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很多外交战线的工作人员都曾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因此北外也被称为新中国外交官的摇篮。但鲜为人知的是，这个摇篮的起点是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的一个小村子——获鹿县（今鹿泉区）南海山村。
服务抗战：我党外语教育和外事工作的起步
中国共产党的外语教育最早可追溯到全民抗战时期。1938年5月，延安成立的马列主义学院开办了俄文讲习班。1939年至1943年，苏军情报组曾驻延安。为了便于合作，当时的鲁迅艺术学院开办了俄文讲习班。1941年9月成立的延安大学也设立了俄文系；1941年3月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成立了俄文队，7月发展为俄文大队，12月改称俄文科（系），1942年5月划归中央军委领导，又成为中央军委俄文学校。1944年6月，为了服务即将到来的美军驻延安观察组，俄文学校改名延安外国语学校，增设英文系，系主任为浦化人。
抗战胜利后，延安外国语学校除英文系部分师生留校外，大部分师生分赴东北、华北解放区承担翻译工作，还有一部分师生转移到刚刚解放的张家口，并加入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外语系。1946年6月，文艺学院外语系和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外国语干部训练班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外国语学院，设俄文系和英语系，浦化人任院长。
我党的外事工作也要追溯到抗战时期，最早的外事机构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外事组。南方局成立于1939年1月，其前身是中共中央长江局，主要代表中央负责在国统区的工作，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由对外宣传小组协助完成对外宣传和一些外事活动。1940年11月，南方局对外宣传小组改称外事组，组长王炳南。外事组的主要任务是与各国驻华使馆联络，尽可能使他们了解中共抗战政策、抗战战绩，争取他们影响美英对华政策，并通过他们牵制国民党反共分裂活动，以利于团结抗战。同时，还与各国记者加强联系，宣传中共。
1944年5月，在南方局及外事组和一些外国记者的努力下，“中外记者参观团”一行21人经国民党当局同意后，到西北采访，之后到达陕甘宁根据地和延安访问。
几乎与此同时，经过各方努力，美军观察组也将于7月、8月分两批抵达延安。为了搞好接待工作和宣传好中共及其抗战，1944年6月，中央决定由军委参谋长叶剑英负责接待，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协助，并成立中央军委外事组，杨尚昆任组长，马海德任顾问。
国共全面内战爆发后，1947年3月，胡宗南部大举进攻延安。在党中央撤离延安的紧急时刻，周恩来亲自安排那些内战爆发前曾在南京、武汉、重庆、北平军调处（指1945年美国上将马歇尔参与国共双方军事调停而成立的由国共美三方人员组成的机构）从事过外事工作和延安外事组的同志们，编成一支外事人员队伍，以防这些人因为战争走散，将来需要时不好凑起来。队伍由薛子正、黄华任正副队长，王炳南任党委书记。不久，队伍转移到山西临县。5月1日，中央决定将军委外事组改组为中共中央外事组，驻地为临县三交镇双塔村，叶剑英任主任，王炳南任副主任，马海德任顾问。
在转战过程中，周恩来一直十分关心外事组的工作，十分重视外事干部的培养，两次写信给王炳南，要求抓紧培养外交干部，为未来的新中国准备外交人才。
1948年4月，中央外事组转移到晋察冀解放区，驻平山县西柏里村，对外称工校英语班。5月，中共中央机关进驻西柏坡。由于环境稳定、条件改善，周恩来开始有比较充足的时间考虑外事工作。此时，正处于国共战略决战前夕，他认为有必要开办正规外事学校为未来的新中国培养外交干部。于是，筹办中央外事学校工作提上日程。
应运而生：在南海山建起我党第一所外事学校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很快就成立了由叶剑英、王炳南、浦化人等组成的中央外事学校筹建小组。刚刚成立的筹建小组两项最紧要的任务就是招收学员和为学校选址。
经过紧张筹备，6月成立了以华北联合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师生为基础的中央外事学校，浦化人任校长。当时华北联大外语学院英语系学生也就四五十人，之后又从华北大学、北平、天津等地的进步大学生和解放区的优秀中学生中招收一些学员。这样，学生就达到了七八十人，也算“初具规模”。
中央外事学校隶属中央外事组领导。外事组主任是叶剑英，当时他还担任了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为了管理方便，外事学校的党政关系属华北军政大学。因此，外事学校也属于部队编制，实行军事化管理。
