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来广交会演出，你有什么感想？”“我感到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潮白

◎本文责编／张蓓蕾

“花城百花开，花开朋友来。鲜花伴美酒，欢聚一堂抒情怀……”李谷一演唱的这首《迎宾曲》，稍有年纪的人都耳熟能详。歌曲出自广布道尔基导演的电影《客从何来》（1980），反映的是20世纪70年代某一年，广州“花城出口商品交易会”召开时发生的一起商业间谍案。

这个“花城出口商品交易会”，无疑就是广交会。广交会以前的全称是“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始于1957年，每年春秋两季，都是在广州举办。广交会是新中国历史最长、层次最高、规模最大、商品种类最全、到会采购商最多且分布国别地区最广、成交效果最好的综合性国际贸易盛会，即使在“文革”时期也没有中断过，因而有“中国第一展”之誉。前些年，在全称“出”字前面加了个“进”字，成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眼下，第134届广交会又已拉开帷幕。

我之所以将《客从何来》的“花城出口商品交易会”认定为广交会，开幕时来宾集结的广场，以及走进的建筑便提供了明证，那正是广交会在越秀区流花路时的展馆旧址。1985年我负笈广州时，广交会仍然在那里举办。镶嵌在建筑外立面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九个大字，一望而知是郭（沫若）老的手笔。馆址与马路对面的东方宾馆和中国大酒店，不啻当时的广州网红打卡点。与电影中稍有不同的是，我来广州时，展馆的外立面已经换成了当时非常时尚现在也方兴未艾的玻璃幕墙。

虽然我们举办广交会的目的，是要“把友谊的金桥架五洲”，以期“丝绸新路通四海”，但是在来参加交易会的外商中，不能排除混杂心怀鬼胎之人。《客从何来》的主要情节，就是某“外商”通过施展“美男计”攻陷了彼外商的女秘书，窃取该外商所在公司的经济情报，从而干扰乃至破坏该公司与中方“达成交易的可能性”。在我方外事接待人员“杜熊文”的协助下，最后侦破了这起商业间谍案。“外商”败露时表示抗议，我方公安局领导轻蔑地说：“好啊，我倒要看看你这客从何来！”电影中也可看到，彼时参展商还不是脖子上挂着标明身份的胸牌，而是左胸处别着写有“来宾”字样的布条。

当年的广交会可谓盛况空前。曹征执导的电影《羊城奇遇记》（1991）提供了一个侧面：阿昌和发叔从海南陵水来广州寻找前两年来打工的阿香，横竖找不到宾馆入住。某个酒店门口有“热烈欢迎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来宾”的标识，足以说明问题。记得极其普通的中山大学西区招待所，在广交会召开期间也会爆满，也会有那酒店门口的字样。

郭阳庭执导的电影《飞燕曲》（1981）讲述的是“苏沪杂技团”青年杂技演员凌燕，从迷茫受骗到认清真相的故事，其中有一段关联广交会。那是该杂技团接到上级通知，去“为参加广交会的外宾演出”。飞机正从广交会馆址上空飞过，起落架已经放出，因为彼时的白云机场尚未搬迁，距馆址不远。演出就在友谊剧院，馆址的隔壁。我们当年上“语言学概论”时，任课老师安排看了一场粤剧，就是在友谊剧院。在广州，杂技团团长还重逢了侨居新加坡多年、以外宾身份参加广交会的师妹，凌燕也向小韩师傅透露了浓浓的情意。在华南植物园的林荫道上，他问：“这次来广交会演出，你有什么感想？”她答：“我感到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因为有你在。”

文彦执导的电影《血，总是热的》（1983）更直接由1979年的广交会起兴。厂长（杨在葆）在广交会上发现本厂生产的机器印花丝绸无人问津，“一米也没卖出去”，而夜晚珠江边小贩手上很俏的“香港货”，却正是“文革”中被打发回家的本厂设计师（刘信义）设计的手工印花丝巾。面临外贸公司要撤销他们的外销任务，“杨在葆”信心满满地与外商签订了手工印花丝绸生产合同。然而，一旦付诸实施，各种掣肘便接踵而至。比如，“杨在葆”给“刘信义”争取不到正式职工的名分，是因为“你们厂今年没有招工指标，制度规定必须在一年前提出申请”。比如，“出口丝绸的牢度按照国家规定必须达到三级”。“合同上注明牢度只要一到二级，外商只求色彩鲜艳”“他不要也得要！”头尾两句，出自检验局来人之口。又比如，上级责怪产值太低，“杨在葆”坦陈：“机器印花产值是高，可是产品卖不出去啊，积压在仓库里都烂掉了。手工生产产量是低，可是能换来大量外汇，给国家带来实际好处，这你们完全知道，可你们偏偏抱着老皇历。”有一天，“杨在葆”沮丧地对老伴说：“整天拼了个精疲力尽，却不知道对手是谁。”因为面临被审查，“杨在葆”片尾对全厂职工有个“临别赠言”，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一厂之长对国家现状的忧心忡忡，至今听来仍振聋发聩。

大约20年前，广交会展馆搬到了海珠区琶洲地段。巧合的是，我自中山大学毕业后便定居在海珠区，从家中阳台能够眺望到珠江岸边的这组履带式建筑。但在广交会举办期间，我却从来没有像刘姥姥一样进去开开眼界。算是个遗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