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水土一方人
佛与众生千百年来生生不息
佛佑芸芸众生
经年累月地注视着人们耕耘与收获
欢喜和忧愁
五代千佛岩
发愿：求真溯源，跋涉天地
平生第一次和石刻亲密接触，已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事了。记得我们从成都出发，经过蜿蜒起伏的老成渝路，费时一天才抵达大足宝顶山，那时拍摄只为一时兴起，也不知所拍对象为何方神圣。
不曾想，这却为我二十多年后系统地拍摄石窟造像埋下伏笔。石刻造像的精美绝伦，佛菩萨威仪中的慈眉善目，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唐代佛龛群
2005年一次行走乡间古道的探寻之旅，却使我豁然洞开：荒山草丛中，一龛长满苔藓的古代石刻造像吸引了我，石像虽风化残损，但慈祥的微笑隐约可辨，石板路上积水的马蹄印似乎在诉说佛与众生的千年故事，霎时万籁俱寂，似闻梵音，犹如一阵清新的风吹过，灵动山间，就此萌发探寻拍摄古代石窟的念想。
唐代佛道石窟
醉心于石刻上千年风蚀的道道石纹和斑斑石花，摩崖石刻上残存的朱砂、石青等矿物质颜料历经岁月洗礼后的迷人光彩，盘根错节的古树和慈眉善目的菩萨一同呼吸旷野的清新空气；特别是那些石刻造像穿过浩瀚历史风尘的端庄静穆神态，千年不变，使人着迷。
由此，我开始系统研究拍摄巴蜀石窟，经年累月地翻山越岭，行走于巴蜀大地。遍访西南石窟造像后，进而生发求真溯源的愿望，追寻佛教石窟传播的步步佛迹。
唐代释迦牟尼涅槃图
追寻：发轫西域，留香巴蜀
自公元前3世纪古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奉佛教为国教后，公元1世纪印度逐渐有佛像创作。敦煌莫高窟第323窟北壁有初唐所绘张骞出使西域之图，印证佛教传入中国系始于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求取佛法这一说法不诬。
以鸠摩罗什为代表的高僧在北方大量译经传道，得到皇家王室的大力支持和倡导，一时中土大地上，高僧大德矢志弘法，晨钟暮鼓不绝于耳，石窟开凿造像也如火如荼地展开。
明代佛道龛
从新疆克孜尔石窟、库木吐拉石窟开始，沿河西走廊的敦煌莫高窟、榆林窟、天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固原须弥山石窟，再由陕北到中原腹地，一路绽放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天龙山石窟、响堂山石窟这样的朵朵莲花。然而，北方战乱却中断了石窟开凿的漫漫“花季”。
柳暗花明，唐朝皇帝两度入蜀避祸，石窟艺术的火种接踵而至，由广元千佛崖、皇泽寺，巴中南龛、水宁寺，到邛崃、蒲江、丹棱、夹江至乐山大佛，再到安岳卧佛沟、华严洞，大足宝顶山、北山石窟，巴蜀大地俨然成为中国石窟这部史书的后半卷，石窟造像艺术达到鼎盛时期。
唐代释迦佛窟
纵观石刻发展的历史，北魏和唐代是中国石窟开凿的两次鼎盛时期，沿着丝绸之路和江河古道，石窟凿造的薪火，渐次在古称西域的新疆、甘肃河西走廊、中原黄河流域和巴蜀大地传播。
魏晋时代以云冈石窟为代表的早期石窟，因明显受印度犍陀罗等艺术形式的影响，石窟造像多呈现“胡貌梵相”，融汇北魏文化的“云冈模式”和“瘦骨清像”风格影响中原并反哺河西走廊。
唐代药师佛龛
龙门石窟及其后的隋唐石窟，更具印度和中国文化融合的特点，形制以大像窟、佛殿窟、塔庙窟和少量禅窟为主，多三世佛、释迦、交脚弥勒、千佛、思维像等，稍晚开七佛、无量寿、倚坐弥勒、观世音和骑象普贤像；唐宋晚期的石窟代表安岳、大足石刻，汲取前期石窟艺术精华，形成鲜明的本土化特色。
此时石窟形制仍盛行大像窟、佛殿窟，摹拟地上佛殿，出现许多道教、儒教，以至儒释道三教合一龛，造像除释迦外，阿弥陀、弥勒、药师等净土和观世音造像等等渐渐复杂，地藏、密教形象风行。
宋代文殊师利窟
留影：佛即众生，众生即佛
我最初拍摄石窟，皆为石窟造像的艺术之美所感召，每每动情于石刻造像穿越千年的岁月沧桑。因而，刚拍摄石窟的那两年，仅仅把镜头对准佛像。
但是，时常在巴山蜀水的乡间看到那些虔诚的人们，他们的劳动生活融入这些古老造像环境之中，与这些石窟佛像可说是生息与共，那些佛与众生自然融洽的生活场景逐渐打动了我。
唐代小佛龛
然而眼前这些延续千百年的人与佛的自然生活状态，正在消逝。事实上，北方的佛教石窟地区已经难以再见到人与佛之间的活态生活场景，巴蜀地区的留存实属幸运。
为此，我在继续拍摄石窟造像本身之余，开始越来越多地把镜头聚焦到生活在石窟附近的人们，如此，石窟造像渐渐成了我拍摄的背景，百姓生活成了我拍摄的主体。
唐代释迦说法龛
这些年来的拍摄，看到那些因为种种原因被改变被破坏的石窟造像，有惋惜也有愤怒。更多的时候我选择客观如实地记录，以我所能，把历史的东西交给历史。
或许有的人不太能理解，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精力去做这件事，但自觉这十年是我人生中最有意义的时段。石窟终究都会有风化入灭的时候，我们的后人，也许不只是要看标本式的石窟造像图片，或者去博物馆的射灯下，看那些幸存的冷冰冰的造像，我想，他们还想知道石窟文化得以延续千百年的文化土壤。
唐代佛龛群
心灵的崇敬，并非宗教的崇拜，而是对人类文化和文明的虔诚。在人类文明的衍化进程中，信仰与宗教意味的创造，不仅是人类文明的起源，更是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