在招生的同时，又开始为学校选址。经过多方考察，最后把校址定在获鹿县南海山村。首先从方便开展工作的角度讲，这里位置适中，距离华北军政大学所在的南新城村仅2.5公里，距离中央外事组驻地平山西柏里村30多公里，距离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40公里，距离刚解放不久的石家庄也只有15公里，交通上比较便利。其次是这里已经顺利完成土改，政治上比较稳定，经济基础也比较好，加上民风淳朴，村内房屋充足可供师生居住。再次，该村处于山区与平原接壤处，既便于转移又便于隐蔽。所以，综合考虑，南海山村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办学之地。
学生和校址问题解决后，接下来就是教学问题。中央对外事学校的教育十分重视，除了周恩来，刘少奇也参与领导了办学工作。根据中央安排，刘少奇组织召开外事组会议，专题研究学校的教育方针，并作了具体指示，比如：教育方针中，不只要培养外事干部，而且要培养翻译干部；党的建设及思想教育由支部去进行；课程中增加中国近代外交史；外交上之外文译语及各种词类应列入学习课程……
根据刘少奇的指示精神，外事学校很快出台了《中央外事学校教育方针草案》，具体规定了教育方针和目的、课程设置及实施原则、学校组织及领导等。
课程主要是政治课和英语课，分别占30%和70%。政治课主要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知识，解放区建设、国际法和外交政策等。具体安排为每周用一天时间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每天坚持读报一小时，以了解党的最新理论、时事政治、中央文件、整党整风文献等，还要不定期到华北军政大学听报告。英语课内容包括英语发音、文法、阅读、会话、翻译、写作等。因为学员的水平参差不齐，因此学员分为本科班（A班和B班）、预科班（C班）。
学校的最高领导为校长，下设办公室（内设秘书科和组织科）、教务科、总务科。当时的教师主要有马海德（美）、戴维·柯鲁克（英）、伊莎白·柯鲁克（加拿大，女，戴维·柯鲁克的夫人）、白蒂·葛兰恒（女，美）、曹汀、刘耕园、李正凌、周南、吴明、韩丁（美，原名威廉·辛顿）等人，可谓名师荟萃。学员和教师都分散居住在村民家里，受到乡亲们的热烈欢迎和精心照顾。
艰苦办学：为新中国培养首批外交人员
虽然外事学校设在解放区，但毕竟处于战争时期，条件还是很艰苦的。没有教室，大家就在老乡家的院子里、村边的空地上、小树林里上课；没有黑板，就从老乡家里借来门板、木板代替；没有桌椅，大家就坐在借来的板凳或石头上，用膝盖当桌子；没有钢笔，就用高粱杆、小木棍代替；没有墨水，就用红药水代替；没有纸张，就用土纸或者在地上写字；没有教材，教师们就自己编写讲义……
除了教学条件，生活条件也十分艰苦。当时的粮食蔬菜供应十分紧张，师生们只能吃窝头、土豆、小米粥、咸菜。由于限量供应，很多学生吃不饱，经常饥肠辘辘地上课。为了不给乡亲们增加负担，师生们发扬自力更生的优良传统，业余时间自己开荒种菜、修圈养猪。
除了上课、锻炼、劳动外，师生们还要防备敌机轰炸。为此师生们在村外和乡亲们一起挖了七八尺深的道沟，并在道沟两侧掏出三四尺深的洞。敌机轰炸时，大家就躲进洞里。在1948年9月后敌机轰炸频繁时，大家经常半夜起床，带上干粮和水，摸黑躲进道沟的洞里，敌机过后，大家就出来在道沟里上课，天黑以后再返回村里。
1948年10月下旬，有消息说傅作义部队10万余人要奔袭石家庄。由于当时石家庄周围我军兵力空虚，于是开始大转移。外事学校也紧急动员，每人发了一颗手榴弹，28日，大家打好背包、整好队伍开始向赞皇县转移。尽管行军十分疲惫，但休息时大家还是拿出课本争分夺秒地学习。29日下午，大家安全到达赞皇县山里。几天后传来傅作义偷袭失败的消息，大家又于12月5日安全返回南海山。
三大战役期间，随着解放军节节胜利，形势喜人。外事学校的师生仿佛听到了新中国走来的脚步声，紧迫感不断增加，学习更加废寝忘食，天不亮就起床锻炼、早读，白天课程排得满满当当，夜晚又在昏暗的小油灯下继续学习。大家都期望着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多尽一份力。
学生们努力学习，教师们也呕心沥血，比如戴维·柯鲁克和伊莎白·柯鲁克夫妇，在教学中，他们针对学生水平不一的情况，制定了不同的教学方法，对英语水平偏低的学生耐心进行单独辅导。他们和党员一样过组织生活，和其他教师一样穿粗布军装，和大家一样蹲在地上吃小米饭。戴维还经常给大家讲国际形势和国外的一些见闻，以开阔大家的眼界，增加大家的国际知识，这对以后从事外事工作很有帮助。本来夫妇二人打算在中国待一段时间后就离开，但他们被中国共产党和外事学校的事业深深吸引，最后终生留在中国、扎根中国，成为新中国外语教学的拓荒者。
1948年12月，外事学校师生奉命离开南海山到平津前线参与接管工作。北平和平解放后，学校迁入北平。新中国成立后，外事学校隶属外交部领导。1954年8月，改名北京外国语学院，1994年更名北京外国语大学，并沿用至今。
尽管中央外事学校在南海山时间只有半年，但在这里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外交人才。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从事外交工作的周南曾回忆说：“这批学员（外事学校第一批学员）中的大多数人在新中国成立后参加了外交部的工作，成为首批外交战线的干部。”（阎 丽）