书，希望社会能给予癌症病人更多的善意与关怀。”
乔说，人生总有遗憾，不可能面面俱到，“我们俩发了不少文章，也出了不少书——它们也是我们的孩子，已经挺知足了，不奢求多么完美。月盈则亏嘛。”
他们都说，结婚以来，每一天都活得充实，一路走来，感恩且知足。
潮新闻 执笔 申思婕 鲁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